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回去前，我就对太太 说，这次回国我要去趟凤阳。太太说她支持，说既然你老想着那，那就去看看，但是，她要和我一起去，还有两个孩子，也一起。我说，这不可能，不要说孩子，你也不能去；那里交通太差，我都不知如何到达，坐什么车，何况还有过夜问题。我说，如果当天出不来，我能在农民家对付一晚，你行吗？她说你行为什么我不行。 我说：你会睡在破烂的泥屋里，睡在潮湿发硬的被子里，一晚上身上被咬几十个痒得钻心的跳蚤块……你没农村生活的起码经验。你见过真正的荒凉、贫瘠吗？知道这些所能引起的生理反应吗……
太太说：“结婚二十一年，我们像一个人，可那段对你如此重要的生活中没有我，每次你说起，我都觉得陌生，觉得自己像局外人……”
我说――我能说什么？我说我多带几张照片回来吧。
凤阳是个出过皇帝的地方。
离今最近的元、明、清三朝，唯明朝开国皇帝为汉人，且这皇帝并非根系皇族、豪门、权贵，他出生卑微，是个要饭的。
这个皇帝，就是安徽凤阳的朱元璋。
朱元璋成帝后，曾想定都凤阳。据说，一天他和他的大臣们在选定的位置看风水，决定往东再移一箭之地，结果，这一箭一移移去了南京。照说书的说法，那叫无巧不成书，他部下往东射出的箭，恰被一只飞过的鹰叼住，这只鹰一口气飞到南京才将箭扔下。天意，本该归属凤阳的明朝国都归属了南京。不过，朱元璋对凤阳还 是情有独钟，他最终将他母亲的坟安在了凤阳。
我曾在凤阳插队八年半，听过不少朱元璋的传说，可惜当时太小，关心自己命运多过历史传说，记得的一些，记得也不确切，不然写出来，一定可读。
除了朱元璋，凤阳还有一样出名的，那就是“凤阳花鼓”。其实，在凤阳时，我既没见过也没听过“花鼓”，大概那时有太多“命”要革，凤阳人乃至全国人没闲心顾及娱乐和传统。但花鼓戏中的一段词，早已化成了空气，在凤阳的天空、大地、山水人家中流动，只要在那生活过的，没人不知道――
说凤阳、道凤阳，
凤阳本是好地方，
自从出了朱元璋，
十年倒有九年荒。
为什么“自从出了朱元璋，十年倒有九年荒”，想来不光为风水，但这还是留给凤阳政府或明史研究者好，于我则是，
那时，我插队的村庄，不管老幼少壮，年底，一半人得外出要饭，直到五月天收了麦子才回来。要饭在那已成习惯，没人觉得羞愧。凤阳人常常举家拖儿带女携老而行，常常还这家与那家结伴而行。那时在凤阳，我习惯于看见的是真正的“破衣烂衫”，习惯于看见单衣中怎么漏出肉、棉衣中怎么漏出发黑成块的棉花絮；记不 得曾经见过几件不破的衣衫，记得的是八九岁的女孩还光着身子没衣服穿。农民家里，一切都是泥做的，屋子、灶头、桌子……所谓窗口，只是在泥墙上挖个洞，透进些光，家中仅有的“家具”，就是从东墙牵到西墙的一根绳，绳上终年挂着全家人一年四季的替换衣服……
那时，没人关心庄稼，谁出力谁“傻”谁“吃亏”，田里干活最热门的是男女相互“调戏”，说“孽话”甚至做“孽事”。晚上，煤油灯下，几根烟枪几个头，张姓人算计李姓人，前庄人算计后庄人，个个能掐会算，掐算得都很准。
那时我们还小，老让我们不明白的是，面前站着的两个，明知他们是仇人，彼此恨得咬牙切齿，杀了对方的心都有，可你看见的他们，那真是不动一点声色、不露一点痕迹，又是握手、又是言谈，恭维、奉承话一筐一筐，脸上的笑容喷涌而出，根本无法掬住……
我是和萧良、阿五一起去的。早在澳洲时，我就给他俩去电话，问他们愿不愿和我一起去次凤阳。他们说愿意，说和我一样想念那。一到上海，我们就见了面，一起吃饭喝酒聊天，并当下约好，本个周末就动身。
说好坐火车先去蚌埠，再从蚌埠换汽车，可结果，因为年底，外出打工的民工都要回家，车票一时买不到。我们努力了，还是不行，正准备放弃，准备买下个周末或再下个周末的票，临到最后一刻，萧良和阿五说：我们自己找司机、借车，从上海直接开凤阳。我觉得他们说的是梦话，问能行吗？他们说，当然行，说现在一切和我在时完全不同了。我还是疑惑，但不能再反对。
加上司机，一共四人。我们借的是旅游车，旅游车舒服，累了能睡。我们半夜十一点多出发，他们说，这时出发，到到凤阳，应该正好天亮。
中国的高速公路一点不比澳洲的差，宽敞、明亮，一盏接一盏的灯……
没有夜的感觉，没有。我们聊天、抽烟。
我已戒烟三四年，但那两天，我和他们一起抽得天昏地暗。
车过长江，我就感到了安徽。
路，不再宽阔、明亮，暗洞洞、黑乎乎，并且开始弯曲，开始高低不平。大光灯中，看到了暗黄发灰的地，隔老远一枝细细、弯扭的树；空气味道也变了，混进泥土、稻草、灶头灰和尿粪味……开一阵，公路边的交叉路口，便见一个摊位，摊上一根电线吊一只蜡黄的灯，灯下一张破旧的桌，桌上放几只苹果、几根香蕉、几盒火柴几包烟，桌后一个歪歪倒倒的帐篷，帐篷里一张树杆搭起的凉床，床上裹一条暗红底色的花被，被里露出一个老人灰白的头……
八六年年底赴澳前，我回去过一次。当时我想，要走了，得去看看，向它说声再见。是去说再见的，可到了那里，一下汽车，我就觉得不行了。
汽车停在公社街口。一边是几座泥房，泥房墙根下，蹲几个老人，黑衣黑裤，女的扎绑腿、挽发髻，男的提着烟杆抽烟。
迎面是条泥路，坑坑洼洼，一滩滩大大小小的积水。
刹那间，我在这路上看见了自己，看见了当年的我――寒冬腊月，戴一顶海富绒方帽，两边帽沿一个竖起，一个耷下，身穿五十年代母亲穿过的羊皮棉袄，双排扣的卡其脱卸面已洗得发白，破了几处……我看见自己正口喘粗气，俯首，身体前冲，肩上搭一根绷紧的绳，双手拽紧两旁车把，努力在拖一辆板车……板车上，装的 是我自己喂养的鸡；我拖它们来这，为的是把它们送去供销社卖掉，然后，用卖掉的钱换一张回上海的火车票……
我觉得喉咙口有大块大块东西要喷出来，是“喷”，我克制不住地想冲到一边去，扑在地上，放开声来大哭一场……
喉管被卡住了，断了似的疼，而眼泪，早已涌出，成了线，不停往下淌。我没去擦。街这头到那头，来回走了一刻钟，一刻钟中，眼泪就那么不停地沿着脸腮淌下，淌下，掉到地上……
当年插队那么苦那么难，我没哭过；可那次，我哭了，泪流满面。
一路上，我们几次停车问路。天亮时，“大溪河”到了。
这个“大溪河”，我们没一个认识。
大溪河街该是条泥街，二
“这是大溪河吗？”问路边两个年轻人。回答：是。又问：“你肯定？”年轻人怪怪地看我们，回答当然肯定。“那么，这条大溪河街，是把原先的街拆掉后，在拆掉的地皮上重建起来的？”年轻人总算明白了：“你们要找的是大溪河老街吧？！在，还在，――那里，就那里，从这走过去……”
顺着手指的方向走去，感到老街了――“我们的”街。
还是二
“看，这屋还在，原是供销社，我们常来这打酱油煤油。”
“看那幢，记得吗？原先是饭店。开饭馆的老头叫老顺子。”
“这里，看这……原先是肉店……当时猪肉七毛七分一斤……”
我们边走边看边说。
走到原先的大溪河公社办公所，我们停了下来。
这是幢楼房，曾是方圆几十里唯一一幢楼房，砖造的。这楼原先是炮楼，据说是过去时代的土匪盖的。楼很高。第一次出现知青眼里时，它很破，但渐渐，越来越高，高得让人感不到它的破和旧……当年，这幢楼里走出的人，眼睛都是朝上的；当年，这里的知青，都是眼睛朝上看这楼里走出的人的。
那时，即使最清高的人，暗自都曾做过接近这幢楼的梦。
三十年弹指一挥间。
人事全非，往事似梦非梦。
都过去了，早已；可过去的仅仅是时间，只能是时间。
我们几个都没说话，看着那楼，猛烈抽烟，各人想各人的。
想进去看看，却院里杂草纵生，显然荒废多时。
如果这楼也有记忆，如果这楼本生就是一部摄像机，它需要记录的历史、事件太多太多。这部摄像机里，我们这些知青，不过是几件不同颜色的衣服，脸都还没看清，便一闪而过；但对我们这些当年的知青来说，却因曾经进入过这幢楼，而一辈子摆脱不了在这楼里时的感觉。
大溪河老街上稍微停留一会，我们走了，正式下乡。
一出街口，大溪河“版图”便整张在眼下展开。一大片连着天的地，一条弯弯曲曲的泥的路，路上满是脚印，满是下雨天车轱辘压过后的深辙，时宽时窄弯弯曲曲的泥路像一条飘落的带子，渐远渐细，把全个大溪河一切为二。
当年我老走这路来赶集。十五里地。
在这条路上，我懂得了什么才是真正的“走路”。
――四周一切都早已在眼里，走一阵，这个样，再走一阵，还这个样。心没了去处，眼也没有，只是走，只是听自己的脚步声，听风声，听风一阵紧一阵松地吹响；视线机械地往前，远远的，看住前面一个田埂，过了这田埂，再看下一个；望住前面一个村庄，过了这村庄，再望下一个村庄……
漫天湖里，远远，不时看见一个身影，背一个包，走在田埂上，这身影不是习惯看到的罗卷腿，弓背，而是矫健的，轻盈的――是读书在外回来过周末的女学生？是出外打工返家探亲的年青娃？屋前庄口，时见一些玩耍的孩子，他们和我们往日所熟悉的也已完全不同，不再破衣烂衫，不再两溜鼻涕淌到嘴唇，淌出四条黑乎乎的厚垢边，而是一个个穿着整齐，干干净净，有红有绿……
太阳升起，泥路开始化冻。车子如履薄冰，慢慢吞吞、小心翼翼。
我们先去阿五的庄。
阿五找不到他的队，更找不到他的房。车子最终停下的地方，就是他以前的住房处，但他全然不知，还在东张西望地找。
阿五队里原先三个学生，那两个早走了，一个上了大学，一个去了工矿，留下他一个，他是他们三个中最不会“混”的，总走不了。
返城前一年，一天，我去他那，远远地，看见他穿件浑身打满补丁的衣服，寒风中，正在家门口用钢叉堆草垛子。见我，他都没抖一抖浑身落满的草与灰，连连地说：“要过冬了要过冬了，准备过冬准备过冬……”像是认了，不想再和命运反抗。
那几年，心都已麻木，不知还能做什么，该怎么做，想得到的，也就只剩和农民打成一片、像他们那样生活了。
……那个寒夜，北风吹得狠，像要把地掀起来。芦杆编织的门叽叽嘎嘎晰晰嗦嗦不停地响。我和阿五躺在被窝里，各自身上压着自已的棉衣。
很黑，什么也看不见。
阿五突然说：“女人的身体，一定和胳脂窝的肉一样，又嫩又滑……”
夜更黑了。黑色的夜里，飞舞着想象，睁大的眼睛在闪亮
那年我们都已二十四岁，但对女人一无所知。
后来七八年，阿五考取了大学，读完本科又读硕士；八十年代末，自己办公司，做老板，如今，年收入近一两百万，还讨了个比胳脂窝还嫩的漂亮老婆。
两个庄上孩子的指引下，阿五找到了毛杰。毛杰是阿五最想见的人。他和我们差不多年纪，当年是小年青，也读过书，特别喜欢和我们这些下放学生玩。见阿五，毛杰倍敢意外，高兴万分，热情地把我们请进他家。
他们热烈握手，就差拥抱。
他们聊天时，我四处打量。
是砖屋。屋挺大，且高，屋顶是瓦片。墙上贴几张印刷画，色彩明亮，醒目，画中有女人，女人的脸新鲜。屋里有电视机，还有电灯。电灯是一根电线接一个灯头插一个灯泡，在房梁上绕一圈，从上荡下。电视机是老式的，放在墙角处的一张桌上，四周堆些乱七八糟的衣服。还是泥的地。地上零零落落一团团鞋上刮下的泥， 有的已干，有的仍是湿的。还是没家具，仅一张床，一张缝里嵌满泥的桌，还是一根凉绳从东墙拉到西墙，绳上挂满四季替换衣服。
坐一阵， 我们去庄上转一转，和遇到的老乡一起照几张像。冬天，大多人都外出打工赚钱，留在庄上的不多。
如今没人外出讨饭了。
我们离去时，毛杰送我们出村上车。
临开车，阿五塞给毛杰一叠钱，是硬塞给他的。毛杰的眼红了。
后来谈起这事，阿五这么说：“他当年对我很好，真的很好，帮我挑水、买粮，买了粮还帮我从公社挑回来……那时我常吃白饭，没菜，也没钱上街去买，他见了，常送碗盐豇豆、割把韭菜给我……这些，当时对我来说，太需要太需要了……”
车子越发难开。车轮几次陷进泥坑，我们不得不一起下车推。
我们是踩着稀烂的泥走进萧良的庄的，鞋上沾满泥，又粘又滑又重，刚在草上田埂边刮掉，走两步，又沾上了。
又尝到了当年的味道。孩子的脚，没劲，被甩不掉的湿泥纠缠得哭的心都有。
萧良当年是最吊儿郎当的一个，给“贫下中农”印象最不好。
萧良家七个孩子，他是唯一一个男孩。父亲是高干，母亲也是。淮海战役时，父亲已是一个解放区区长。他下放时，父亲还没“解放”，但为了儿子早日离开农村，父亲还是找了很多关系，来头都很大。可萧良从没找过这些关系。几次，被逼无奈，他上了省城，但临到最后一刻，父亲的信还是被他撕了扔了，或当手纸擦了屁股。
他离不开农村一班哥们，一个人离去的路，即使通往天堂，也太寂寞。
他爱玩，老在别人庄上混，睡别人那，今天这里明天那里。不管是谁，上街、去县城、明光、蚌埠，只要叫他，他都一起去。
萧良曾有个相好，叫晓英，是个女知青。却这晓英在庄上有个单相思爱慕者。一晚，萧良去晓英那，被这个单恋分子发现，恨得咬牙，半夜赶去公社，找到武装部长。部长一听，小蛮子搞流氓，还了得，当下找了两个民兵，徒步七八里，赶去抓萧良。“你逃不掉了”。一到门前，部长就大喊。萧良也绝，知道完了，也不逃，床都不下，像只鸵鸟，手脚身体拢成一条线，躺直，用被蒙住头……他以为自己个小，只要不动，捂上被，不会被发现……从被窝里拖出，他被五花大绑绑去公社， 关在炮楼里……那晓英挺够意思，还去看他，买了烟，炮楼前走来走去，趁人不注意，将烟从窗口往里给他扔进去。
萧良被生产队领回前，部长指示，要开批判会。
开了。批判会上，他一声不响，坐在一个小板凳上，手拿一条毛巾，一次次，他装着擦汗，擦掉大把大把眼泪。
萧良是第一次回去，回他插队的庄。
他庄原先出名的穷。穷凤阳、穷大溪河，都穷出名，但他庄的穷，是穷中之穷。那时，庄上只有嫁出去的姑娘，没娶进来的。庄上大半光棍，老的、中的、小的。可如今，庄上多了女人，多了年轻小媳妇。丈夫们都出外打工去了，留下她们看家。她们不认识萧良，萧良也不认识她们。我们在庄上走过时，她们好奇地打量着我 们。
走一圈，没碰到熟人。
萧良找到了自己当年住过的屋。屋还在，只是已倒了，剩几面断墙，墙内乱草齐腰，墙前，一条水牛在吃地上的草。
我说，“照张相吧。”
萧良也不说话，都没看我 ，走到断墙前，站好。
照片上的他，头发都秃了，头顶心只剩小鸭绒毛般一撮。他穿一件西装，里面一件红色毛衣，双手插在口袋里。
他笑着，是傻笑。他的眼睛是红的，看得到里面闪动的泪。
出发前他们就说，到了乡下先去我的庄，尽我，我想呆多久就多久。他们是照顾我，觉得我“万里”迢迢赶来不易。可我说不，我的庄最远，最后去。
从萧良那到我的庄，才三四里地，但只有田间小道，开车，必须绕道，走大路。大路也是泥路，当年走板车、拖拉机用。
刚来时，萧良发疟疾，我们送他去公社医院，那天，走的就是这条道。那时我们都发疟疾，高烧四十度，甚至四十多，温度表打到顶。萧良第一个发。找不到医生，只能上公社。队里要派人送他，我们都说不要。我们说不要，是因我们一个个都被一幅图景吸引了去：一条水牛，拖一辆板车，牛背上坐我们中一个，头戴草帽，手执柳条……多神气，多富诗意。生产队长想劝，劝不住，只能叮嘱我们当心，只能站在村口目送我们上路，送很远。
这是下放后最开心的一天。 疟疾这病，发起来怕人，不发时，也就有些身子疲软。板车上的萧良躺不住了，非要坐到牛背上，由他赶车。一上牛背，他开心得心都漾了开来，笑了再笑，还一再问大家，他像不像神仙牧童。我们都说，就少一根短笛。他就双手做个吹笛的样，还把嘴唇闭成一条缝。“吹”着，他越发得意，叫我们统统坐上车，然后柳条一下又一下地抽牛肚……牛小跑起来。开始，没人怕，萧良更不怕，他想当然地认为：牛老实，吆喝几声吓唬几下再加几鞭就行，可越抽，牛跑得越快，牛一跑快，后面的板车就晃荡，一晃荡，左右再一摆，车柄便一下一下重重地捅到牛肚、牛屁股上。牛疯了，彻底疯了，疯了般地奔跑起来……我们一个个从板车上滚下来。萧良吓得脸都弯了，牛背上不知所措，临到最后一刻，才闭着眼往路边草丛里一个猛扎跳下去……疯了的牛一口气奔进一条水沟，后面拖着的板车，断了绳，像炮膛里射出来般，车柄深深扎进沟边的泥里……我们愣了，吓愣了，一个个面如土色，张着嘴，半天没人说得出一句话……
还是这路，但不同了。当年这路有一段坡，板车上坡很费劲。如今，坡没了，不知去了哪。当年两旁空空荡荡，一眼望出很远，如今，小树已长大，已成木，路边还多了房子，有的房子墙上还写着“石灰厂”、“出售水泥”、“教授磨工”等字样。
奇怪的感觉。这些厂、这些副业，很难和记忆中那片浩瀚的泥土联系在一起。
阿五问，还记得那次杀鸡吗？我们看看他，笑笑，说当然。
那次，阿五和萧良来我庄上，我们去老乡那买了只鸡，又去大队部小店打了酒，准备美食一顿。没人会杀鸡。萧良说，一刀砍下鸡头就是。我说太残酷。阿五自告奋勇，说他来杀。可他哪是杀鸡，是锯鸡。刀很钝。他用钝了的刀在鸡滑腻的颈皮上拉来拉去。拉半天，破一点皮，见一点血，再拉，总算见骨头了，见血一股股流 出。老乡教我们，杀过鸡，只要将鸡颈弯过来，塞到翅膀下，扔到屋外就行。我们没扔。而是人道地将鸡放到屋外地上。然而，刚返身进屋，只听身后一阵“扑 腾”，那鸡挣扎几下，站了起来，那根被锯了一半的头颈软绵绵地荡下，吊着个血淋淋的头，拍几下翅膀，跌跌撞撞朝我们直冲过来。那不是鸡，是鸡鬼。我们被吓得魂飞魄散，这个跳床上，那个跳桌上，“人”飞蛋打……
饭后，我们出去逛荡。没地方逛，就去浩浩荡荡的漫天湖。
我们一边逛，一边唱。唱的是插队的歌。我至今还记得几句歌词：
告别了妈妈，再见了故乡，金色的学生时代已载进了历史史册，一去不复返。
迎着太阳起，背着月亮归，沉重地绣地球，是我神圣的天职，我的命运。
未来的道路是多么曲折、多么漫长，生活的脚印踏边了偏僻异乡。
歌词不能算太好，但对我们已够用。我们唱得很投入，很忘情。
那时我们都不会喝酒，但那天都喝了。一个个喝得晕晕乎乎，脸彤红。阿五是红得最厉害的，从脸红到颈脖再红到手。最离谱的是，停下小解时，大家看到，他连鸡巴都是红的，彤红彤红……看得我们一个个叫着、笑着，跌倒在漫天湖里……
“这应该是‘山岗’庄吧？”萧良望着远处一溜泥色说。
“应该是吧，很像。”阿五应道。
说着，俩人下意识地同时回过头来看我，然后又收回目光，继续望窗外。
“是麽？”我接口。其实我早就注意到了那溜细长、低矮的泥色。
萧良的庄往北一二里，是“山岗”庄。“山岗”庄再往北一二里，是我的庄。
我在庄上看不到萧良的庄，但看得到“山岗”。
郜苋在山岗庄。因为她，山岗庄带上了梦色。
郜苋是我的中学同学，漂亮，确实漂亮。当年学校一二千人，她走过操场，目不斜视地走过，总有那么多目光不自觉的被她吸引去。
从我庄上望山岗，远远、小小，我能看见她，很清晰，能看见她站在门前锁门，看见她抗着锄头出工，看见她收工回来站在屋前开门进家……
我常看。
那次在大队部开知青会，遇上了，我们说起了话，从此，就都想再说。
后来，她来我这，我去她那，很频繁。每次她来我这，我都送她回去。我去她那，她又送我；她送了我，我当然再把她送回去。来来往往，月光下，那段乡间的路，缠绵起来。
那年冬天，和她一起回上海。我说，我们到南京坐船吧。我想把路途拉长。她说好。她说好时，脸上漾出了喜悦。
船上，我们趴在栏杆上，望着荡漾的海水。风吹起她的头发。轻轻的，我们说一些少男少女的话。
到上海，她来我家，然后约好，我去她家，然后再约好……我们一起去看电影，看了好多次。电影院里，俩人靠得很近，她的鬓发，抚弄着我的脸腮，带着她的体香和呼吸。我们还那样说话，轻轻的、轻轻的。
那次电影院里出来，过马路时，突然出现一辆车，她惊了惊，一下抓住我的手……过了马路，她还抓着。我希望她一直那样抓下去……可到底，她松开了，那手软软的，很柔，从我的手心手背慢慢脱离，滑了出去……
司机问怎么开，我说往前。我只知应该往前。开一阵，我说差不多了，前面该有条横路，到了横路转左。
我清楚的只是方位，根据方位，我知道，我的庄子已在附近。
世上有太多太多的庄，可我万里迢迢赶来找的，就这一个。离开二十多年，离得那么远，时间远，路远，可还想回来。它是我的，只有它属于我。可这个魂牵梦萦、醒里梦里“见”了千百遍的地方，就在左右了，我却认不出。
不能对一个不认识的地方产生感觉。
没感觉，一点没有。离我的庄子越近，离想象中该有的感觉就越远……
我叫司机慢慢开，再慢些。
又一阵，我说，应该就在这一带，大概就这庄。我说的是“大概”。我请司机停车，让我下车看看。
下车，见路边不远处一个墙根下坐一排妇女，在晒太阳。我朝她们走去，想向她们打听一下。可走着，我游移的目光不再游移，停住了……那些看着我走过去的妇女们的目光也停住了，也有了反应……
“这不是……这不是……”
“是是是……黄惟群……我是黄惟群……。”
我赶紧几步上去，和她们握手。一个，两个……刚握了两个，我又觉得我不行了，受不了了……我试图忍，忍不住，不得不转过身，背过脸，朝一边挪去几步……
我已认不出这地方、这庄子，但我认识这些人。她们让我确定，我已到了我想到的地方。
她们，曾经天天出现在我的生活中，和我的生活、我的生命紧紧联系在一起。她们，每个人每张脸，都是一段记忆。
老了，都老了，但透过覆盖着的老像，我们彼此都能在对方脸上找到那张熟悉的曾经年轻过的脸。
我转过身，朝她们走回去。
一个妇女拉着我的手，望着我，说：“……这都多少年了……。”
我说不出话，点点头。
她的手很暖，暖得人心酸。
那年五月，青黄不接，没吃的了，我一次次上庄问农民借粮，借得自己都已不好意思。农民也都没得吃了，很多人又出去要饭。
那天，又饿了两顿，实在挨不过去，厚着脸皮，我又上了庄。
我去的就是她家。她正抱着孩子，在哄，孩子也饿得嗷嗷哭。她抱歉地看着我，说，她家也没粮了。我狼狈地嗯嗯应着，赶紧退身。可正离去，她又叫住我，“要不，拿点三道麸子去？”三道麸子差不多就是麦子皮，是用来喂猪的，可我哪里还管这些，赶紧点头，返回她家。她从八斗里挖了一瓢三道麸给我，我让她称一称，她说不用了，拿去吃了再说。我走了，连声说谢谢。走出她家时，我听到她在身后说了句：“作孽呀，父母要知道，可不心疼死了……”我回过头去，看见她站在门 槛上，手扶门框，望着我，眼里装满同情……那眼神、那语气、那手扶门框的身影从此刻在了我脑中。
来了个和我差不多年纪的男子，当年是大队民兵营长，现在什么都不是。我们在庄上时，他在外当兵，后来复员回来，当了营长。我们不很熟，但他善解人意，聊几句后，问我要不要上庄走一走？我说好。
他先带我们去我当年住的地方。
那块地上已造出新屋，是砖屋。走过去时，见屋前坐几个人，其中一个中年妇女，一眼就认出了我，站起来招呼。我也记得她，大家叫她小邱，是当年庄上少有的几个小媳妇中的一个，性格温和，总笑眯眯……
我努力笑。
她朝屋里叫她丈夫：“看看谁来了，看看谁来了……”
她丈夫叫亮子，和我差不多年纪，当年主管队里的喷雾器，专喷“
小邱说：“你原先住的屋就在这。”我问：“哪？”她说：“就这，就我们这个屋。”说着又问：“去不去家后看看，那里还剩一堆土，就是你当年屋子的墙。”
毕竟是女人。
我感激她，真的感激。这么多年了，她还记得这么清楚，竟还记得那堆土，知道那堆土和我的关系……
我没去看那堆土。不想太伤神。
十六岁半起，我开始在这生活。
我住的那间屋，原先是牛屋。我们到达时，里面还住着牛。四天后，牛牵了出去，住进了我和我的同伴。住进去当晚，我们在各自床脚下洒下了敌敌畏，第二天早晨，那一圈圈洒过敌敌畏的地方，叠起一圈圈足有
我们是下午时分搬进去的，许多农民挤进屋来看。我们烧饭了，他们不走，吃饭了，不走，吃过饭了，还是不走。我们想打开行李、想铺床，可我们不能。很晚了，很晚很晚了，还有一个坐在我们的床沿上的。至今记得那张脸，记得清清楚楚。那脸的颧骨特别高，下巴特别尖，三角形的，眼睛特别小，仅一粒西瓜仔大，头发特别长，也是三角形的，披在前额，发尖像把刀一样地刺在双眼间……从没见过这样一张脸，油灯下，像鬼。
灯是墨水瓶做的，灯光豆点大，我受不了了，不能在那样的光线中见那张脸。我想把火光搞大些，搞不大，急了，我用一张草纸卷了卷，插在瓶里，点燃……
老乡说，这屋里死过一个孩子，是溺水后救上来，在这断的气……半夜醒来，我常见一点二点磷光，绕着房梁走，一会儿出现，一会儿又没了……我从没害怕过。那时怕的似乎不是这些。
我是在那屋里学会烧饭的。第一次烧饭，用的不是煤气、甚至不是煤炉，而是泥制的土灶，燃料是稻草，用火叉拨着烧。火叉很重，几下后，手腕就觉得疼……最怕那烟囱，老倒烟，一阵风来，回流的烟呛得我们咳嗽不止，眼睛被刺激得彤红，充满血，又酸又痛睁不开，眼泪混着鼻涕一把把流出来……我一次次逃出门外，喘一口气，又一次次闭起眼，屏住呼吸，冲回屋，去添一把火……
那次在稀饭里放了根香肠，因太香，打开锅盖去端碗装粥时，一转眼功夫，一只老鼠烫死在香喷喷的稀饭里。
很多老鼠。那屋牛屋前是仓库，老鼠出没的地方。我从来怕老鼠，可那时不怕，顾不上怕。
我最怕挑水。才十六岁，没劲，也踩不好步，跌跌撞撞，扁担在肩，水桶老晃荡，泼泼洒洒，一担水到家，最多只剩小半桶。下雨天更怕，沾了水的泥地，空手走路都摔跤，更不说担水。见我们可怜，常有老乡帮我们挑一二担，可我们不能天天指望他们，也不好意思。
一个雨天，很大的雨，缸里的水又见底了。那间屋已老，顶上的稻草早已发黑成块，几处见亮，雨水从透亮的缝里滴下，酱油色的，滴在地上，滴进水缸……天黑 了，没水烧饭，我吃了几口“炒麦粉”。炒麦粉是上海带去的。吃过，嗓子干渴难忍。没办法，我从见底的水缸里舀起半瓷杯水，那水臭哄哄的，许多积淀物上下浮动。将水停放几分钟，等大部分积淀下沉后，我小心翼翼地将上面的水倒入另一瓷杯，然后，闭起眼，一口气喝下去。然后一整夜，始终感觉着水的滑腻和臭，还有 腐烂的稻草味……
那间屋里，开始住三个学生，一年后，走了一个，这个的父亲和爷爷都是高干；再两年，另一个也走了，这另一个的母亲是当地人，娘家在我们隔壁大队，当地很多关系。
就我一个了。
一个人，我在那屋里住了好几年。
屋子在打谷场。打谷场周围不住人家。村庄在后面很远。屋前是一片旷野，一片一直远到天边、和天连在一起的光秃秃的、浩浩荡荡、荒凉空阔的旷野 …
好几年，我就这样，一个人，面对这片连着天的土地，看着风怎样掠过，怎样拉扯田里枯干的茅草，如同拉扯一把把长发……感觉中，这片土地不是一点一点往外 延伸出去，而是从天边处厚厚重重地向我涌来的……这片向我涌来的浩浩荡荡荒凉空阔的土地，看见它的第一眼起，就压在了我的心头，永远永远地压在了那里。
暮色中，抗着农具收工回家，腿发软，打飘。打开锁，推开门，一声“叽――嘎嘎”响，屋里凉冰冰、空落落，等待我的，只有被夕阳拉长的自己的影子。
我常在无边无际的漆黑夜色中，看见两点、四点、六点光。那光是绿色的，刺眼的绿。这一点点刺眼的光，常常几分钟不动一动，盯着我。我至今不知那到底是狼是狗还是其他什么的眼睛。
我常拉二胡，对着那块土地。那段时间，拉二胡是我唯一的享受。心中的苦与愁与闷与寂寞，随着拉响的琴声，一丝丝地流出。
我从来觉得，二胡的声音是由这块土地滋生的……
我对阿五和萧良做做手势，让他们帮我和亮子小邱还有民兵营长一起照几张相。我不知我还能做什么，只知道我什么都带不走，只能带走几张相片。
走出亮子、小邱家，门口，见到几个女孩。小邱指着其中一个说：“这是我女儿。”
她女儿大约二十岁，挺漂亮。于我，重要的不是漂亮，是气质。她已完全不像农家女儿，完全不像，她像学生妹，像城里人。
她和我的过去没关系，我离开时，她还没出生。面对她，我能开口了，能够心平气和了。
我问她多大？现在干什么？
她甩我一眼，一杨眉，反问道：“干什么？调查户口呀？”
我笑了。这是我下乡后第一次笑。不仅为她笑，也为他们这一代。他们不同了，完全不同了，举手投足不同了，语言也不同了。
民兵营长带我去小登子家。他似知道我想去哪。
在庄上的最后日子，我住在小登子家。我那间牛屋倒了。一个狂风暴雨的夜晚，东墙突然“哄”的一下倒了，压死墙根下五只我养的鸡。幸好我睡在西墙。
小登子出生富农，父母死了，姐嫁了人，哥因破坏军婚被关了牢。他每年一半时间在外，不是讨饭就是去哪打短工。他不在时，我一人住他家。在他的屋里，我还教过书，开始教“扫盲”，仅村上的孩子，后来从一年级开始教，教大队的。我还在这屋里自己动手糊过几排桌，用泥和芦杆糊的。
我写过一篇《小登子结婚》的小说，是根据原形写的。
小登子睡觉一丝不挂。每天早晨起床，第一句话是“鸡巴头挑被单喽。”那家伙总硬梆梆、翘老高， 一次次，他下床站在床前，撅个肚，用手打得那家伙东晃西晃停不住，一边，则一脸正经，咬牙切齿地望着它骂：“狗东西，割了你，你就老实了……”
门敞着，可家里没人。民兵营长说，不知他去了哪。
小登子家没变。附近左右就他家没变。还是泥制的炉灶，烧焦的灶口，掉了泥坯的墙，高梁杆扎的房顶，唯独不见的，是我当年教书时糊的几排学生们的课桌。里半间是我当年睡觉的地方。在我搁床的地方，依然搁了张床。床上铺了条凉席，席上有一滩水迹。床旁的一条板凳上，堆些了衣服，有小孩的。
我问：“小登子结婚了？”营长说：“早结了，都三个小孩了。”
写《小登子结婚》时，我没想到他真有结婚的一天。
屋里外左右拍了些照，连天花板都拍了――一条条发黄发红的高粱杆间，露出一条条干了的泥。后来，我把这些照给我的儿子女儿看，我发现，在他们眼里，那是凡高或蒙内的画，有艺术感。
回到停车处时，人越聚越多。一张张脸，猛一看都不认识，但停上一二秒，全都能认出。一个年轻人走近对我说，“我曾做过你的学生，还认得吗？”仔细看，认出来了，我教他书时，他才十几岁。拂去二三十年的岁月，还是那张脸。另一个青年也对我说曾经做过我的学生。但他的模样让我伤感：他的头发已近全白。
我把这两个学生拉过来，和他们一起照了张相。
向老乡们告别时，我对他们说，我还会回来的，其实我并不知道自己是不是真的还会回来。
车子开出一程，我叫司机停车。下车，站在路上，对着那片土地，我又望一阵。
这块土地给了我刻骨铭心的记忆，不管我到哪，它都跟着我……
我很想很想做的一件事是，谁也别陪我，别和我说话，让我一个人，在这片土地上，走走坐坐。一小时、二小时、半天、一天，我会那样一直走下去坐下去的。太多记忆，太多太多，都是生命力最旺盛时期的记忆，注定甩不掉的。甩不掉的记忆，只有迎上去。不管如何，记忆就是生命。没有记忆的过去等于没有存在过――尽管我愿意它不存在……我很想，很想就那样，独自一人，静静的，在这块土地上走走坐坐，想一阵，想叹气就叹气，想流泪就流泪，憋得太久了，太久太久……这滋 味也许很苦很涩，但是苦是甜、高兴欢喜或伤感压抑，都是浓烈的，浓得化不开。生活中太少浓得化不开的滋味。太少太少。我万里迢迢来这，为的就是这份浓得化不开的滋味。即使是痛苦，也是享受，痛苦的享受。
最后一站是江山中学。
插队的最后两年，我在江山中学当老师。那段日子，是我农村八年半中过得最快乐的。
那两年，划拳、喝酒，是我“课余”做得最多的事。
老师在那地方倍受尊敬。老师有特别多关系：亲戚、朋友、朋友的朋友、亲戚的亲戚、学生的家长、学生家长的朋友……不是今天这个叫，就是明天那个喊。我没那么多关系，但这中学的老师们个个和我关系都好，任何人有酒喝，都叫上我。我差不多天天喝酒，星期天，那就基本“没空”。
那时喝的是山芋干 酒，七毛八一斤。那时喝酒真叫喝酒。没菜。一碗大青豆，一碗盐豇豆，一把韭菜，一把大蒜，这就能喝。好的时候，也就炒盘鸡蛋加点盐，或者哪里弄条鱼，没油，用面粉沾一沾，锅上烤一烤，兑上水，烧几把火。不知是否那里的女人特别能烧，怎么烧，都能烧得香喷喷。
喝酒最开心的是划拳。
第一次见划拳，是到凤阳的第一天。下火车后，两个农民帮我们挑行李，往二十里地外的下放点赶。途经大溪河，我们在街口小饭馆歇脚。饭馆里，几个农民正在行酒猜令。只见他们一个个袖管裤管全卷起，颈上青筋爆出，裂大嘴，呲着蜡黄蜡黄的牙，这头向那头冲去，那手向这手戳来，“哥俩好、一点不错、八匹骏马、四喜 来财”，一个个叫得声嘶力竭，完全像土匪。却这恐怖的一幕，日后成了我的喜爱。我爱划拳，划得很不赖。我们这群教师喝酒多，个个拳都划得不赖，但我是公认为最好的，总赢。我赢的本事在于很快能看出对方的变化规律，自己则没规律地变化。
开始我不能喝酒，喝一点就晕，甚至吐。但那里，只要人坐桌上，不能不喝。不得以，我常将酒含在嘴，趁人不注意，一个空隙，吐到地上，反正是泥地，一会就被吸掉，不留痕迹；有时则假作擦汗，一抹嘴，将酒吐入手帕。 然而，久了，我开始适应酒精，能喝一些了。我能喝一些的最重要“秘诀”还不在于“久”，而在于大喊大叫，装疯卖醉。叫着喊着，精神就分散，就不感觉醉不感觉难受，叫着喊着，酒气就随之出了去……我一生做过的所有事中，酒后乱说乱叫无疑是最痛快的事中的一件，肆无忌惮。
江山中学到了，可我连一块认识的瓦都没找到。
是周末，唯一个教室里有人，大概是在补课。值下课，走出一群学生，我拦住最后出来的一个老师模样的，向他打听这学校我所熟悉的人。他太年轻，一问三摇头，直到问起
一排宿舍一样的泥屋中的一间里，我找到了
是七八年十月末的一个傍晚，天已昏暗，车站前一排黑黝黝的槐树，树上方露出一块深色的蓝。火车来了。这次火车来的意义不同以往，把我带走后，我再不用回来了。我等这辆火车等了八年半，做梦都在等，可真见它开来的那刻，并没感到想象中的轻松、愉快。得怪那天空，怪黝黑 的槐树上方残留的那块深蓝深蓝的天空，那蓝蓝得人压抑，非常非常压抑……我在
我们三个又坐一起了。
他们都很好，
聊起故人故事。当年的教师大多已退休，有的是调离，变化很大。最让我吃惊的我们的毛校长，他们说，他死了。他和朋友们一起喝酒，喝着，起身去外解手，一去就再没回来。朋友们找出去时，他倒在墙根，已经死了。我说太可惜，实在太可惜。我说毛校长是好人，真是好人。那年代大官小官只要是官，都能坑人整人，他没有，从来没有。他大不了我多少岁，一个圆圆的头，一对圆圆的眼，一笑两腮两个圆圆的酒涡。明明是张和善的脸，却偏偏，总爱扮一付凶相。可那脸再扮也不凶，有人喜欢他，没人怕他……那脸还在眼前晃荡，魂却已在九泉之下。
自插队那天起，我整个生命就和这段历史丝丝缕缕地牵涉纠缠，再也分不开。
他们告诉说，街上不远处有个卖衣服的小店，老板娘是上海人，当年和我们一起下放的女学生。他们说了她的名，可我不熟悉，想不起，萧良、阿五也都说不知道。两位老师问要不要去看看，我说好，可临到起身，我又改变主意，说不去了，不管认不认识，都不想见她。
算什么，我们一群人，开辆车从上海来，在这停了停，和她打个招呼，又走了。她和我们一起下来，是一伙，但她走不了。看着我们一个个离去，她是什么滋味？那片连接着天的地，会不会越发荒凉、越发压抑……不想见她还有一个理由：不见，知道的不过是件事，不愉快，但毕竟只是件事；见了，那就是个活生生的人了。 一个活生生的人，就会老在眼中晃悠，离不去。
不想见她更因为，想起了郜苋。
郜苋因和一位拖拉机手结婚，留在了那里。
“不知我的人生列车什么时候开出了站，只知当我发现时，我已在车上……一个有雾的傍晚，我停靠在一个宽阔的肩膀，我以为列车已经到达终点，却不知，那不过是一个，伤心的小站。”
一首歌的歌词；歌名“伤心的小站”。
那趟列车还没到终点，她下站了，在一个叫“凤阳”的小站。
列车开走了，继续往前，站台上留下一个孤零零的她。
八六年那次回凤阳，我去县农机站看过她。那晚停电，走道里很黑，找到她时，她在屋里，正和两个当地女孩，趴在煤油灯前说着看着什么。见我，她吃一惊，直起身，但马上，便控制住自己，显出一付矜持，不冷不热、不近不远。她甚至没请我坐下，只说了声“自便”，还说了句“回来看看？”我没坐多久，坐不久。我说 我走了。她没留我，只说不送了。我说不用送。我走了，可走很远，我还感觉她的目光停在我的背脊上，那目光定定的，却闪亮，晃动许多记忆、许多苦涩。
我拿出一本书，是我自己的。我只带了一本。之前我没想过给谁，只觉得该留本自己的书在这块土地上。无论如何，这块土地养育过我，和我有割不断的联系，我应该让她知道我的近况。我相信，我想表达的，我的书会替我表达。
我把书给了
车子直开凤阳城。
记忆中，凤阳城尘土飞扬，汽车站到县城中心，一刻钟路程，这段走下来，任何干净的裤子鞋袜都会变黄，蒙一层厚厚的黄泥灰。记忆中，凤阳街是两条泥街，窄窄短短，歪歪扭扭，两边是矮小的茅草泥屋和用泥砌起的旧砖房。街口有个饭馆，饭馆光线很差，里面有几张被酒水菜汤泡酥、见得到丝丝缕缕木头“筋”的桌子和 板凳。记忆中，凤阳城的人感觉特好，走起路来摊手摊脚，身体后仰，似乎分分钟意识到自己是“天子脚下臣民”。记忆中，这个县城里的游魂是知青。这些游魂零零落落游荡在凤阳城仅有的两条街上。他们的目光是不安分的，寻寻觅觅，东张西望，甚至鬼头鬼脑。他们的目光中流露更多的是企盼，企盼和这个权力中心中的任 何人发生关系，哪怕只是那些仰着身肢走路的最平常的“臣民”中的一个……
那张画没了，那张散布游魂的画。
人流来去，熙熙攘攘。一 张张脸上，神色自若了，衣着也漂亮时髦了……街道阔了许多，是以前的三四倍，两边是新建的两层楼的明清建筑，飞檐雕梁，两人才抱得过来的大柱，一个个悬挂的大红灯笼。衣铺、鞋店、餐馆、浴室、洗脚休闲，五颜六色的霓虹灯，麦克风里传出的歌唱声、喊卖声，店家门口堆得高起来的商品，这里那里一幅幅的巨大广 告，还有比广告更巨大、代表了一个时代的一个个明星的像：周迅、黎明、郭富城、刘德华、赵薇……
奇怪的感觉，非常奇怪。
是凤阳城吗？当年，她可是个春风吹不到的地方。
我们住的是凤阳宾馆。
萧良说，这宾馆就是以前的县委招待所。我说不会。我说不会是因为不像。县委招待所很简陋，一间屋七八张木头床，单人的，靠在墙上，没有床背；这里，不说富丽堂皇，也见一定气派，有现代感。可阿五也说是。我不确定了，去问服务台小姐，想不到，小姐的回答竟然是：是。
二十多年前，我曾在县委招待所住过一晚。
大概七六年，我有幸得到一个工矿名额。可我这人命中注定多难。名单上报县里后，最后一到政审关，我还是因为出生被刷了下来。
不甘心，想再努力一下。我去县城找李嘉宝，他是我们庄上的人。我们下放那年，他高中毕业回乡，他和我们投缘，常一起聊天。后来他上了工农兵大学，毕业后分在凤阳县委，当了县委书记秘书。我找他，希望他能帮我挽回“败局”。
上县城得徒步二十五里，然后才有车。途中，经过一座“小红山”。这山是传说中当年朱元璋放牛的地方。过“小红山”得经过一条河，河水高过腿弯。淌过那河 流时，我的脚底跟被河泥里埋着的碎玻璃划破了，划得很深，血流不止。咬咬牙，我把两只袜当绑带，穿在破脚上。许是“金石为开”，走一阵，血不流了，再一 阵，也不疼了。我一口气走了二十五里，然后，在通往县城的大路上，扒上一辆拖拉机。
县委大院的一间屋里，我给李嘉宝的是我所能给的最痛苦表情，他还了我足够的同情，可是，他帮不了我。但那晚，他把我安排在县委招待所，免费睡一晚，还请我在招待所食堂吃了顿晚饭。
饭后，精神体力都疲乏，我斜身招待所的床上躺了会儿，没想到的是，待起来时，脚一碰地，脚底跟那“金石为开”没了疼感的伤口，突然疼得像插进一把匕首。再看，那脚早已肿得像发效馒头，两只渗透了血的袜子，干了，硬了，粘在伤口上，已经拉不下来……
第二天，我就用这只肿得像馒头、疼得插了把匕首般的脚，步行几十里走回生产队。开始，我颠着脚走，走着，想，疼痛这事真要过了头，也就不疼痛了，于是咬紧牙，愣是将脚往地上踩。我疼得浑身是汗，就差昏过去，可渐渐，就如预计那样，疼痛过了头，开始减轻，一点点减，减到后来，感不到了。
整个凤阳已找不到熟悉的东西，唯独这县委大院，一如既往。一条挺直的道，两旁挺直的松树，迎面一排整齐、挺直的青砖瓦房……所有县委大院似乎都这样。
几十年后的我们，已今非昔比，尤其是我，早已习惯了那个大写的“平等”。然而，一走进这个大院，我立刻“站”到了自己当年的位置，矮了，小了，微不足道 了，底气全无。这县委大院里的一草一木、一砖一瓦，似乎都透出一股无形的威严，逼迫人……我、我们，都没了声音，好久没说话……
站一阵，拦住一个院里走过的人，我问：李嘉宝还在不在这？那人说，他现是县宣传部长。我又问，他现在不在？那人说，今天星期六，不上班。我本该再问，那他现在住哪？可我没问。我向那人说了声谢谢，走了，简直走得如释重负。
部长是个符号。我不想面对这个符号。面对这个符号，我会无话可说。
突然醒悟，那人，就是我问他李嘉宝在不在的那人，态度格外好，格外耐心，让人陌生、别扭，这些似乎不该给我，不是我在这个大院里该得的。
他一定早已忘了几十年前凤阳城上出现过的知青“游魂”，更没把我们和这些“游魂”联在一起……
我也忘了，忘了自己已不是当年那个孩子，那个让人懒得看一眼的孩子。
第二天，我们去了黄林，去看朱元璋母亲的墓。
一条路，两边两排人兽石像。原始石像文革时都被砸烂了，如今的，是重新修补的，修痕很明显。路尽头有座山，像荒山，想必里面躺的是
这位老太太的的皇帝儿子，欠他故乡的实在实在太多，他唯一给过这里的，只是一个要饭蓝子、一片荒凉欠收的土地。如果他和他的母亲有灵的话，该为这块土地做些偿还了。
我在陵园里买了个“凤阳花鼓”。这是凤阳的唯一象征。我把这象征带回了澳洲，安装在我电脑桌旁抬头就能看见的墙上。
萧良喝醉了。返沪途中，一个小饭店午餐时，半碗半碗的白酒，他一口气喝了三四碗。
萧良以前也醉，醉了就哭，边哭边说他爸爸不喜欢他。他是独子，父亲的最爱，父亲替他找门路，差不多都找到了省长，他却还说父亲“不喜欢他”！劝他，劝不住，还哭，哭着，他说他爸喜欢的其实是他妹妹……开始大家以为是真，后来发现，只要是醉，他都这样哭、这样说……
这次不同了。车在开，他不坐，站着，摇摇晃晃，一会脱一件衣服，一会又脱一件。大冬天，脱到最后，只剩一件棉毛衫，也不觉得冷。他边脱边说，说自己没出息，说他不如我和阿五，既不是富商，又不是作家。开始，我们不知他是醉，一个个还谦虚，还帮他“开脱”，说你怎么不好，开一个服装店，一年收入一二十万，你那高干爸爸还给你在市中心黄金地段留了套价值二三百万的房……可劝着、谦虚着，我们发现，他醉了。
他一会说，要点把火，把阿五的钱全烧了，一会又逼他投资，还不能投其他地方，非得投大溪河，他拍着胸脯豪迈地说：“不到大溪河非好汉”。说过阿五他又说我，他说我你算什么作家？你写过大溪河吗？ 不写大溪河算什么作家？狗屁！还说要把我的澳洲护照烧了，然后他出钱，帮我重新申请一张大溪河护照……
他是真想着大溪河。
车开得很快，凤阳到上海，不过六小时。
感觉中，凤阳离上海太远，远得像两个世界两回事，彼此没关联……感觉中，汽车不可能从上海开到凤阳、再从凤阳开回来……可确确实实，已经一个来去。
到上海，天已黑，他们要先送我回住所，我说不用，我住得太远。我让司机找个地方把我“扔”下，我说我会找出租，很方便。其实，我想一个人走走。
本以为，人到澳洲后，会渐渐忘记凤阳，却结果，越发想了。而时间，毕竟越隔越远，记忆便模糊，便不那么清晰，似一个朦朦胧胧的梦，有时甚至觉得是假，甚至怀疑那段生活到底是不是确实发生过。
一直想再回去，却也知道难。
我常做一个梦，一个同样的回凤阳的梦。
梦中，我回去了，去看那块忘不了的土地。可去时难，回来时更难。途经凤阳每天只一班火车，我怕赶不上那班火车，总怕。我总来不及了来不及了，心急慌忙忧心忡忡地赶，可我总赶不上，没一次赶上。于是，梦中留下的那个世界越发空辽，空辽得人无比压抑、恐慌……
想去的地方，就是想离开的地方；想离开的地方，又是想去的地方。
想起我的那句“名言”：没有记忆的过去等于没有存在过。
或者说：过去之所以存在，是因为记忆。
那段生活，带给我和我的同伴们的最大幸运是：因为常在时间的隧道里往返，我们的生命因此而被相对拉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