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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文化忧思录(6)
作者:汪应果  发布日期:2011-10-26 02:00:00  浏览次数:24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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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列文化杂文  

             六、社会要给独立人格生存的空间

 

这些年来,常有学生问起我,“老师,‘文革’还会再来吗?”我想在接下来的数篇文章中,就此问题展开我的思考,先就从上篇文章的全国“唱红”热说起吧。

就事论事,我不反对“唱红”,但我却有种不祥的预感,欲挥之而不去,特别是当我看见高僧、老道、神父、尼姑、阿訇一起登台演出之后,对于这些原本应该超然于社会的独立人格,居然能如此轻易地被剥夺,我感到吃惊,于是这种预感就更加强烈了。

根据我对中国以往某些政治领导人的观察,大凡从战争环境或是在政治斗争、政治运动中成长起来的领导人,总是习惯性地把整个国家、整个社会,当成是自己属下的一个政治组织来管理,他们往往从不意识到每一个公民具有独立平等的人格应予以尊重,反而要求它的成员必须“选边站”,非此即彼,非我即敌,不允许空白地带,当然也就不允许独立人格的存在。从延安整风运动,到1949年以后的历次政治运动,其目的就是有计划地大规模地摧毁全社会所有的独立人格,再后来, 又因为对一些突发事件的错误处置,把许多原先明明不是敌人的人推到了对立面.这方面的教训可谓惨痛极了, 而这,恰恰都违背了马克思最基本的关于“人性与自由”的论述.

至于下面的继任者们,基本属于文革中的“红卫兵”小将了,如果是高干子弟,当年北京赫赫有名的“联动”就是他们的代表,这个组织中不少人手上可是有血迹的。当然我这样说绝不是指所有的高干子弟,更不是指“唱红”的提倡者薄熙来,因为他父亲薄一波首先就是“文革”的被害者。问题就在于,在什么环境氛围熏陶下成长起来的人,他们必然多多少少都会打上那个环境的烙印,特别是少年成长期的影响,往往会携带终身。就说“唱红打黑”吧,撇开动机、效果不说,就这种做法,的确留有“文革”的遗风,也就是用政治运动的方式,行政命令的手段,来取代现代社会的法制以及人文精神的培育。再加上这一代人从小的教育就被荒废,他们的青春期又都在上山下乡中度过,等到父辈官复原职后,已过了学习的黄金岁月,即使后来去补个学位,其学问的含金量也可想而知,他们能避免前辈所犯过的错误吗?对此,我还真的不敢断言.

在这样的政治语境中,作为大陆中国的宗教领导人,是有一定的难处的,但我以为他们完全可以各自的方式来表达政治情怀,根本没有必要穿上宗教的盛服(这只应该用在宗教的盛典上),来参加一场政治活动,做一场文艺演出秀,因为这只能给人以“时空错置”的怪诞之感,从而把宗教的圣洁给完完全全地世俗化了。这一方面当然说明了大陆政治对宗教的强势介入,另一方面也说明大陆独立人格没有生存空间的这一严峻现实。

这里我想起了一则爱因斯坦的故事。这位伟大的科学家一生特立独行,面对猖狂的反犹叫嚣,他敢于正告纳粹,“我就是犹太人。”然而更为可贵的是,即使和同一阵线的人们在一起,他也始终保持自己的清醒,有一次,他在逃离纳粹德国后,到德国使馆退还了他的护照,这时他在使馆门口遇到了一群和平主义者的示威,他们高呼着“打倒纳粹,我们要和平”的口号,并抛弃了军役证。爱因斯坦本人就是和平主义者,理应和这些人站在一起,但他还是要他们捡起自己的军役证。游行者们就骂他是“背叛”,但爱因斯坦说,“当纳粹明天占领你的国家,并且要你那样去生活,你怎么办?”。这里表现出爱因斯坦充分独立的人格,即使在基本立场一致的情况下,也绝不附庸群众的狂热。因为他深知,“当狂热开始,接踵而至的就是全民族的愚昧.”

爱因斯坦的事例可以证明,一个社会里面的独立人格越多,这个社会就越稳定,越趋向理性,而大陆中国的“狂热-愚昧”之所以过去翻来覆去了几十年,其重要原因就是,这个社会缺乏独立人格的生存空间,于是人云亦云,跟风追风,就成了常态。

好在近来情况有些变化,不久前,人民日报发表了评论:《以包容心对待“异质思维”》,尽管这篇文章已遭到了一些人的谩骂,但至少说明,社会在进步。

现在回到文章开头提出的问题,要问“文革”还会再来吗,这就要看“文革”的意识和社会基础是否还存在,否则,话就难讲了。

 

2011/7/21载《同路人》杂志第25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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