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回想起来，当初如果老老实实地呆在工厂里打工，说不定房贷也早还清了，经济也宽裕了。可我偏偏要想入非非的去念什么书，而且是在1994年拿到永居身份之前以海外学生的身份来读书，赔上昂贵的海外学生费，读得辛苦，活得也辛苦。更要命的是在选专业的时候也没花些功夫调查一下专业的“钱”景，胡乱选了自认有科学味的临床生化――分子生物学，尽管学得兴趣浓然，岂知学完后找工作这么艰难。好不容易在毕业后的1996年找到一份新英格兰大学的研究工作，三年的项目合同，三年的研究经费，可三年后，老板没能申请到新的经费，只好卷铺盖走人。
找不到合适的工作，只好继续攻读学位，至少还能拿一份奖学金。那已经是1999年了。学历是越读越高的。最后，终于在2006年戴上悉尼大学的博士帽。2007年，又出了专业书。当出版商千方百计跟我联系上的时候，我觉得头上幸运星高照，着实是激动了一阵子－－有命运之神的关顾，我似乎能飞越高空，超脱凡世了。但实事是，我最终还是敌不过高处的寒流，还得回归现实。
博士其实什么都不是。看上去好像是尖塔上的一颗金星，倒不如一个普通的砖瓦，几乎那个建筑都离不了它。自从我拿到尖塔上的一颗金，几乎找不到一个完全吻合的专业来镶嵌它。其实不完全吻合并不重要。本人本专业还是有一定范围的适应性的。关键是雇主的挑选余地太大，总想在众多的申请者中挑上最吻合的。如果低就一些较普通的职位，能中选的希望似乎更渺茫，因为申请者的队伍已从一个排壮大成一个连。有的雇主还不希望在这个位置上塞一个高学历的雇员。 用他们的术语，就是“超资格”的。如果不想被他们看成是“超资格”的，只有在简历上删去最高学历。这样，本人就变得毫无长处，更没希望了。
在这漫长的于无希望中寻找希望的瓢泊中，在已经变得麻木的不自觉地发送申请的机械动作中，突然在漫长的2007年的某一天，接到一个要我去悉尼理工大学面试的电话。面试对我来说并不陌生，我已试过几次了。有的面试显然是装门面的，因为在发送广告之前早已物色好人选，只是按规定这个形式一定要走，以示就职机会的公平。我当然无法分辨哪些广告是属于此类的，所以凡有面试的机会我是绝不会错过的。这次的面试我本来就不抱希望的，因为在电话中我已被告知他们想找的人不是我这种的，只是他们还是想给我一次机会。这是一个为自然科学系生命科学部研究人员服务的技术职位，并不是我想找的研究工作。这是一个较低层的职位，并不需要我的尖塔上的一颗金。但我还是在心底里祈求上帝，希望能得到这个职位。
面试出乎意料地简单，没有像往常那样由包括一位人事部职员在内的三人以上组成的“审讯团”来问话。跟我谈话的开始只有一人，费利浦。后来他又带我去见一位叫麦克的人。他们向我介绍了这个职位的基本任务。我使尽浑身解数，力陈我完全能胜任。他们后来又带我去实验室，给了我一个小小的考试，问我使用超速离心机的方法。我有点傻眼了。我还从来没用过这种机器呢。我告诉他们，根据我以前在实验室工作的经验，凡是比较复杂的仪器，仪器上或仪器靠着的墙上都贴有详细的使用方法和步骤说明。使用时只要小心地按照这些方法和步骤，一定没有问题。没想到我的回答还真绝了，完全通过了。没过三天我就接到电话，开始走马上任了。看来，人不知道什么时候走运。
后来我才知道，这个职位是一个半年合同期的岗位。因为合同期短，所以并不要求象正规大学职位那样大张旗鼓地登广告。这个广告只刊登在大学的内部刊物上，所以没什么人申请。天助我也。
工作来之不易，我得加倍努力。我的工作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在实验室，负责细胞培养室的质量监控和其他实验室有关的技术管理，另一部分是办公室的工作，通过电脑系统为研究人员向各供应商订购实验室所需的仪器及消耗品。
费利浦三十好几，是我的顶头上司， 是生命科学部的运作经理。他的上司就比较复杂了，有蛋白质研究所的所长哈备教授，有生物科技与致病性微生物研究所的所长戴尔彤教授，有分子医学研究所的所长辛么瑟教授，还有负责技术后勤的总管喀麦隆先生。在这些众多的头目之间要算喀麦隆先生最有权势了，虽然他头上没有耀眼的金星。
麦克刚满四十岁，和我在一个办公室。他主要负责一些高级仪器的管理和技术培训，如高级电子显微镜和细胞分流检测仪等。他也是一个获得金星的人，也喜欢搞一些研究课题。他之所以心甘情愿地屈尊于这个工作，是因为他的这个职位是固定的，也就是铁饭碗，而大部分研究工作都是定期合同工作，依赖于经费的提供。真羡慕他的工作。
这里的研究人员大部分都获有塔顶上的金星；有的正在摘取金星；只有少数正在完成较低学位，即硕士和荣誉学士。荣誉学士是澳洲特有的学位。被录取的人都是那些本科生中的佼佼者。他们比一般的本科生多花一年的时间搞研究写论文。毕业后能得到几乎与硕士相等的待遇，并能直接进入攻读博士学位的研究阶段。
几乎所有的研究人员对热心的麦克关系都很好，常到我们办公室与他聊各类重要和不重要的事。时间长了，我跟他们也熟起来了。再说，我的工作几乎与他们每个人都有联系，我逐渐掌握了他们的名单、电话号码和电邮地址。看来他们对我为他们提供的服务都很满意。
高级研究员耐爵最近常到我们办公室来和麦克聊。他五年的合同马上就要到期了，正在找工作。他的合同已续过一次，应该说在本校已经工作近十年了。他不但在重要科学杂志上发表过许多文章，他的科研经费也都是他自己努力申请得来的。这么优秀的人才都无法留住，太惨了。他终于在找到另一份工作之前离任了。麦克为他愤愤不平，大骂当前系里要职人员的庸政。耐爵后来在布里斯班找到一个工作，被迫离开悉尼，带着他的经费去昆士兰大学就职。可怜的妻子随着他奔波，肚里还怀着孩子。
麦克很同情我的怀才不遇，一早就鼓动我找一份博士后的研究工作。再说，我的合同也快到期了。说实在的，我对找工作还真没什么信心。如果可能的话，我还情愿在这个位置上呆下去。
我加紧与我母校悉尼大学的老熟人联系。我以前的导师那儿也没有位置。一位博士后在他手下工作了近十年，没有经费再继续了，失业一段时间后在我以前工作过的离悉尼约五百多公里的新英格兰大学那个小城市找到一个位置。他的妻子与我很熟。我做博士论文的初期与硕士生的她在一个实验室工作。她后来在位于这个实验室楼下的教学实验室找到一份固定的实验室后勤工作，聊以自慰。她带着两个孩子在悉尼，与丈夫过着两地分居的生活。那个周末她丈夫回悉尼，请我去她家吃饭。席上她丈夫谈起我以前的老板退休了。她却告诉我一个惊人的消息，以前同实验室的安因癌症去世了。安是一位很勤奋很能出文章的年轻博士后，很得实验室头目的欣赏和重用。她是在孩子刚出生不久发现乳腺癌的，最后终于没能战胜癌症。
一连串的坏消息，把我的心揪得紧紧的。也许我的厄运就在前面。出乎我的意料，就在我的合同快到期的时候，费利浦又给我延了六个月。我明白了，这个工作是延续性质的，应该说是比较稳定的。慢慢地我也就放心了。时不时地在招工的网页上看上一眼，也没看到能镶嵌我的那颗金星的工作，也只好安心待在我的工作岗位上了。
我的合同已经延了三次了。这一次却遇到了麻烦。说是要搞行政审查和重组，把我的那部分办公室的工作归到行政工作范畴。费利浦也没弄懂，说我也许可以转成行政人员。那更好，说不定能混个铁饭碗。
厄运终于来临。费利浦来到我办公室，先是道歉，说他之所以迟迟没将有关我的合同问题的决定告诉我，是因为他一直在争取为我再延合同。只是喀麦隆一直没给他答复。他今天才得知，喀麦隆铁板决定这个工作要由现有的固定行政人员来担任。我无话可说。麦克也只能 忿忿 地骂上喀麦隆几句。人不知道什么时候倒霉。
费利普与麦克为我在富丽宫酒店安排了一次隆重的欢送午餐。助兴者达三十多人。
当2009年的钟声敲响之后，我离岗了，回归失业大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