妈妈来澳洲,我们一家四口去接她。全机人都走光了,她还没出来。我们都担心起来,生怕出了意外,正想去问讯处查问,机场出口处出现一个萎缩的老年人身影,推一部大大的行李车。
远远望去的一瞬间,我的心抖了抖,九年不见,她老了,不是我记忆中的妈妈了。她的头发已经花白,动作也已迟钝,关节象是麻木了,两条腿直直地小心翼翼地移动,向我们招呼的手,也是缓缓地抬起,缓缓地摇晃……我忽然感到,人生其实只是几张黑白照片,童年、青年、中年和老年,一晃就照完的。妈妈已经照到了最后一张。
我急步奔上前,不知说什么好,接过她的行李车,快步走在前面。出了过道,她和我的太太彼此问好后告诉,她因带了几个给孩子吃的梨,被海关扣押了一阵。接着,她弯下身去,和她想念已久的孙子孙女说起话来。妈妈从来最喜欢孩子。她总说,小孩是玩具狗。每次来信,她都要叮嘱我们多寄几张孩子的照片。可是,真到了见面的一刻,与想象中差距很大。孙儿孙女听不懂她的中文,生疏地打量着她满是皱纹的脸。她也似乎很谨慎,往后挪着步,生怕一刻不停的孩子撞倒了她。
我觉得尴尬。
直到她扶腰直起身来,我才说了一句:
“怎么头发都白了?”
“老了,”她慢慢侧过头,慢慢地说:“七十岁了。”声音拖得长长的。
这九年似乎不是九年。
我从小体弱,经常生病,不去上学。一年级一个冬日的下午,班主任老师来家探病,妈妈正搂着我,陪我睡午觉。温馨的呼吸,柔软的臂弯,对面楼上玻璃窗的阳光反射落在床头上,暖洋洋的。年轻女老师站在床前、看一阵,感叹万千地说:“你看你,多幸福呀,你妈妈这么喜欢你。”轻轻的声音,穿过三十多年厚厚的记忆传来,依然清清楚楚。
初一三秋劳动,我去了黄浦江东面的农村。那是我第一次离家,不习惯。一天上午,全班同学正在秋日的阳光下捡棉花,老师从身后叫了我的名:“你看看,谁来了?”--是妈妈。太意外了,全校几千人,似乎没一个妈妈来探望的。那天,她带我去十里路外的小镇。没有汽车,出钱请了两个农民,踩自行车载我们上镇。镇上饭馆里,她叫了许多菜,一边坐着,看着我美美地饱餐一顿。临走,她留给我一件羊皮棉袄,袄子口袋里塞满了巧克力。
妈妈生我时才二十六岁,很年轻,很漂亮,也很女性化。我一直为她感到自豪。我中学时一位朋友的母亲,是位医生,很时髦,一次路上见到我和我妈妈,事后很夸张地对我说:“她就是你妈妈呀?我认识她很久了,她很漂亮,也一向很摩登。”她说的“认识”,其实也就是记得住的意思,一定是妈妈带我上她那看过病。记忆中,小时候和妈妈一起出去,总能遇上许多笑脸,许多人对我亲近,现在懂了,其实都是冲着我妈妈的。就象那位朋友的母亲,应该记住的是我,可她偏偏记住的是我妈妈。我至今保存着妈妈年轻时几张照片,眉清目秀,柔柔的线条,波浪式的头发,极有韵味,漂亮的身材,穿一件漂亮的旗袍。每每朋友来时,我便不动声色地拿给他们看,每次都能听到想听到的嘘吁。
妈妈身体很不灵便地弯进车里,摸索一阵后才坐正。我从车的那一端弯过身去,帮她找出保险带系上。我忽然觉得别扭,很不习惯。因为很久不见,彼此陌生了?因为她老了,需要帮助了?因为从来都是她为我做什么,而不是我为她?
对于澳洲,她显得惊人的从容,几乎没有多看一眼的兴趣。可她却一次次地唠叨:“干吗你们一定要叫我来?我在上海过得很好。”
“你总不能一个人在那里过一辈子。”
“一个人蛮好。我能照顾自己。老了,没几年可活了。过一天算一天,说去就去,很容易的。真要不能动了,找个佣人就可以了。”
她说话从不忌讳,甚至不忌讳听者的感受。
“这一来,两房一厅的大楼房子没了,还有那么多家具,那个红木桌子就能值上……”
“这些算什么呀。”我打断说。“能来澳洲比什么都重要。”
她象没在听,一次又一次叹息:“可惜呀可惜……这么多东西,都没了。嗨,我这人呀,命中注定就是一无所有……哎,命中注定,谁也犟不过命。”
妈妈说话的口齿已经不象以前那么清楚了。
黄昏落在红枫绿叶上,前面公园的绿草坪蒙上了一层金黄。后园里,柠檬树下,妈妈坐在椅子上,用她有些累的声音追忆往事。妈妈说,她曾有过一个二克拉二十三分的钻戒,结果没了。那年外公得了重病,在一个高级医院的单人病房里住了很久,花了很多钱。外公本是大地主,可大地主有的是地,一盒盒金条,也是这手进来,那手又出去值产业,手里没多少现金。妈妈只能忍痛割爱,用她的钻戒抵了昂贵的手术、住院费。那是她最喜欢的一件首饰,她心疼得哭了。外公觉得抱歉,安慰道:“别伤心了,我给你一万步的地吧。”妈妈没要那一万步地。那时她才二十多,不懂地有什麽用,她只是哭着说,算了算了,没了就没了。
“不过还好没要,”她说,“否则的话,我大概和你爸爸一样,活不到今天。”
第一次听说这故事,并没当回事。妈妈说得太平静。直到她用仍然平静的声音提了几个当时上海的名流,说她们也没有那么大的钻戒,我方才怀疑起,这钻戒也许不是我在店里看到的那种。后来搞清楚了,这样大的钻戒,即使如今全澳洲,也没几个人有得起。
四九年,妈妈去了香港,带着我哥哥和刚出世的姐姐。她并没决定去那定居,只是想先去看看。她把所有财产都寄放在大陆一个亲戚家。可是,等她香港回来,她的家财早已没了,被她的佣人,借她的名誉,统统冒领了去,卖光用光,逃之夭夭。
“不过,”妈妈又用自我安慰的口气说,“那些东西也不值几个钱。”
这次又是,什么都没了,都送人了。
我说:“送了就送了,无所谓的,本来也不是什么值钱的东西。”
她说:“怎么不值钱呀,碗、毛巾、被面就有多少……”
我笑了。
和妈妈一起上街、去商店,她不看人,不看豪华的建筑,看的是具体商品、具体价格,而且都捡便宜的看。以为她喜欢,问要不要买,每次她都急急摆手:“不不不。”生怕慢了,我们就会买下来。而后,她就停在那里,仰着头叽叽咕咕:“乘以六的话……”跟着就叹息:“唉,多可惜,多可惜,这些我都有,都送人了……”
妈妈飞了几千里,远道带来的一个台灯,是我出国时扔掉的。我相信,妈妈从来也没搞清过,什么值钱,什么不值钱。
打从妈妈到澳洲,我太太就说要请她去餐馆,可说了多少次也没去成。她先问得多少钱,而后乘上六,折成人民币:“喔,不去不去,干什么,疯了?有这点钱,不会自己买了烧,能吃很多次呢。”我们坚持要去,急了,她便说:“对我,没什么是稀奇的。什么样好的餐馆我都去过,什么样的好东西我也都吃过。”
“可那已经是五十年前的事了。”我忍不住说。
吃好、住好,这种感觉隔上一星期,就足以使人怀念、使人想再尝试的。五十年,太久了,太久太久了……
舅舅说,妈妈曾经几年住在“华侨饭店”,进出小轿车,自己的,还有车夫。可是,环境变了,荣辱感变了,妈妈从没提过这些事。这次,我问她,是不是真的。她迟疑一阵后答道:“真是真的,可,那也不是什么好车,二手货的。”好象还怕引来麻烦似的,能赖则赖。
舅舅说,妈妈有过一条貂皮长大衣,后来没有了。
四十年代的一个冬天,寒风凛冽,一家当铺门外,站着个可怜巴巴的孩子,缩着身子,手里拿了个戒指。一个好心肠的少妇途经当铺,停步弯身问孩子:干吗不回家?孩子哭丧着脸说,他妈妈病了,家里又没了吃的,他想用这个戒指换点钱,给妈妈治病,再买点粮食;可是,当铺老板见他人小,不信他,不给当……少妇充满同情,摸摸他的头说,“别着急,我去帮你当吧。”孩子感激不尽,谢了又谢。临到少妇起步,他忽又吞吞吐吐地说:“太太,我知道你是好人;可是……可是这戒指很值钱,要是……要是……”少妇明白了,立刻脱下身上的大衣,交给他:“放心吧,拿住这,在这里等我。”结果呢,结果戒指是假的。等到少妇踩着高跟鞋子赶出当铺,“可怜”的孩子早已不见了。一个老故事了。老故事照样可以使善良的心受骗。
我问妈妈,有这事吗?妈妈勉强点点头,跟着又补充:“可那也不是什么好大衣。不是貂皮的。貂皮的那件是后来卖了。”
妈妈是五零年回的大陆。哥哥姐姐为此埋怨过她许多回。她忙于为自己辩解,说,那时香港太苦,又没亲人,她带着两个孩子,又有佣人要吃饭,根本没法活下去。--没法活下去,却还有佣人。据我所知,更重要的原因是,她在香港看见了一张毛泽东的相,一看就喜欢、信任上了。她说,这人面相好,一定慈祥、善良,跟他一定有好日子过。她不犹豫了,兴匆匆地踏上了归程的飞机,云层中想象着未来。可她怎么也没想到,走下飞机的第一分钟起,她已浑身透发出“特务”嫌疑,从此成了“内控”对象。
她曾努力过,也积极过:参加过妇联,教过识字班,和家庭妇女们一起收集过粪便,大炼钢铁时,她把家里的打字机、铜炉子都当废铜烂铁交了出去。她相信脱胎换骨,相信自己需要改造。。可是没用。除了她自己,没人相信。户籍警是家里的“座上客”,三天两头来家一次,察看有无可疑动静。谁能相信一个五零年从香港“特务中转站”回来的人?何况她还有一个“逃亡恶霸大地主”的父亲,一个有“严重历史问题”的丈夫。更主要的是,谁能想到,世上真有一个头脑这么简单的人!
一次次的“运动”,连她这个家庭妇女也不放过。居委会、里弄小组会议上,大庭广众前,她一次次地被思想教育,一次次地被迫交待,写了一叠叠的历史“材料”。那时的妈妈,年轻的脸上总是泛有两片红晕,因为污辱,因为羞耻、害怕、紧张而起的红晕。有谁惋惜过那一张年轻的脸,一个年轻的生命;有谁关心并且愿意搞清楚,她其实是个国务院有几个总理都搞不清楚的女人。
每次看见我儿子女儿的衣服和玩具,妈妈便摇着头叹道:“怎么会有这么多衣服、这么多玩具的……”
黄昏是最适合回忆的。黄昏的光线如此,岁月更如此。
“我们那时候苦呀,”妈妈拖长了声调,慢慢吞吞地说:“你爸爸工资小。靠一张大学文凭,才加到八十几块。五口人要吃饭,你们要长身体,爸爸身体又不好,根本不够用……得靠别人接济。你二哥每月寄回二十元,你姑妈所有的定息都给我们,你们的学费是你大伯包的……你出世后不久,我给你爸爸学校刻蜡纸,太辛苦了,结果得了肺病。你叔叔、伯伯、姑妈、堂兄堂姐每人每月固定资助我们……”妈妈问:“这些你都知道吗?”
“知道。”我点头。这些都是我不该知道的,可我都知道。
记得小时候常跟妈妈去旧货店,把东西一样样从家里拿出去。她总显有些窘迫,红着脸,把东西一样样递上柜台,递给一些脸相很坏的人。她不懂讨价还价。那件貂皮大衣大概也是那时廉价卖掉的。
“那时候,我们连一条象样的被子都买不起。我们的那条棉花胎很旧了,都成一块一块,没有热气。你太小,怕你着凉,我和你爸爸总是让你睡在我们当中,拥着你……”
记不得了,也许太小,可我能够想象上海的冬天,刺骨的寒流,冰窟一样的底楼屋子,能够想象一个小小的身体挤在双亲中间,有一点温暖,但肩膀处还是漏进风,凉嗖嗖的。
记得一次,我仅有的一条裤子洗了,没干,只能穿破裤子去上学,我很窘,觉得所有的人都盯着我看。记得妈妈给我买过一双皮鞋,想是皮鞋结实,却又怕孩子的脚长得太快,买大了两个号码;我最怕穿那双大皮鞋走路,走不快,更不能奔跑,不能和其他孩子一起玩。我还记得,和爸爸一起出去,他穿一双打过补钉的尼龙袜,线脚脱了开来,补丁从里面翘出,见得到他干躁的、浮一层白屑的脚后跟。我跟在后面,感到羞愧,感到难以见人……
妈妈常常看着我儿子,看着看着就说:“他真象你爸爸。”她不说象我。
“象在哪里?”我问。
“瘦长的脸;笑起来的样子;性格也象:安静、温和;还有,聪明、懂事,你爸爸小时候就是这样的。”
我笑了。爸爸小时候怎么样,她怎么知道?
“记不记得二房里的姨太,就是x叔的亲妈,很利害的老太,也很能干,她总是说,黄家出了三个好人,你爸爸就是其中一个。你爸爸真是好人哪,和我生活近二十年,什么都让我,不和我吵架。每天只是上班挣钱,工资发下来,自己只留一块钱。有时一月下来,他连一块钱都没花了,又交还我……”
似乎看见了爸爸折成小方块后塞进表袋里的那一块钱,到了月底,又扛起右边肩膀,很辛苦地掏呀掏地把它掏出来。
“你爸爸以前有钱时,照顾过许多人,吃在他那,住在他那……五七年,你舅舅打成右派,没了家,没人敢收留他,照理说,我们家是最该害怕的,我问你爸爸敢不敢收留他,你爸爸说,他当右派和我没关系,后来,你舅舅的户口就报在了我们家……”
接下去,妈妈开始扯远了,:“你爸爸确是好人。当时,他一个朋友的女儿,复旦大学的女学生,年轻、漂亮、聪明、家里又有钱,看中你爸爸,死活要嫁给他。为了躲避她,你爸爸逃到了外地去……后来我又看中了他,我也小他近二十岁,可他却决定与我结婚。你大伯劝他,可他说我与那女学生不同,因为我带着两个孩子,需要照顾……”
上一辈的事,很遥远。也许因为远了,加上那一个个的黄昏,妈妈把什么都回忆了出来。
“和你爸爸结婚时,我连饭都不会烧。可不管我烧出什么样的饭,他从没抱怨过,都说好吃。这近二十年,尽管生活上困难,政治上麻烦,可只要在家里,我们一家还是很愉快的,连邻居都说,弄堂里的笑声都是十五号里传出来的。”
这是真的,我记得。我还记得,爸爸上班的大学,离家二十分钟路程。每天早晨,妈妈都步行送他去到学校,然后返身去菜场买菜。晚上,妈妈总是早早烧好饭,叫我去弄堂口,看看爸爸回来没有。他俩常常靠在床上看同一本书,看过《简爱》,看过《红与黑》,看过就谈上很久,大多是妈妈谈,爸爸只是微笑着听。遇上运动,妈妈脸上焦虑的红晕又浮现了,她一次次自己去到弄堂口,一次次地张望,望着遥远的路尽处,生怕爸爸回不来了……
“你爸爸去世时,你大哥在美国,二哥在青海,你在安徽,三个亲生儿子都不在身边。他是死在你小哥哥的怀抱中的。我知道,他心里唯一放不下的是你。你还在插队,才十六岁。看他不行了,我叫着对你小哥说,快,快对你爸爸说,你会照顾好你弟弟的。你小哥哭了起来,抱住你爸爸,叫他放心,说他保证会照顾好你的……你爸爸断气后,你姐姐拉着他的手,贴着自己的脸,哭得象泪人,后来,你姐姐在他手上写了四个字--爸爸最好,写得很粗,写了又描,描了又写……”
爸爸前妻的弟弟,一个大医院的院长,对我爸爸一向敬重,后来他说过,说我爸爸为人成功,“不是亲生的儿女,对他有这份感情,太不容易了。”
小哥和姐姐的生父,是黄浦军校的毕业生。警备司令等高官都是他的同学、朋友。他没有从军,经了商。有那么多关系,经商就容易,钞票都是成麻袋成麻袋地往家搬的。后来在香港,他还当了香港建筑总公司的老板。四十多年过去了,姐夫说,应该找找他了。姐姐说,“干吗找他?他生我,可没养我。我的父亲只有一个。他对我们就象亲生的一样。”妈妈知道后也说,“干吗去找他?你们的父亲只有一个,就是黄子还。”
爸爸应该宽慰、应该满足了。我也一样。
妈妈叹着气说:“哎,你爸爸没有福气,要是还活着多好,可以来澳洲,也可以去美国;可以定居,也可以旅游。他英文又好,到哪里也不会有困难……”
爸爸是七零年,也就是我十六岁插队的那年去世的。爸爸得的是急性流行性感冒,应该不会死的。但因他的“历史反革命”、“特务”、“工商地主”帽子还没摘掉,医院不给进病房,让他躺在走廊里,也不给用好药。等到舅舅--爸爸前妻的弟弟赶到,找到了他的学生,给爸爸重新作了安排,再行抢救,已经晚了。
爸爸的平反通知是他去世后收到的。妈妈拿着通知,泪流满面,惋惜道:“他要是活着看见它多好……”
荒唐的岁月。人都死了,却还在为一张毫无价值的迟到的平反通知惋惜。--这就是历史。历史总是爱开一些残酷玩笑,给人一些羞辱和讥讽。
爸爸一生做过很多事。其中两桩定了他的后半身。他曾在某一“管理委员会”当过处长,还在一家电台当过科长。他在电台时的上司,处长先生就是当时上海的第一号特务头子,仅次于戴立的人物。这个人物因为看中爸爸的前妻,竟派一个小特务,给爸爸送过一粒威胁的子弹。奇耻大辱。可爸爸只能忍声吞气,带着全家,远渡南洋……尽管他受尽污辱,尽管他从来任的是文职,凭的是知识与文化,也从来没参加过任何党派,可他工作过的这两个地方,后来都被定为国民党特务机关,使他终身洗不净嫌疑,至死翻不了身。
妈妈说:“你爸爸生你时四十六岁,算是老来得子,特别宠爱。其实,他年轻时并不怎么宠孩子。那时,我们弄堂对面有条通吴凇的铁路线,以前有个车站的,每次火车停在那里,都要叫几声。那时你刚出世,常被火车吵醒,醒来就哭。你爸爸心疼,为此,写了封信给铁路局长,指责火车经过市区鸣叫,严重影响居民休息。他这个人哪,有时很书生气的。不过,火车后来倒确是不叫了。”
那时候,他一定还没有搞清楚自己的地位。我这样想。
可是六九年,爸爸刚刚隔离室放出来,正值我毕业分配。那时一片红,都得下乡,谁要是不去,家长就被关起来,办学习班,还要扣工资。爸爸知道得清楚。那天他叫我出屋,很认真,让我跟他散一会步。走几步,他停下来,慎重地对我说:“你知道,我现在自身难保。但是,下不下乡,是你的事,由你自己决定。你去,我不拉你后腿;你不去,我也绝不会叫你去。”我当时觉得奇怪,只说,“我当然去唠。”后来明白了,爸爸是想告诉我,他已准备我会不去,尽管他自身难保,但他会承担一切。现在想想,当时的他,说出这番话来多不容易,需要多少勇气。
爸爸身体很不好,每天到家就累得不行。孩子的事,他从不过问,天塌下来,也能不惊不慌,只作不闻不见。想象不出有什么能使他关心,使他从冥想状态中惊醒的。我小时候很皮,也很闹。一次,妈妈被我气跑了,去了外婆家。那一天,我没去上学。中午时分,房门开了,进来的是爸爸。我很奇怪,他怎么上了半天班就回来了。爸爸进门,看我一眼,坐到沙发上,喘一阵气,然后开始说话了,声音极为沉重:“我今天专门请了半天假回来,想和你谈谈。”
这气氛令我陌生。我低下头,等待他说下去。
“你知道,我身体很不好,说不定哪天就去了。这我已有准备……我去以后,唯一不放心的是你,你还小……我已和你二哥说过,我死以后,要他保证你的生活,扶养你长大成人,一定要让你读完大学……可你,不能再太任性了……”
太沉重了。沉重的爱。那时我才十岁。十岁!他把我当成大人,我也就真的成了大人。我似乎还听懂了他的潜台词:他去以后,我的日子会不同……
那是一个阳光明媚的中午,午睡时间,四周静得没一点声音。从那以后,午后阳光的沉寂,总使我感到压抑。
对我的父亲,我不很了解。他去世时,我才十六岁。可在他去世以后,我越来越发现,自己对他根本不了解。
妈妈来澳后告诉我,国内放了一部电视连续剧,讲的是大民族资本家吴蕴初,天厨味精厂的厂长。抗美援朝时,他送给国家一架飞机。
这与我们有什么关系?我从没听说过这个名字,甚至不知吴蕴初三个字写得对不对。
“他是你爸爸的好朋友,他们以前关系非常密切,还认了干亲。他是天厨味精厂厂长时,你爸爸是经理。”
奇怪的感觉。很奇怪。
"既然这样,爸爸四九年后一度失业,为什么不去找他?”
“这倒是的,为什么不去找他?”妈妈也疑惑起来。
也许因为他去了北京;也许爸爸自知有历史问题,不想牵连他;也许爸爸找过他,但时过境迁,他连认都不想认了。
“不过,我倒记得,”妈妈回想到:“爸爸曾去找过吴蕴初的儿子,想把一条地毯卖给他;他没要,却拿出一些钱来给你爸爸。你爸爸没收,气得走了。”
爸爸落魄到卖地毯了。可卖地毯,他理直气壮;人家不收要给他钱时,他却感到蒙受了莫大污辱。
我家住的是上海财经学院的宿舍,两条窄窄的弄堂,光线很差。冬天,枯了的树叶,寒风中,贴着地面在弄堂里打旋,清冷的沙沙作响声。这两条弄堂里住的有段棋瑞的女儿,袁世凯的弟媳妇,有旧上海市司法部部长,有国民党上将,有教授,也有职员。可哪怕是职员,也或多或少有着历史背景。文革时,一位长我十岁的六六届大学生,突然拦住我,很惊讶地对我说:“听说你爸爸以前很厉害。”我摸不着头脑。接着,他说了两个上海大亨的名字,说我爸爸和他们很熟。我说,不,我从没听说过。他笑了:“那大概因为你还太小。”
秦瘦鸥,大作家,大翻译家,英文、中文都极好。第一次看见我,他张口便笑曰:“你爸爸英文极好。他和复旦的副校长某某某是好朋友。”
我目瞪可呆。他说的某某某我连听都没有听到过。
到底是为什么?因为我太小,缺少记忆,也没兴趣?因为爸爸从来没有说起过这些?因为四九年后的人事关系大变动,正如妈妈说的那样,我们这种人家,没人愿意理睬了,离得越远越好?
我唯一记得的是,爸爸出隔离室的那天,隔壁的老教授偷偷送来一筐“压惊梨”,偷偷地走了;又一个老邻居偷偷送来一盘糕,意为高高兴兴,又偷偷地走了。那天,爸爸躺靠在一张藤椅上,很舒坦的样子。我们一家围着他,象在对待一个凯旋归来的英雄。妈妈偎着他问这问那,后来问道:“你在里面想到过自杀吗?”爸爸笑了,扬长了声音:“我怎么会自杀?我要是死了,你们怎么办?”爸爸是老“运动员”了,经历太多。更重要的是,他一直肩负着他视为天命的养活一家人的重责。妈妈又问:“你在里面,天天哪有这么多交待可写?”“重写一遍麽。”接着爸爸又笑了,说:“不过这次我倒是坦白了一件事情。一次在市政府工作会议上,我和当时的上海市市长吴国祯争吵起来……气得他大拍桌子,事后一定要知道,我到底是什么背景……”
奇怪的感觉。很奇怪。父亲到底还有多少没有“坦白”?
记得爸爸曾对妈妈说起过他的一个同事,这位同事与人闲谈时偶然说到,她家以前有过几个佣人。“运动”时,她的话被揭发出来了,隐埋历史,那还了得!少不了批斗交待。批斗会上,她的交待诚恳极了:“我这人虚荣心强,爱面子,喜欢自我吹嘘……”也就是说,其实没有佣人那回事。爸爸说罢,大大感叹道:“她真是个聪明人哪。”当时我觉得困惑:虚荣心强不是很可耻?现在懂了:虚荣心强与剥削阶级或剥削阶级的生活方式比起来,太无关紧要了。
化险为夷,苟且偷生,这就是他、他们这一批人的看家本领、是他们这批人的生存方式。
我记忆中的父亲,只有一付落魄相。
爸爸在家时,大多躺在沙发上,盖一条毛毯,打一个瞌睡,又一个瞌睡。那是张老式的单人沙发,三用的,可以放下当床用。这种沙发现在普及了,可当时少见,很特别。然而,沙发已经很旧,弹簧都差不多戳了出来。爸爸身体瘦小,陷在失去弹性的沙发里,薄薄一片,看都看不见。醒来,他总是不言语,身体一动不动,独自抬手,食指在空中画。不知他画的是什么。妈妈说,他大概是在写英语。大概。可这英语说的是什么?没人知道,没人问过他。这动作古怪,可从小看惯了,习以为常,没人当回事。
爸爸没有朋友,除了亲戚,没有接近的人。偶然路上与人打个招呼,也从不见别人热情的反映,好象都高他一等。参加他单位的活动,我也去过,他从来不是主角,别人彼此恭维寒暄时,他被冷冷地遗忘在一边。他原先一位部下,他当处长时那人是科长,以前有来往,文革开始后,路上遇见爸爸,他装着不看见,不认识,头一扭就过去了。我为爸爸感到尴尬、气愤,他却淡淡一笑,很无所谓。每次“运动”一来,他便紧张起来,眉头皱紧了,苦思冥想,一付烦恼不堪,可怜巴巴的样,常常一人在屋里低头踱步……冬天就更惨了,路灯早已亮起,很晚了,他才刚刚结束“交待”回家。寒风中,低头看地,带一只口罩,因喘不过气,口罩拉到鼻底下,套在下巴上,象一只驴罩。
爸爸从没穿过象模象样的衣服。一件兰卡其的中山装洗得已发白,胳膊肘处已经磨成了沙,他照样若无其事地穿着。妈妈屡次叫他换一件,他不耐烦地说:“干什么呀,这不很好?”哥哥说,“爸爸是不拘小节的人”。也许对,也许只说对了一半。他曾经“斗争”很久,花了十元钱,把一套西装改成中山装,可这件中山装,他也只是偶然才穿。
爸爸是个很奇怪的人。就在他套着廉价橡皮底布鞋,穿着破袜子,脱了线的补丁从鞋后跟翻出来的同时,他的身上穿的却是一件正宗英国派克大衣,手里提的是一根雕有精致狗头的拐杖,大模大样地跨着他历来跨惯的大步子。
他很从容,非常从容。夏天,窄窄的弄堂里,他可以穿一件背心,一条宽大的短裤,露出骨瘦如柴的身体,躺在他以五块钱从旧货店里买来的藤条睡椅上,完全无视过来往去的人,打一个瞌睡。醒来,照样若无旁人,在他独自的世界里,看着他的食指,指尖在空中画字……
几十年后的今天,我常常想,他在空中写的到底是什么?为什么不写在纸上?也许他有许多历史埋在心里,有许多话要讲。--不能破译了,永远不能了,爸爸躺在苏州公墓里,已经躺了二十六年。“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爸爸是个小人物,很小很小,和许多人一样,连给“风流”人物们当垫石都谈不上。
姑妈来信说:“你爸爸要是还活着多好,看见你有这么好的太太,他一定喜欢得嘴都笑得合不拢。”
姑妈来信又说:“你爸爸要是还活着多好,就能亲眼看看你的一对宝贝儿女。你的儿子可是他唯一的孙子呀。”
我也多次对自己说:“爸爸要还活着多好,他就能看到,他至死都放心不下的儿子,活得很好。”
入秋了,柠檬树上的叶子随着秋风凋落下来,象一滴滴枯黄的眼泪。晚霞丝丝缕缕,挂在天空恋恋不去。后院篱笆外的公园里,枫叶红了一大片;大草坪上,几个孩子在踢球,偶尔几声嚷叫远远传来,空荡荡的,带一丝秋日傍晚的凉意。
妈妈老了,夕光残照中更显出老态。她的背已经弯曲,两条腿直直的,细了不少,裤管在初秋的晚风中空落落的晃荡,一头半白头发,黄昏朦胧的光晕下显得凌乱不少。
妈妈年轻时的理想是当一名电影演员,可她的伯父--中国电影业的创始人之一,对她说,“陶家小姐当电影演员?可不要丢我们陶家的脸。”为了阻止她,这位伯父亲自带她去电影摄影棚,让她亲眼看看演员的辛苦与艰难。这位伯父怎么也不会想到,与这位陶家小姐后来的生活相比,电影演员就象是在天堂。
可是妈妈说:“幸亏我当时没当成演员,幸亏我这辈子没工作过,不然的话,我不可能活得到今天。”
也许还是她对。比起成名成家众目睽睽下,比起工作单位置人于死地的紧张气氛,里弄小组长管辖下的家庭妇女的政治生活,算得上是悲剧大时代中的世外桃源了。
妈妈童年时,外婆请来算命先生替她算过命。算命先生给了四个字:“枯松立鹤”。她说过一次,我从此记住了。这四个字似乎确是象征了她的一生。妈妈后来结婚的是位闻名的考古学家,一个很好的老人,可惜,他还是没能给她一个家,很快就去世了。
我对妈妈说:“天凉了,进屋吧。”她说:“好。”
我对妈妈说:“你累了,睡个午觉吧。”她说:“好。”
我问妈妈:“你想吃点什么?”她回答:“你们吃什么我就吃什么。”
我对妈妈说:“你不用动手,让我来。”她说:“我来,我还能做。”
当听到妈妈一次次地念叨她失去的房子和家财,当看见她站在后院里望着日落晚霞的萎缩背影,我突然明白了她始终不愿意来澳洲的理由:她不想做客人,不想过“寄人篱下”的日子,即便对她的子女也如此。
我十六岁离家插队,同年父亲去世。由于那个时代的政治、阶级、人事关系的彻底大调整,家庭出现了混乱。数年后,妈妈再度结婚。当时我还年轻,没能原谅她。母子间疏远了,感情交流也中断了。这些年来,我始终不知如何纠正自己年轻的错误。因为少有时间在一起,也因没有机会。而事实上,即使有,事情也已不象孩子认错那样简单了。
六年前,我有了第一个孩子时,我和太太把所有精力都放在他身上,成天成夜地抱他,为他的一声叫喊而担心,为他的一声哭泣而心疼,累得精疲力竭。这时候,我想起了自己妈妈,想起了她给过我的温暖,想起了她给过我的毫无保留的母爱,想起了我小时候的骄横和曾经带给她的烦恼,想起了她对我的百依百顺……
我曾经因为多病而割除了扁桃腺。手术后一次,不知为什么哭了。妈妈哄我,怎么也哄不住,我似乎想用伤口破裂来威胁她。妈妈急了,哭了起来。她边哭边抱着我说:“别哭了,我求你,我求求你。”我并没有止住哭泣,哭得更伤心了……几十年来,妈妈的眼泪,妈妈的哭声,妈妈的乞求始终不能让我忘记,始终折磨着我……
背着妈妈,我对儿子女儿说:“你们一定要听亲婆的话。她是我的妈妈,懂吗?如果你们不听她的话,我会狠狠地揍你们。”
背着妈妈,我又对他们说:“你们一定要和你们的亲婆亲近,如果你们听我的话,做到了,爸爸会很高兴。”
对她来说,来自孙辈的感情也许比儿子的更重要。潜意识中,我也确是希望我的儿女能够为我做些补偿。
人生只是几张黑白照片,很快就照完的。妈妈已经照到了最后一张。我希望,能够尽我的力量,使她最后一张照片,尽可能地照得好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