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实际上已经六十开外了，但还不到退休年龄，还要工作。虽说九年前我做了心脏搭桥手术，搭了五座桥(five bypass)，捡回了一条命，但身体恢复得还行，而且政府只给我每周15小时的工作时间，应该说不是很难。
然而，老年人找工作可不容易，别的不说，一报上年龄六十，人家雇主心中就暗下“逐客令”了。好在政府(Centrelink)针对这种情况出台了一项措施，就是政府和雇主分担雇员工资，使雇主们比较乐意地雇用那些老弱病残和其他有关的失业者，然后由一个叫做“Mission
2008和2009年，对我来说就是“工作旅行”的两年。我先后干过玻璃厂、服装厂、花园苗圃、印刷厂等，每一处的工作都使自己得到一些新的见识。在服装厂我体会到了澳洲人的生活从头上戴的到身上穿的都离不开“中国制造”；在印刷厂我看到了中国经济强劲发展的形势之下中国移民在澳洲办企业的优势；在花园苗圃我感觉到了东南亚(尤其是柬埔寨)移民艰苦卓绝而在澳洲林木种植的劳动力市场中独霸一方；而我在玻璃厂的感受却是完全不同于以上这些的。
这家玻璃厂座落在悉尼市的Wetherill Park区，分为老厂和新厂两个厂址，是一个意大利人家庭好几兄弟合办的大工厂。大老板名叫杰夫，六十多七十岁的模样，高而瘦的个子，老是穿着那套好像不曾换洗过的工作服，动作比年轻人还勤快，干活比工人还卖命，但脾气极坏，动不动就骂人训人，厂里的人包括工人、职员和他的兄弟恐怕无一不被他骂过，而我也许是被他骂得最凶最狠的人了。
事情要从总经理贝莱德招我进厂工作说起。贝莱德是澳洲本地人，比我年轻些，个子不高，眼睛很大，有一副马克思胡子，负责管理新厂的工作，对工人很体贴。“Mission
我没有固定的工作岗位，不过当大卡车运来装载玻璃板的集装箱的时候，我就肯定有工作做了。我必须在很短的时间内打开集装箱，解开所有的绳索和包装皮，待吊车卸完货后又要将集装箱清理复原。这工作是重体力活儿，起初我觉得苦而不安全，但在工友的指导和帮助下，慢慢地得心应手了，而且由于个子比其他工友稍小而更便利于箱内动作，贝莱德就让我每周工作超过了15个小时，工钱每小时22元，很值得。可惜不是每天都有大卡车运货来，没货来我就只能打杂了，主要是打扫清洁，清洁打扫完了，若是其他岗位不需帮手，我就无事可做了。工友戈林特教了我一个办法：工作一松闲就要拿着一把扫帚，扫呀扫的，装作很忙碌的样子。但这毕竟与自己不愿装模做样的个性相悖，我是装不出那样子来的，结果让大老板看出人浮于事的破绽来了。可能就是在这一点上大老板责怪了总经理的“用人之道”，而迁怒于我的。
有一天，杰夫似乎要整我，令我把废铁块装上拖卡，并用不信任的口吻问道：“你会做吗？”我以为他要考验我的干活速度，就回答说“没问题”，并抓起废铁块就往拖卡里快抛乱扔，不料他突然地对我嚎叫起来：“你为什么要这么干？”吓我一跳。我哪儿不对了？我感到莫明其妙。他还大声疾呼地叫来了贝莱德，要贝莱德给我作示范，但贝莱德也被弄得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结果是他来示范贝莱德和我了。他的示范使我明白了，原来废铁块的形状是不规则的，要有规则地装放，才可以充分利用空间，放得多和装得满，且不浪费时间。
又有一天，杰夫开来了一辆铲车(forklift)要搬移一堆钢条，我主动地在地板上放置了两根垫木，以便他的铲车叉子容易插入和托起，可是他一看就气冲冲地跳下车来，一把手揪住我的衣领骂道：“如果你不想在这里工作，就滚回家去！”接着他将我的两根木垫远远地甩到厂房外去，幸亏没砸到人。我知道是自己放的木垫高度不够，比铲车的叉子太低了一点，不符合操作要求，就说了句“对不起”，可他还是不放过我，毫无人情地讥讽我说：“你是每天都说对不起。”
杰夫每每挑到工人的毛病时往往要找总经理贝莱德“算账”去，追究其监督者的责任。这次他不但发现了我的问题，还发现了其他几个工人午饭超时的问题，更要“算总账”了，结果把贝莱德也惹急了，俩人吹胡子瞪眼睛地争吵得一塌糊涂。贝莱德平时很尊重杰夫，这次可不给脸，他竟敢指着杰夫的鼻子骂，以至于最后以杰夫的退场而告终。杰夫一走，贝莱德立即把我们几个工人召集起来开了个会，说：“今天发生的事儿不是你们的问题，我代表公司董事会向你们表示歉意。”这番话大有为我们工人说话的豪迈气概，但工友们一时无所反映，倒是我表了个态，我说“大老板脑子有病(be sick in the head)”，引起了一阵笑声。一个老工人低声地说：“你这话千万不要让大老板听到，林。”其实，我本来的意思既是支持总经理，也是体谅大老板。
贝莱德是一个很有正义感的人，我非常喜欢他，我为自己能得此朋友而感到自豪。然而，我并不因此而恨起杰夫来。虽然杰夫是千万富翁，阶级成分高，但却是心理上的病人和人文上的穷人，我尊重之、怜惜之、容忍之。面对他动肝火我心里很平静，总是微笑地说“对不起，我错了，您是对的”。他过于苛刻、粗暴和太古板，不听他的话准挨骂，实在令人生厌，但他的“高标准严要求”倒是可以利用来治一治我的马虎症。说句老实话，要是没有他的骂，至今我连一把扫帚该怎么放置才科学都不知道。厂里人人都怕他和躲他，我偏不这样，要看他个究竟。有一次，我主动问候他，他居然不理睬我。又有一次，午饭时间到了，他还在车床上忙活，我走过去对他说：“休息一下吧，我的老板，不要做得太辛苦”，他还是不理睬我。我觉得没关系，因为我已经主动问候和关心你了，就是包容了你，我就比你大，你就比我小，我就变成了你的“老板”了。对他我甚至学了一次“雷锋”。有一天我清洗卫生间的时候，将一堆不知是谁丢在角落里的脏衣服当作抹布而用来擦了地板，贝莱德急忙说道：“糟糕，那是大老板的工作服！”我说：“别担心，我干脆帮他洗一洗得了。”这才使贝莱德放了心。
后来我发现大老板终于有了变化，比如，有一次他友好地从我的背后拍了拍我的肩膀，又有一次他从老远的地方向我招了招手，这说明他的人性进化了，人文水准提升了。
按照雇用合同，我如期被辞退了，无怨无悔。然而，我没有想到总经理贝莱德竟然也被辞退了，被辞退的当天他还受了工伤，玻璃片刮破了他的手臂，鲜血直流。第二天我打了他的手机想慰问慰问他，不料接电话的却是杰夫。原来贝莱德在职期间所使用的手机和汽车是公司的，现在都被收缴了。在这种社会中，难得有像贝莱德这样的“工头”为我们工人说话和出气，令人肃然起敬。可惜的是，他忘记了自己也是个受雇的工人，过份轻信了那个董事会的“民主”，居然要代表董事会批评大老板，是太过天真幼稚了一点。
我怀疑自己在这家玻璃厂的表现是合适或不合适。我在中国接受了半辈子的阶级论教育，按理我似乎应该把大老板的粗暴对待看作是阶级压迫而有所斗争和反抗，至少应该生气而不应该和气，难道我是完全背叛了阶级论？然而，我现在是处于移民的背景下，环境和条件都改变了，莫非我的思维形态已经由阶级论转型为人性论？莫非我的思维方式已经由斗争反抗转型为和谐共处？莫非我的思维出发点已经由归咎于客观存在转型为着重于主观认识？
2010年1月11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