老一輩的廣東人，或許還記得「南風窗」這個字眼，流行於上世紀七十年代中。「南風窗」是指廣州人家中那些有港澳或海外關係者。其實就在「南風窗」一詞時興之前不久，人們還视「港澳或海外關係」為洪水猛獸，以各種方式紛紛撇清，很多人要接受所住街道、所讀學校、所在單位的審查，為了免致惹禍上身，焚毀一切海外信件，斷絕親友通信來往，否則隨時都會落得一個「海外關係，里通外國」的罪名。
但類似的恐懼只維持了短短數年，隨著林彪摔死在温都尔汗，文革的紅色神話漸為民眾識破，為了改變物資緊缺、配給供應的貧寒生活，毗鄰港澳的廣東人，首先想到了自已在港澳及海外的親戚朋友。那時如果誰家中有人在海外，就意味著開了一扇「南風窗」，因為亞熱帶氣候的廣州，南風可以帶來陣陣涼意，是許多忍受酷熱煎熬之人求之不得的。
港澳同胞和海外華僑開始回國探親，起初只敢隨身帶些規定限額內的衣物、餅乾糖果和煙酒，廣州人家中客廳常擺有一個玻璃門的櫃子，那些空餅乾罐和丹麥曲奇餅盒，就陣列在里面，空了的洋酒瓶被灌滿紅茶，立在餅盒旁邊。你到親友家探訪若見到有酒瓶餅盒陳放，那家人必有「南風窗」矣。
收到海外寄來的錢叫僑匯，由郵遞員送了一張咭紙，憑咭到邮局取款，附帶可領到「僑匯券」，用「僑匯券」到华僑商店可以買粮油副食品、衣物和自行車等輕工產品。經常有郵遞員上門派唁紙的那户人家，整條街都在傳递有關那家人「南風窗」有多大的傳聞。
隨著海外關係變得吃香，廣九車站門前接車的人群一天比一天增多，至七十年代未，接車的人已經形起两道厚厚人墙，延長至數百米，人人引頸盼 望。下火車後揹大包拎小包的港澳同胞及華僑，氣喘吁吁穿過接車人墙，被一個個歡天喜地的廣州親友接過行李，前呼後擁回家去也。
与內地灰藍黑白的簡陋服飾相比，海外親友帶回來質地柔軟款式新穎的衣褲鞋襪，成了廣州人最愛的首選，穿着它們走到大街上，不知會招來多少妒羨的目光。至今還記得那時才二十二歲的蛙妻，穿著一身淺絳色的連衣裙，我則披着蘇格蘭格子夾克，兩人提著一部雅西卡双鏡照像機外出旅遊，到上海城隍庙吃小籠包，店中客滿，服務員竟勒令正在吃包子的两位中年人離開，把座位讓給我們，那兩人捧着吃了一半還燙嘴的包子乖乖站起了來，讓我心里很是過意不去。
那時候很多人戴著啇標沒有撕去的墨鏡上街，夜里八、九點還捨不得摘下來。還把正在播放鄧丽君歌曲而且音量開到很大的錄音機，帶到公共汽車上，或者挂在自行車扶把上招搖過市。都成了沾染「南風窗」為榮的市民生活特色。
随了接車以及回家後瓜分禮物，送車也是一件大事。上車返港之前，港澳同胞及華僑還要進行最後一次剝衣褲包括脫鞋，把身上最後的東西留給親友才離去。因為他們心里很清楚，對於長年處於物資匱乏的國內親人來說，須要的東西實在是太多了。為了瓜分海外親友帶回的禮物，兄弟反目，姊妹撕打的現象，有時在車站就可以目睹。更有的 「南風窗」之家，為躲避八竿子打不著的遠親以及近友上門索求禮物，尾隨到港澳廳飲茶吃飯，對海外親友回穗採取嚴密的消息封鎖。
在此之前廣州的為人父母者是盼望把女兒嫁給軍人、革命幹部、列車員、供銷員、司機、賣猪肉、鱼佬和粮油店售貨員的。軍属意味著光榮，革命幹部代表權威，而列車員跑車及掌秤操刀，更代表了可以買到票証配給份額之外更多的魚肉油粮与鷄蛋。那時你哪怕認識一個酒樓里的服務員，都可以享受找座位容易、盤子里藏多两片肉，澆多半勺尾油的優惠。
隨著當港澳同胞海外華僑享有的許多「特權」，譬如可以帶進內地见不到的衣物食品甚至彔音機、冰箱、自行車、電視等「八大件」，到酒樓進餐還有「港澳廳」，優先搭乘出租車，可到友誼商店或華僑商店購物。港澳同胞海外華僑逐漸取代某些行業人士，成了香餑餑、搶手貨、搖錢樹，人們開始謀划与爭取把女兒嫁給他們，從而直接在家中開一扇屬於自己的「南風窗」。
家中有女初長成者，可以外嫁，當然不會有真正的感情作基礎，許多如花似玉的純真少女，就這樣跟随年長自己許多的港澳同胞海外華僑離開了大陸。她們幸福與否、快樂不快樂，已經沒有人關心，人們只是看到她們離去後寄回的物質和金錢，而看不到為開「南風窗」而遭遇的不幸和作出的犧牲。
女孩子尚可嫁出去，男孩子就只剩下跑出去------「偷渡」一途。一九七二年和七五年廣東掀起两次偷渡潮，我都投身其中，惜衝線失敗，無功而返。但許多自己相識以及不相識的青年男女，在為家庭開一扇「南風窗」的冒險中，付出了寶貴的生命。
「南風窗」蘊含著大陸文革年代廣東地區民間自我求变的歷史，它不僅突顯了趨光避黑的人類天性，也淺白地印証了社資的孰優孰劣。改革開放之门的敞開，使「南風窗」不再引人傾羨，許多人過上優渥的生活，勝過當年百倍千倍。但這不代表我們從此可以有錢大晒、驕橫霸道。
財富和金錢不是用來攀比或歧視貧賤困窘的，在「南風窗」年代，幾近赤貧一無所有的我們，得到的是同胞近乎有求必應的接濟与饋贈，他們之中除了少數商賈其實并不富有，那時有的僑胞為了回國省親，盡可能滿足眾多親友的要求，花掉了自己多年的積蓄。但在整個「南風窗」年代，除極個別的勢利之徒瞧不起人之外，絕大多數的港澳同胞和海外華僑，是抱著最大的同情、鄉情与感情，為親友紓困解難的。
回看「南風窗」年代，可知我們经歷了「長貧惡抵」的飢渴、淺薄虛榮与一副墨鏡都能帶來的小小滿足，懂得匱乏的難受与恐怖﹔那末，我們就更加沒有理由「暴富惡睇」，只上了區區幾級台階，就沒有文化地狗眼看人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