系列文化杂文  

             六、社会要给独立人格生存的空间

这些年来，常有学生问起我，“老师，‘文革’还会再来吗？”我想在接下来的数篇文章中，就此问题展开我的思考，先就从上篇文章的全国“唱红”热说起吧。

就事论事，我不反对“唱红”，但我却有种不祥的预感，欲挥之而不去，特别是当我看见高僧、老道、神父、尼姑、阿訇一起登台演出之后，对于这些原本应该超然于社会的独立人格，居然能如此轻易地被剥夺，我感到吃惊，于是这种预感就更加强烈了。

根据我对中国以往某些政治领导人的观察，大凡从战争环境或是在政治斗争、政治运动中成长起来的领导人，总是习惯性地把整个国家、整个社会，当成是自己属下的一个政治组织来管理，他们往往从不意识到每一个公民具有独立平等的人格应予以尊重,反而要求它的成员必须“选边站”，非此即彼，非我即敌，不允许空白地带，当然也就不允许独立人格的存在。从延安整风运动，到1949年以后的历次政治运动，其目的就是有计划地大规模地摧毁全社会所有的独立人格，再后来, 又因为对一些突发事件的错误处置,把许多原先明明不是敌人的人推到了对立面.这方面的教训可谓惨痛极了, 而这，恰恰都违背了马克思最基本的关于“人性与自由”的论述.

至于下面的继任者们,基本属于”文革”中的“红卫兵”小将了，如果是高干子弟，当年北京赫赫有名的“联动”就是他们的代表，这个组织中不少人手上可是有血迹的。当然我这样说绝不是指所有的高干子弟，更不是指“唱红”的提倡者薄熙来，因为他父亲薄一波首先就是“文革”的被害者。问题就在于，在什么环境氛围熏陶下成长起来的人，他们必然多多少少都会打上那个环境的烙印,特别是少年成长期的影响,往往会携带终身。就说“唱红打黑”吧，撇开动机、效果不说，就这种做法，的确留有“文革”的遗风，也就是用政治运动的方式,行政命令的手段,来取代现代社会的法制以及人文精神的培育。再加上这一代人从小的教育就被荒废,他们的青春期又都在上山下乡中度过,等到父辈官复原职后,已过了学习的黄金岁月，即使后来去补个学位,其学问的含金量也可想而知,他们能避免前辈所犯过的错误吗?对此,我还真的不敢断言.

在这样的政治语境中,作为大陆中国的宗教领导人，是有一定的难处的,但我以为他们完全可以各自的方式来表达政治情怀，根本没有必要穿上宗教的盛服（这只应该用在宗教的盛典上），来参加一场政治活动，做一场文艺演出秀，因为这只能给人以“时空错置”的怪诞之感，从而把宗教的圣洁给完完全全地世俗化了。这一方面当然说明了大陆政治对宗教的强势介入，另一方面也说明大陆独立人格没有生存空间的这一严峻现实。

这里我想起了一则爱因斯坦的故事。这位伟大的科学家一生特立独行，面对猖狂的反犹叫嚣，他敢于正告纳粹，“我就是犹太人。”然而更为可贵的是，即使和同一阵线的人们在一起，他也始终保持自己的清醒，有一次，他在逃离纳粹德国后，到德国使馆退还了他的护照，这时他在使馆门口遇到了一群和平主义者的示威，他们高呼着“打倒纳粹，我们要和平”的口号，并抛弃了军役证。爱因斯坦本人就是和平主义者，理应和这些人站在一起，但他还是要他们捡起自己的军役证。游行者们就骂他是“背叛”，但爱因斯坦说，“当纳粹明天占领你的国家，并且要你那样去生活，你怎么办？”。这里表现出爱因斯坦充分独立的人格，即使在基本立场一致的情况下，也绝不附庸群众的狂热。因为他深知,“当狂热开始,接踵而至的就是全民族的愚昧.”

爱因斯坦的事例可以证明，一个社会里面的独立人格越多，这个社会就越稳定，越趋向理性，而大陆中国的“狂热-愚昧”之所以过去翻来覆去了几十年，其重要原因就是，这个社会缺乏独立人格的生存空间，于是人云亦云，跟风追风，就成了常态。

好在近来情况有些变化，不久前，人民日报发表了评论：《以包容心对待“异质思维”》，尽管这篇文章已遭到了一些人的谩骂，但至少说明，社会在进步。

现在回到文章开头提出的问题，要问“文革”还会再来吗，这就要看“文革”的意识和社会基础是否还存在，否则，话就难讲了。

2011/7/21载《同路人》杂志第25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