系列文化杂文
七、李承鹏PK倪萍背后的深意
一
就在全国一片大唱红歌声中，发生了一桩很有意思的事：两个媒体名人在网络上争起来了。这两人在老百姓中口碑都很好，一位是温婉淑惠，一位是活力四射，因此这场争论一下子就吸引了全国人的眼球，不亚于铺天盖地的红歌声。红歌与网络“大战”看似两件完全不相关联的事，但我却认为，这两件事具有共同的指向，即由两种完全不同的国家观念所引起的对政治体制改革目标的分歧，而这将深刻地影响到中国的未来。
著名的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在他的《历史研究》中提出了一个重要的观点，即任何一个民族的文明都是在这个民族对外、对内的挑战和应战中发展或衰落的：如果艰巨的应战取得成功，这个民族的文化就会得到大的进步；相反，如果应战久拖不决，则民族文化就将没落、解体甚至衰亡。
大唱红歌实际上是大陆中国执政者对内部困境的一次颇费心力的应战。根据大量国内媒体及网络文章的叙述，大唱红歌是“为了凝聚民心”，“是为了解决当今中国社会存在的一系列阻挡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前进的问题”，“要唱高全国各级领导干部的道德水平”，红歌“要使想腐败但还没有实施腐败行为的领导干部彻底打消腐败的念头，”红歌“必须使正在腐败但还没有被发现因而没有被绳之以法的领导干部马上投案自首”，红歌“要使合法的腐败即‘三公’消费销声匿迹”，红歌“唱得要使各级官员的财产真实地公示出来”，“唱红歌要唱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唱红歌“就是要把社会的整体道德水平唱上来”……
对唱歌这项人类普通的娱乐，赋予如此众多的社会职能及如此繁重的社会改造任务，估计也只有中国人能想得出来，这大概在中外古今的音乐史上也绝无仅有。
一句话，用电影《天下无贼》中那个老贼头（葛优饰演）的话说，就是“人心散了，队伍不好带了。”于是执政者想出了这个好方法，用来告诫老百姓跟官僚们：“小子，听着，老爷子玩儿命，打下了江山，让你们喝饱撑足了，如今你们也太不地道！去，跪老爷子灵前想想去！”我想应战的功能也就到此为止了，真要像上面那样唱得贪官捧着赃款去自首、唱得百姓富得每个细胞都流油，那全球六十亿人整天啥事别干尽唱歌得了。
那么这件事又跟“大眼睛”李承鹏、“共和国颈椎病”倪萍有何干系呢？说白了，“唱红”所针对的“人心散了”只是个现象问题，背后实质上是个政治体制的弊端问题，而他俩人的争论就体现了今日中国不同价值取向的人对国家具有的不同观念的冲突。
我在上篇曾提到我们的执政者习惯性地把国家、民族当做自己属下的政治组织来管理，这话说的还是很含蓄的，说大白话，就是把老百姓当做自己的儿子来管。“天大地大不如党的恩情大，爹亲娘亲不如毛主席亲，”“毛主席是阳光党是妈，我们都是向阳花。”说的很到位，就是娘老子和儿子的关系。这个观念可说是根深蒂固,从陕西农村一直带到北京,又传到现在.“唱红”就是要让老百姓牢牢记住你自己在家里是个什么辈分。有了这种观念的家长,理所当然地要求每一个孩子“选边站”:向着自己的,给糖吃,人大、政协，名誉地位，一样不缺；不向着自己的，伤娘的心，就不给好果子吃；要是再调皮，甩手两巴掌，“六四”，就是爹教训儿子！民间不是有句话，“打是疼，骂是爱，棒槌下面出孝子，不打不骂不成材”嘛？这在农民眼里，也是天经地义的。七十年代中，我带学生下乡时，就亲眼见过一个“老农二”，为教训不听话的儿子，用烧红的火钳抽娃娃屁股的事。今年总算逢十做大寿，想想自己也不易，拖家带口十三亿娃娃，当然都得给自己唱寿歌，这叫“一个不能少”，你再信佛祖、上帝、真主，他们再亲，能亲过我老子娘吗？至于网络全面监控,这跟现在的家长总爱偷看儿女的日记、私拆信件一样,也全都为了儿女好。你这么一想，就全明白了。几千年来，中国就是“家国同构”的传统，统治者用管家的办法来管国，所以才有“国家”一词，有道是，"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现在关系又提高了一个层次，从臣子变成了儿女，你还有什么不满意的？对于大陆中国以往发生的一切，人权主义者往往会看的瞠目结舌，但用农民眼光看，很普通，很平常，“我管自家的娃娃，你外人着急做什（shèn）？”。
所以即使到了二十一世纪的今天，我们看新闻报道，哪里发生地震，哪里发生水灾，人民军队救出了老百姓，新闻报道上都要加上老百姓的一句话：“感谢党，感谢政府”，电视记者都要抓拍被救的人眼角流出的感激的泪水。这就是大陆主流的国家观。我对此一直觉得很奇怪，寻思很久，不知如何概括。按说大陆是“社会主义国家制度”，人民的利益全让他们“代表”去了，先进得不得了，怎么会有如此古怪的念头？想啊想啊，好不容易才找到一个术语来表达大陆的这种观念，我想称之为“氏族国家观”才最确切。
倪萍就属于在这种家庭里长大的乖孩子，好孩子，像这样的娃娃在人大、政协里很多很多，申纪兰比倪萍还乖，所以她们才永不投反对票。
李承鹏就不同了，他觉得国家和政府不能是父母，只应该是“保镖”，是“物管”，纳税人不该跟小区的保安和物业喊父母。人大、政协是国家的最高权力机关和最高参政、议政机关，弄进去的全是只会点头毫无思维能力的乖娃娃，这么重要的国之重器，不成了个摆设了吗？于是，他要参政了，他要参选独立人大代表了！麻烦来了，他全然是西方“现代国家”的观念！
应该承认，李承鹏今天能这样想，也是大陆进步的证明。
从“氏族国家”，到“现代国家”，这中间相隔了几千年，你说这俩人能谈到一起去吗？
问题就在于，我们的政治体制改革，是继续强化“氏族国家”观，还是走“天下大势，浩浩汤汤”的“现代国家”之路呢？于是，中国又一次走到了新的十字路口，我们似乎听到了大幕的后面那汹涌的钱塘涛声。但愿历史不再重复过去的老路，把每一场改革都变成一场流血的革命，并最终变成一场重新的洗牌……2011/7/24
二
中国今天的体制，在经济上是国家资本主义，在政治上是高度集权的官本位制。尽管宪法规定了我们有人大、政协，有多党参政、议政，尽管我们党内规定是“集体领导”，是“民主集中制”，但真正的权力是集中在少数人以及他们背后的幕僚上，倪萍的自白就是个明证。人大和政协虽然在理论上拥有最高权力和参政议政职能，但在成员设计上，则早就全数安排进了倪萍似的乖娃娃，这样，人大、政协的象征性，就远超过了它的职能性，更糟糕的是，弄得不好，人大、政协有时反而为个别责任人的错误背书，为他们承担过失罪责。
典型的例子是三峡大坝。明眼人一看就知道，这项工程就是李鹏推上马的，其他领导人不论朱镕基、胡锦涛、温家宝，都不热心.三峡大坝建成后，素以“揽功诿过”著称的李鹏又是题字又是写书，为自己评功摆好，后来一看出了问题，又暗示凡事请示江泽民。这最后的结果不问可知，必然是往“人大表决多数通过”上一推，于是，所谓“集体领导”，“集体”就成了责任人的替罪羊，所谓“人民代表大会” ，“代表”就成了责任人的担责者，这些全要归功于倪萍型的乖娃娃的推波助澜！
这项工程真正最大的受益者是李鹏家族——据报纸及网络报道，他的女儿李小琳成了“中国电力国际发展公司首席执行官”，他的妻子朱琳则涉嫌多宗巨大贪污案件。根据2000年八月号香港《开放杂志》发表的文章透露，“李鹏已与国家主席江泽民达成协议，李鹏同意在中共“十六大”正式退出权力核心，但条件是不能追究他的家族贪污问题，但朱镕基坚持追究；李鹏妻儿子女至少涉及长城集团非法集资案，华能公款私存案，及湛江走私案。”“文章披露，朱琳涉及多宗经济案件，包括由她担任董事长的长城机电公司，九三年被揭发非法向社会集资十亿元人民币，当时该公司创办人 沉太富和收受贿赂的国家科委副主任李效双双被判刑，朱琳则逍遥法外。
其次，中共中央调查全国最大宗的湛江走私案时，发现朱琳牵涉其中，该案涉逃税达一百多亿元人民币。当时调查人员请示中央，高层指示不要过问，但国务院总理朱镕基坚持要点名曝光，因此与李鹏发生冲突。
另外，李鹏的儿子李小鹏担任华能集团公司总经理职务期间，该公司涉及几十亿元人民币的公款私存案。而去年六月中国审计部在朱镕基的坚持下，破天荒公布了国务院五十三个部门财政违规报告，其中华能公司最严重。
文章说，李鹏的女儿李小琳，多次在香港露面，全身从头到脚都是欧洲名牌货。有媒体估计，她的一身装备价值至少十万港元，加上她又是香港著名珠宝设计师的常客，有人质疑李小琳以父亲的权势为靠山，公然招摇，毫不避嫌。”
（就在我写这篇文章的时候，网上又登载了由于高铁重大事故而令高铁背后的产业链曝光的消息，其中“上市公司高管普遍任职铁道部”。这说明权力资本已是大陆中国遍布全身的恶性肿瘤）
权贵资本就这样形成了，权贵集团就这样公然地肆无忌惮地掠夺全国老百姓。
今天，中国政治体制的弊端，就是权力对于资源的高度垄断以及民众对权力的无法制约。这就是民众不满的焦点所在。
作为全国政协委员的倪萍，你生活在高度信息化的中央媒体单位，你对这一切难道真的毫无耳闻吗？你的政治良知又在哪儿呢？
问题还不止此。李承鹏与倪萍的争论，尽管李承鹏得到众多网民的支持，但他几乎完全处于下风——他的独立参选前途未卜，他的“现代国家”的观念至少在目前中国的政治生态中几乎完全没有实现的可能。一个明显的迹象就是，今天大陆各派政治思潮中，几乎只有党内的改革派（显然人们都习惯性地拿前任朱镕基和现任的温家宝作为代表）与民间的自由派、网络维权群体能对此予以支持呼应，而其余的“保守派”、“毛派”、“新左派”、“军人干政派”等等则选择完全不同的道路。除此之外，最激进的派别甚至呼唤“文革”的再一次到来，呼唤全面回到毛泽东时代。就在温家宝不停地呼吁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的同时，他却已经遭到党内党外双重的攻击和剿杀。
我在本文的第一节中提到汤因比的重要观点，应战的久拖不决将引起社会的动荡，应战的失败则导致文明的衰落。中国“政治体制的改革”已是迫在眉睫，如何应对这一重大的挑战，测试着中国政治精英们的智慧和人格的力量。中国的国情是高度复杂的，中国面对的国际局势又是高度充满着风险。面对如此艰巨的挑战，一切真正忧国忧民的思想派别，谁也不应该认为只有自己才是真理在握，谁也不应该自封为救世主，而是应该从不同甚至对立的观点中去寻找合理的因素，审慎而理性地规划出一条科学的改革之路来。
我不由得记起十九世纪末到上世纪初，中国的历史也像今天一样走到了十字路口，当时的知识精英们也是众说纷纭，派系林立，有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改良派和以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派之争，在革命派中又有以严复为代表的英国立宪道路和孙中山的美国道路之争，及至辛亥革命过后，面对军阀混战的局面又有胡适的改良与共产主义革命之争……每场争论都是非我即敌，容不得对方一丝一毫，结果是由枪杆子说话，于是招来了日本鬼子，在牺牲了数千万乃至上亿的同胞(从国内革命战争到抗日战争,到解放战争,到六十年代大饥荒饿死人口总计数字)生命后，我们最终反而选了一条最折腾老百姓的路。那时候，如果互相有点包容，有点妥协，如果革命换成改良，是否今天的结果会更好一些呢？
我又记起有一年，美国哈佛大学到我所在的南京大学招研究生，我看他们的考题最大的特点就是所有问题都没有标准答案，我问他们这如何打分数呢？他们回答我说，世界上许多事是没有正确与错误的，我们只能从中做最佳选择。这个回答我想对今天的中国人是否有点启示？李承鹏与倪萍的争论所涉及到的国家观念之争,背后反映出人们对改革的呼唤，在众多的改革设想中，也许都没有对与错的区别，我们所要做的就是集中中华民族的智慧，来共同探讨一条成功应对内在挑战的最佳路径。时不我待，因为一场更为严重的外来的挑战已直逼眼前，而这将深刻影响到中华民族的生死命运。
载《同路人》第258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