妈妈来澳洲，我们一家四口去接她。全机人都走光了，她还没出来。我们都担心起来，生怕出了意外，正想去问讯处查问，机场出口处出现一个萎缩的老年人身影，推一部大大的行李车。
远远望去的一瞬间，我的心抖了抖，九年不见，她老了，不是我记忆中的妈妈了。她的头发已经花白，动作也已迟钝，关节象是麻木了，两条腿直直地小心翼翼地移动，向我们招呼的手，也是缓缓地抬起，缓缓地摇晃……我忽然感到，人生其实只是几张黑白照片，童年、青年、中年和老年，一晃就照完的。妈妈已经照到了最后一张。
我急步奔上前，不知说什么好，接过她的行李车，快步走在前面。出了过道，她和我的太太彼此问好后告诉，她因带了几个给孩子吃的梨，被海关扣押了一阵。接着，她弯下身去，和她想念已久的孙子孙女说起话来。妈妈从来最喜欢孩子。她总说，小孩是玩具狗。每次来信，她都要叮嘱我们多寄几张孩子的照片。可是，真到了见面的一刻，与想象中差距很大。孙儿孙女听不懂她的中文，生疏地打量着她满是皱纹的脸。她也似乎很谨慎，往后挪着步，生怕一刻不停的孩子撞倒了她。
我觉得尴尬。
直到她扶腰直起身来，我才说了一句：
“怎么头发都白了？”
“老了，”她慢慢侧过头，慢慢地说：“七十岁了。”声音拖得长长的。
这九年似乎不是九年。
我从小体弱，经常生病，不去上学。一年级一个冬日的下午，班主任老师来家探病，妈妈正搂着我，陪我睡午觉。温馨的呼吸，柔软的臂弯，对面楼上玻璃窗的阳光反射落在床头上，暖洋洋的。年轻女老师站在床前、看一阵，感叹万千地说：“你看你，多幸福呀，你妈妈这么喜欢你。”轻轻的声音，穿过三十多年厚厚的记忆传来，依然清清楚楚。
初一三秋劳动，我去了黄浦江东面的农村。那是我第一次离家，不习惯。一天上午，全班同学正在秋日的阳光下捡棉花，老师从身后叫了我的名：“你看看，谁来了？”－－是妈妈。太意外了，全校几千人，似乎没一个妈妈来探望的。那天，她带我去十里路外的小镇。没有汽车，出钱请了两个农民，踩自行车载我们上镇。镇上饭馆里，她叫了许多菜，一边坐着，看着我美美地饱餐一顿。临走，她留给我一件羊皮棉袄，袄子口袋里塞满了巧克力。
妈妈生我时才二十六岁，很年轻，很漂亮，也很女性化。我一直为她感到自豪。我中学时一位朋友的母亲，是位医生，很时髦，一次路上见到我和我妈妈，事后很夸张地对我说：“她就是你妈妈呀？我认识她很久了，她很漂亮，也一向很摩登。”她说的“认识”，其实也就是记得住的意思，一定是妈妈带我上她那看过病。记忆中，小时候和妈妈一起出去，总能遇上许多笑脸，许多人对我亲近，现在懂了，其实都是冲着我妈妈的。就象那位朋友的母亲，应该记住的是我，可她偏偏记住的是我妈妈。我至今保存着妈妈年轻时几张照片，眉清目秀，柔柔的线条，波浪式的头发，极有韵味，漂亮的身材，穿一件漂亮的旗袍。每每朋友来时，我便不动声色地拿给他们看，每次都能听到想听到的嘘吁。
妈妈身体很不灵便地弯进车里，摸索一阵后才坐正。我从车的那一端弯过身去，帮她找出保险带系上。我忽然觉得别扭，很不习惯。因为很久不见，彼此陌生了？因为她老了，需要帮助了？因为从来都是她为我做什么，而不是我为她？
对于澳洲，她显得惊人的从容，几乎没有多看一眼的兴趣。可她却一次次地唠叨：“干吗你们一定要叫我来？我在上海过得很好。”
“你总不能一个人在那里过一辈子。”
“一个人蛮好。我能照顾自己。老了，没几年可活了。过一天算一天，说去就去，很容易的。真要不能动了，找个佣人就可以了。”
她说话从不忌讳，甚至不忌讳听者的感受。
“这一来，两房一厅的大楼房子没了，还有那么多家具，那个红木桌子就能值上……”
“这些算什么呀。”我打断说。“能来澳洲比什么都重要。”
她象没在听，一次又一次叹息：“可惜呀可惜……这么多东西，都没了。嗨，我这人呀，命中注定就是一无所有……哎，命中注定，谁也犟不过命。”
妈妈说话的口齿已经不象以前那么清楚了。
黄昏落在红枫绿叶上，前面公园的绿草坪蒙上了一层金黄。后园里，柠檬树下，妈妈坐在椅子上，用她有些累的声音追忆往事。妈妈说，她曾有过一个二克拉二十三分的钻戒，结果没了。那年外公得了重病，在一个高级医院的单人病房里住了很久，花了很多钱。外公本是大地主，可大地主有的是地，一盒盒金条，也是这手进来，那手又出去值产业，手里没多少现金。妈妈只能忍痛割爱，用她的钻戒抵了昂贵的手术、住院费。那是她最喜欢的一件首饰，她心疼得哭了。外公觉得抱歉，安慰道：“别伤心了，我给你一万步的地吧。”妈妈没要那一万步地。那时她才二十多，不懂地有什麽用，她只是哭着说，算了算了，没了就没了。
“不过还好没要，”她说，“否则的话，我大概和你爸爸一样，活不到今天。”
第一次听说这故事，并没当回事。妈妈说得太平静。直到她用仍然平静的声音提了几个当时上海的名流，说她们也没有那么大的钻戒，我方才怀疑起，这钻戒也许不是我在店里看到的那种。后来搞清楚了，这样大的钻戒，即使如今全澳洲，也没几个人有得起。
四九年，妈妈去了香港，带着我哥哥和刚出世的姐姐。她并没决定去那定居，只是想先去看看。她把所有财产都寄放在大陆一个亲戚家。可是，等她香港回来，她的家财早已没了，被她的佣人，借她的名誉，统统冒领了去，卖光用光，逃之夭夭。
“不过，”妈妈又用自我安慰的口气说，“那些东西也不值几个钱。”
这次又是，什么都没了，都送人了。
我说：“送了就送了，无所谓的，本来也不是什么值钱的东西。”
她说：“怎么不值钱呀，碗、毛巾、被面就有多少……”
我笑了。
和妈妈一起上街、去商店，她不看人，不看豪华的建筑，看的是具体商品、具体价格，而且都捡便宜的看。以为她喜欢，问要不要买，每次她都急急摆手：“不不不。”生怕慢了，我们就会买下来。而后，她就停在那里，仰着头叽叽咕咕：“乘以六的话……”跟着就叹息：“唉，多可惜，多可惜，这些我都有，都送人了……”
妈妈飞了几千里，远道带来的一个台灯，是我出国时扔掉的。我相信，妈妈从来也没搞清过，什么值钱，什么不值钱。
打从妈妈到澳洲，我太太就说要请她去餐馆，可说了多少次也没去成。她先问得多少钱，而后乘上六，折成人民币：“喔，不去不去，干什么，疯了？有这点钱，不会自己买了烧，能吃很多次呢。”我们坚持要去，急了，她便说：“对我，没什么是稀奇的。什么样好的餐馆我都去过，什么样的好东西我也都吃过。”
“可那已经是五十年前的事了。”我忍不住说。
吃好、住好，这种感觉隔上一星期，就足以使人怀念、使人想再尝试的。五十年，太久了，太久太久了……
舅舅说，妈妈曾经几年住在“华侨饭店”，进出小轿车，自己的，还有车夫。可是，环境变了，荣辱感变了，妈妈从没提过这些事。这次，我问她，是不是真的。她迟疑一阵后答道：“真是真的，可，那也不是什么好车，二手货的。”好象还怕引来麻烦似的，能赖则赖。
舅舅说，妈妈有过一条貂皮长大衣，后来没有了。
四十年代的一个冬天，寒风凛冽，一家当铺门外，站着个可怜巴巴的孩子，缩着身子，手里拿了个戒指。一个好心肠的少妇途经当铺，停步弯身问孩子：干吗不回家？孩子哭丧着脸说，他妈妈病了，家里又没了吃的，他想用这个戒指换点钱，给妈妈治病，再买点粮食；可是，当铺老板见他人小，不信他，不给当……少妇充满同情，摸摸他的头说，“别着急，我去帮你当吧。”孩子感激不尽，谢了又谢。临到少妇起步，他忽又吞吞吐吐地说：“太太，我知道你是好人；可是……可是这戒指很值钱，要是……要是……”少妇明白了，立刻脱下身上的大衣，交给他：“放心吧，拿住这，在这里等我。”结果呢，结果戒指是假的。等到少妇踩着高跟鞋子赶出当铺，“可怜”的孩子早已不见了。一个老故事了。老故事照样可以使善良的心受骗。
我问妈妈，有这事吗？妈妈勉强点点头，跟着又补充：“可那也不是什么好大衣。不是貂皮的。貂皮的那件是后来卖了。”
妈妈是五零年回的大陆。哥哥姐姐为此埋怨过她许多回。她忙于为自己辩解，说，那时香港太苦，又没亲人，她带着两个孩子，又有佣人要吃饭，根本没法活下去。－－没法活下去，却还有佣人。据我所知，更重要的原因是，她在香港看见了一张毛泽东的相，一看就喜欢、信任上了。她说，这人面相好，一定慈祥、善良，跟他一定有好日子过。她不犹豫了，兴匆匆地踏上了归程的飞机，云层中想象着未来。可她怎么也没想到，走下飞机的第一分钟起，她已浑身透发出“特务”嫌疑，从此成了“内控”对象。
她曾努力过，也积极过：参加过妇联，教过识字班，和家庭妇女们一起收集过粪便，大炼钢铁时，她把家里的打字机、铜炉子都当废铜烂铁交了出去。她相信脱胎换骨，相信自己需要改造。。可是没用。除了她自己，没人相信。户籍警是家里的“座上客”，三天两头来家一次，察看有无可疑动静。谁能相信一个五零年从香港“特务中转站”回来的人？何况她还有一个“逃亡恶霸大地主”的父亲，一个有“严重历史问题”的丈夫。更主要的是，谁能想到，世上真有一个头脑这么简单的人!
一次次的“运动”，连她这个家庭妇女也不放过。居委会、里弄小组会议上，大庭广众前，她一次次地被思想教育，一次次地被迫交待，写了一叠叠的历史“材料”。那时的妈妈，年轻的脸上总是泛有两片红晕，因为污辱，因为羞耻、害怕、紧张而起的红晕。有谁惋惜过那一张年轻的脸，一个年轻的生命；有谁关心并且愿意搞清楚，她其实是个国务院有几个总理都搞不清楚的女人。
每次看见我儿子女儿的衣服和玩具，妈妈便摇着头叹道：“怎么会有这么多衣服、这么多玩具的……”
黄昏是最适合回忆的。黄昏的光线如此，岁月更如此。
“我们那时候苦呀，”妈妈拖长了声调，慢慢吞吞地说：“你爸爸工资小。靠一张大学文凭，才加到八十几块。五口人要吃饭，你们要长身体，爸爸身体又不好，根本不够用……得靠别人接济。你二哥每月寄回二十元，你姑妈所有的定息都给我们，你们的学费是你大伯包的……你出世后不久，我给你爸爸学校刻蜡纸，太辛苦了，结果得了肺病。你叔叔、伯伯、姑妈、堂兄堂姐每人每月固定资助我们……”妈妈问：“这些你都知道吗？”
“知道。”我点头。这些都是我不该知道的，可我都知道。
记得小时候常跟妈妈去旧货店，把东西一样样从家里拿出去。她总显有些窘迫，红着脸，把东西一样样递上柜台，递给一些脸相很坏的人。她不懂讨价还价。那件貂皮大衣大概也是那时廉价卖掉的。
“那时候，我们连一条象样的被子都买不起。我们的那条棉花胎很旧了，都成一块一块，没有热气。你太小，怕你着凉，我和你爸爸总是让你睡在我们当中，拥着你……”
记不得了，也许太小，可我能够想象上海的冬天，刺骨的寒流，冰窟一样的底楼屋子，能够想象一个小小的身体挤在双亲中间，有一点温暖，但肩膀处还是漏进风，凉嗖嗖的。
记得一次，我仅有的一条裤子洗了，没干，只能穿破裤子去上学，我很窘，觉得所有的人都盯着我看。记得妈妈给我买过一双皮鞋，想是皮鞋结实，却又怕孩子的脚长得太快，买大了两个号码；我最怕穿那双大皮鞋走路，走不快，更不能奔跑，不能和其他孩子一起玩。我还记得，和爸爸一起出去，他穿一双打过补钉的尼龙袜，线脚脱了开来，补丁从里面翘出，见得到他干躁的、浮一层白屑的脚后跟。我跟在后面，感到羞愧，感到难以见人……
妈妈常常看着我儿子，看着看着就说：“他真象你爸爸。”她不说象我。
“象在哪里？”我问。
“瘦长的脸；笑起来的样子；性格也象：安静、温和；还有，聪明、懂事，你爸爸小时候就是这样的。”
我笑了。爸爸小时候怎么样，她怎么知道？
“记不记得二房里的姨太，就是x叔的亲妈，很利害的老太，也很能干，她总是说，黄家出了三个好人，你爸爸就是其中一个。你爸爸真是好人哪，和我生活近二十年，什么都让我，不和我吵架。每天只是上班挣钱，工资发下来，自己只留一块钱。有时一月下来，他连一块钱都没花了，又交还我……”
似乎看见了爸爸折成小方块后塞进表袋里的那一块钱，到了月底，又扛起右边肩膀，很辛苦地掏呀掏地把它掏出来。
“你爸爸以前有钱时，照顾过许多人，吃在他那，住在他那……五七年，你舅舅打成右派，没了家，没人敢收留他，照理说，我们家是最该害怕的，我问你爸爸敢不敢收留他，你爸爸说，他当右派和我没关系，后来，你舅舅的户口就报在了我们家……”
接下去，妈妈开始扯远了，：“你爸爸确是好人。当时，他一个朋友的女儿，复旦大学的女学生，年轻、漂亮、聪明、家里又有钱，看中你爸爸，死活要嫁给他。为了躲避她，你爸爸逃到了外地去……后来我又看中了他，我也小他近二十岁，可他却决定与我结婚。你大伯劝他，可他说我与那女学生不同，因为我带着两个孩子，需要照顾……”
上一辈的事，很遥远。也许因为远了，加上那一个个的黄昏，妈妈把什么都回忆了出来。
“和你爸爸结婚时，我连饭都不会烧。可不管我烧出什么样的饭，他从没抱怨过，都说好吃。这近二十年，尽管生活上困难，政治上麻烦，可只要在家里，我们一家还是很愉快的，连邻居都说，弄堂里的笑声都是十五号里传出来的。”
这是真的，我记得。我还记得，爸爸上班的大学，离家二十分钟路程。每天早晨，妈妈都步行送他去到学校，然后返身去菜场买菜。晚上，妈妈总是早早烧好饭，叫我去弄堂口，看看爸爸回来没有。他俩常常靠在床上看同一本书，看过《简爱》，看过《红与黑》，看过就谈上很久，大多是妈妈谈，爸爸只是微笑着听。遇上运动，妈妈脸上焦虑的红晕又浮现了，她一次次自己去到弄堂口，一次次地张望，望着遥远的路尽处，生怕爸爸回不来了……
“你爸爸去世时，你大哥在美国，二哥在青海，你在安徽，三个亲生儿子都不在身边。他是死在你小哥哥的怀抱中的。我知道，他心里唯一放不下的是你。你还在插队，才十六岁。看他不行了，我叫着对你小哥说，快，快对你爸爸说，你会照顾好你弟弟的。你小哥哭了起来，抱住你爸爸，叫他放心，说他保证会照顾好你的……你爸爸断气后，你姐姐拉着他的手，贴着自己的脸，哭得象泪人，后来，你姐姐在他手上写了四个字－－爸爸最好，写得很粗，写了又描，描了又写……”
爸爸前妻的弟弟，一个大医院的院长，对我爸爸一向敬重，后来他说过，说我爸爸为人成功，“不是亲生的儿女，对他有这份感情，太不容易了。”
小哥和姐姐的生父，是黄浦军校的毕业生。警备司令等高官都是他的同学、朋友。他没有从军，经了商。有那么多关系，经商就容易，钞票都是成麻袋成麻袋地往家搬的。后来在香港，他还当了香港建筑总公司的老板。四十多年过去了，姐夫说，应该找找他了。姐姐说，“干吗找他？他生我，可没养我。我的父亲只有一个。他对我们就象亲生的一样。”妈妈知道后也说，“干吗去找他？你们的父亲只有一个，就是黄子还。”
爸爸应该宽慰、应该满足了。我也一样。
妈妈叹着气说：“哎，你爸爸没有福气，要是还活着多好，可以来澳洲，也可以去美国；可以定居，也可以旅游。他英文又好，到哪里也不会有困难……”
爸爸是七零年，也就是我十六岁插队的那年去世的。爸爸得的是急性流行性感冒，应该不会死的。但因他的“历史反革命”、“特务”、“工商地主”帽子还没摘掉，医院不给进病房，让他躺在走廊里，也不给用好药。等到舅舅－－爸爸前妻的弟弟赶到，找到了他的学生，给爸爸重新作了安排，再行抢救，已经晚了。
爸爸的平反通知是他去世后收到的。妈妈拿着通知，泪流满面，惋惜道：“他要是活着看见它多好……”
荒唐的岁月。人都死了，却还在为一张毫无价值的迟到的平反通知惋惜。－－这就是历史。历史总是爱开一些残酷玩笑，给人一些羞辱和讥讽。
爸爸一生做过很多事。其中两桩定了他的后半身。他曾在某一“管理委员会”当过处长，还在一家电台当过科长。他在电台时的上司，处长先生就是当时上海的第一号特务头子，仅次于戴立的人物。这个人物因为看中爸爸的前妻，竟派一个小特务，给爸爸送过一粒威胁的子弹。奇耻大辱。可爸爸只能忍声吞气，带着全家，远渡南洋……尽管他受尽污辱，尽管他从来任的是文职，凭的是知识与文化，也从来没参加过任何党派，可他工作过的这两个地方，后来都被定为国民党特务机关，使他终身洗不净嫌疑，至死翻不了身。
妈妈说：“你爸爸生你时四十六岁，算是老来得子，特别宠爱。其实，他年轻时并不怎么宠孩子。那时，我们弄堂对面有条通吴凇的铁路线，以前有个车站的，每次火车停在那里，都要叫几声。那时你刚出世，常被火车吵醒，醒来就哭。你爸爸心疼，为此，写了封信给铁路局长，指责火车经过市区鸣叫，严重影响居民休息。他这个人哪，有时很书生气的。不过，火车后来倒确是不叫了。”
那时候，他一定还没有搞清楚自己的地位。我这样想。
可是六九年，爸爸刚刚隔离室放出来，正值我毕业分配。那时一片红，都得下乡，谁要是不去，家长就被关起来，办学习班，还要扣工资。爸爸知道得清楚。那天他叫我出屋，很认真，让我跟他散一会步。走几步，他停下来，慎重地对我说：“你知道，我现在自身难保。但是，下不下乡，是你的事，由你自己决定。你去，我不拉你后腿；你不去，我也绝不会叫你去。”我当时觉得奇怪，只说，“我当然去唠。”后来明白了，爸爸是想告诉我，他已准备我会不去，尽管他自身难保，但他会承担一切。现在想想，当时的他，说出这番话来多不容易，需要多少勇气。
爸爸身体很不好，每天到家就累得不行。孩子的事，他从不过问，天塌下来，也能不惊不慌，只作不闻不见。想象不出有什么能使他关心，使他从冥想状态中惊醒的。我小时候很皮，也很闹。一次，妈妈被我气跑了，去了外婆家。那一天，我没去上学。中午时分，房门开了，进来的是爸爸。我很奇怪，他怎么上了半天班就回来了。爸爸进门，看我一眼，坐到沙发上，喘一阵气，然后开始说话了，声音极为沉重：“我今天专门请了半天假回来，想和你谈谈。”
这气氛令我陌生。我低下头，等待他说下去。
“你知道，我身体很不好，说不定哪天就去了。这我已有准备……我去以后，唯一不放心的是你，你还小……我已和你二哥说过，我死以后，要他保证你的生活，扶养你长大成人，一定要让你读完大学……可你，不能再太任性了……”
太沉重了。沉重的爱。那时我才十岁。十岁!他把我当成大人，我也就真的成了大人。我似乎还听懂了他的潜台词：他去以后，我的日子会不同……
那是一个阳光明媚的中午，午睡时间，四周静得没一点声音。从那以后，午后阳光的沉寂，总使我感到压抑。
对我的父亲，我不很了解。他去世时，我才十六岁。可在他去世以后，我越来越发现，自己对他根本不了解。
妈妈来澳后告诉我，国内放了一部电视连续剧，讲的是大民族资本家吴蕴初，天厨味精厂的厂长。抗美援朝时，他送给国家一架飞机。
这与我们有什么关系？我从没听说过这个名字，甚至不知吴蕴初三个字写得对不对。
“他是你爸爸的好朋友，他们以前关系非常密切，还认了干亲。他是天厨味精厂厂长时，你爸爸是经理。”
奇怪的感觉。很奇怪。
"既然这样，爸爸四九年后一度失业，为什么不去找他？”
“这倒是的，为什么不去找他？”妈妈也疑惑起来。
也许因为他去了北京；也许爸爸自知有历史问题，不想牵连他；也许爸爸找过他，但时过境迁，他连认都不想认了。
“不过，我倒记得，”妈妈回想到：“爸爸曾去找过吴蕴初的儿子，想把一条地毯卖给他；他没要，却拿出一些钱来给你爸爸。你爸爸没收，气得走了。”
爸爸落魄到卖地毯了。可卖地毯，他理直气壮；人家不收要给他钱时，他却感到蒙受了莫大污辱。
我家住的是上海财经学院的宿舍，两条窄窄的弄堂，光线很差。冬天，枯了的树叶，寒风中，贴着地面在弄堂里打旋，清冷的沙沙作响声。这两条弄堂里住的有段棋瑞的女儿，袁世凯的弟媳妇，有旧上海市司法部部长，有国民党上将，有教授，也有职员。可哪怕是职员，也或多或少有着历史背景。文革时，一位长我十岁的六六届大学生，突然拦住我，很惊讶地对我说：“听说你爸爸以前很厉害。”我摸不着头脑。接着，他说了两个上海大亨的名字，说我爸爸和他们很熟。我说，不，我从没听说过。他笑了：“那大概因为你还太小。”
秦瘦鸥，大作家，大翻译家，英文、中文都极好。第一次看见我，他张口便笑曰：“你爸爸英文极好。他和复旦的副校长某某某是好朋友。”
我目瞪可呆。他说的某某某我连听都没有听到过。
到底是为什么？因为我太小，缺少记忆，也没兴趣？因为爸爸从来没有说起过这些？因为四九年后的人事关系大变动，正如妈妈说的那样，我们这种人家，没人愿意理睬了，离得越远越好？
我唯一记得的是，爸爸出隔离室的那天，隔壁的老教授偷偷送来一筐“压惊梨”，偷偷地走了；又一个老邻居偷偷送来一盘糕，意为高高兴兴，又偷偷地走了。那天，爸爸躺靠在一张藤椅上，很舒坦的样子。我们一家围着他，象在对待一个凯旋归来的英雄。妈妈偎着他问这问那，后来问道：“你在里面想到过自杀吗？”爸爸笑了，扬长了声音：“我怎么会自杀？我要是死了，你们怎么办？”爸爸是老“运动员”了，经历太多。更重要的是，他一直肩负着他视为天命的养活一家人的重责。妈妈又问：“你在里面，天天哪有这么多交待可写？”“重写一遍麽。”接着爸爸又笑了，说：“不过这次我倒是坦白了一件事情。一次在市政府工作会议上，我和当时的上海市市长吴国祯争吵起来……气得他大拍桌子，事后一定要知道，我到底是什么背景……”
奇怪的感觉。很奇怪。父亲到底还有多少没有“坦白”？
记得爸爸曾对妈妈说起过他的一个同事，这位同事与人闲谈时偶然说到，她家以前有过几个佣人。“运动”时，她的话被揭发出来了，隐埋历史，那还了得!少不了批斗交待。批斗会上，她的交待诚恳极了：“我这人虚荣心强，爱面子，喜欢自我吹嘘……”也就是说，其实没有佣人那回事。爸爸说罢，大大感叹道：“她真是个聪明人哪。”当时我觉得困惑：虚荣心强不是很可耻？现在懂了：虚荣心强与剥削阶级或剥削阶级的生活方式比起来，太无关紧要了。
化险为夷，苟且偷生，这就是他、他们这一批人的看家本领、是他们这批人的生存方式。
我记忆中的父亲，只有一付落魄相。
爸爸在家时，大多躺在沙发上，盖一条毛毯，打一个瞌睡，又一个瞌睡。那是张老式的单人沙发，三用的，可以放下当床用。这种沙发现在普及了，可当时少见，很特别。然而，沙发已经很旧，弹簧都差不多戳了出来。爸爸身体瘦小，陷在失去弹性的沙发里，薄薄一片，看都看不见。醒来，他总是不言语，身体一动不动，独自抬手，食指在空中画。不知他画的是什么。妈妈说，他大概是在写英语。大概。可这英语说的是什么？没人知道，没人问过他。这动作古怪，可从小看惯了，习以为常，没人当回事。
爸爸没有朋友，除了亲戚，没有接近的人。偶然路上与人打个招呼，也从不见别人热情的反映，好象都高他一等。参加他单位的活动，我也去过，他从来不是主角，别人彼此恭维寒暄时，他被冷冷地遗忘在一边。他原先一位部下，他当处长时那人是科长，以前有来往，文革开始后，路上遇见爸爸，他装着不看见，不认识，头一扭就过去了。我为爸爸感到尴尬、气愤，他却淡淡一笑，很无所谓。每次“运动”一来，他便紧张起来，眉头皱紧了，苦思冥想，一付烦恼不堪，可怜巴巴的样，常常一人在屋里低头踱步……冬天就更惨了，路灯早已亮起，很晚了，他才刚刚结束“交待”回家。寒风中，低头看地，带一只口罩，因喘不过气，口罩拉到鼻底下，套在下巴上，象一只驴罩。
爸爸从没穿过象模象样的衣服。一件兰卡其的中山装洗得已发白，胳膊肘处已经磨成了沙，他照样若无其事地穿着。妈妈屡次叫他换一件，他不耐烦地说：“干什么呀，这不很好？”哥哥说，“爸爸是不拘小节的人”。也许对，也许只说对了一半。他曾经“斗争”很久，花了十元钱，把一套西装改成中山装，可这件中山装，他也只是偶然才穿。
爸爸是个很奇怪的人。就在他套着廉价橡皮底布鞋，穿着破袜子，脱了线的补丁从鞋后跟翻出来的同时，他的身上穿的却是一件正宗英国派克大衣，手里提的是一根雕有精致狗头的拐杖，大模大样地跨着他历来跨惯的大步子。
他很从容，非常从容。夏天，窄窄的弄堂里，他可以穿一件背心，一条宽大的短裤，露出骨瘦如柴的身体，躺在他以五块钱从旧货店里买来的藤条睡椅上，完全无视过来往去的人，打一个瞌睡。醒来，照样若无旁人，在他独自的世界里，看着他的食指，指尖在空中画字……
几十年后的今天，我常常想，他在空中写的到底是什么？为什么不写在纸上？也许他有许多历史埋在心里，有许多话要讲。－－不能破译了，永远不能了，爸爸躺在苏州公墓里，已经躺了二十六年。“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爸爸是个小人物，很小很小，和许多人一样，连给“风流”人物们当垫石都谈不上。
姑妈来信说：“你爸爸要是还活着多好，看见你有这么好的太太，他一定喜欢得嘴都笑得合不拢。”
姑妈来信又说：“你爸爸要是还活着多好，就能亲眼看看你的一对宝贝儿女。你的儿子可是他唯一的孙子呀。”
我也多次对自己说：“爸爸要还活着多好，他就能看到，他至死都放心不下的儿子，活得很好。”
入秋了，柠檬树上的叶子随着秋风凋落下来，象一滴滴枯黄的眼泪。晚霞丝丝缕缕，挂在天空恋恋不去。后院篱笆外的公园里，枫叶红了一大片；大草坪上，几个孩子在踢球，偶尔几声嚷叫远远传来，空荡荡的，带一丝秋日傍晚的凉意。
妈妈老了，夕光残照中更显出老态。她的背已经弯曲，两条腿直直的，细了不少，裤管在初秋的晚风中空落落的晃荡，一头半白头发，黄昏朦胧的光晕下显得凌乱不少。
妈妈年轻时的理想是当一名电影演员，可她的伯父－－中国电影业的创始人之一，对她说，“陶家小姐当电影演员？可不要丢我们陶家的脸。”为了阻止她，这位伯父亲自带她去电影摄影棚，让她亲眼看看演员的辛苦与艰难。这位伯父怎么也不会想到，与这位陶家小姐后来的生活相比，电影演员就象是在天堂。
可是妈妈说：“幸亏我当时没当成演员，幸亏我这辈子没工作过，不然的话，我不可能活得到今天。”
也许还是她对。比起成名成家众目睽睽下，比起工作单位置人于死地的紧张气氛，里弄小组长管辖下的家庭妇女的政治生活，算得上是悲剧大时代中的世外桃源了。
妈妈童年时，外婆请来算命先生替她算过命。算命先生给了四个字：“枯松立鹤”。她说过一次，我从此记住了。这四个字似乎确是象征了她的一生。妈妈后来结婚的是位闻名的考古学家，一个很好的老人，可惜，他还是没能给她一个家，很快就去世了。
我对妈妈说：“天凉了，进屋吧。”她说：“好。”
我对妈妈说：“你累了，睡个午觉吧。”她说：“好。”
我问妈妈：“你想吃点什么？”她回答：“你们吃什么我就吃什么。”
我对妈妈说：“你不用动手，让我来。”她说：“我来，我还能做。”
当听到妈妈一次次地念叨她失去的房子和家财，当看见她站在后院里望着日落晚霞的萎缩背影，我突然明白了她始终不愿意来澳洲的理由：她不想做客人，不想过“寄人篱下”的日子，即便对她的子女也如此。
我十六岁离家插队，同年父亲去世。由于那个时代的政治、阶级、人事关系的彻底大调整，家庭出现了混乱。数年后，妈妈再度结婚。当时我还年轻，没能原谅她。母子间疏远了，感情交流也中断了。这些年来，我始终不知如何纠正自己年轻的错误。因为少有时间在一起，也因没有机会。而事实上，即使有，事情也已不象孩子认错那样简单了。
六年前，我有了第一个孩子时，我和太太把所有精力都放在他身上，成天成夜地抱他，为他的一声叫喊而担心，为他的一声哭泣而心疼，累得精疲力竭。这时候，我想起了自己妈妈，想起了她给过我的温暖，想起了她给过我的毫无保留的母爱，想起了我小时候的骄横和曾经带给她的烦恼，想起了她对我的百依百顺……
我曾经因为多病而割除了扁桃腺。手术后一次，不知为什么哭了。妈妈哄我，怎么也哄不住，我似乎想用伤口破裂来威胁她。妈妈急了，哭了起来。她边哭边抱着我说：“别哭了，我求你，我求求你。”我并没有止住哭泣，哭得更伤心了……几十年来，妈妈的眼泪，妈妈的哭声，妈妈的乞求始终不能让我忘记，始终折磨着我……
背着妈妈，我对儿子女儿说：“你们一定要听亲婆的话。她是我的妈妈，懂吗？如果你们不听她的话，我会狠狠地揍你们。”
背着妈妈，我又对他们说：“你们一定要和你们的亲婆亲近，如果你们听我的话，做到了，爸爸会很高兴。”
对她来说，来自孙辈的感情也许比儿子的更重要。潜意识中，我也确是希望我的儿女能够为我做些补偿。
人生只是几张黑白照片，很快就照完的。妈妈已经照到了最后一张。我希望，能够尽我的力量，使她最后一张照片，尽可能地照得好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