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9年昆明世博会期间，一位朋友将我介绍给瑞士展馆主任吕莫妮女士，之后我在报社请了探亲假，却躲进世博园国际馆到她手下打了两个月“洋工”。
吕莫尼是个办事认真，性格外向的女人，喜怒哀乐全写在脸上，从不客套含糊。那时我很少接触西方人，对她情绪的阴晴莫测很难适应，可是展台所有的瑞士同事都习以为常，上班时段都规规矩矩，下班时间一到，还在更衣室里就和她毫无顾虑地地开起了玩笑。
说实话，我一点儿也不佩服吕莫尼的管理方式，太机械太死板。我最佩服的是她懂得七国语言（其中五种不但会听会说还能写）。这得益于她的国家和家庭。瑞士没有统一的语言文字，靠近德国的区域用德语德文，靠近法国的区域用法语法文，靠近意大利的区域用意大利语意大利文，官方正规文件都是四种文字同时出现（第四种不是英语，而是人口量及少的一部分人一直沿用的比较古老的一种诺曼语），瑞士国家小，横穿东西不过两三小时车程，所以你只要在瑞士长大，性格又稍稍好动一点的话，同时掌握德、法、意大概比我们同时掌握粤、闽、沪还容易些。学校要学英语，她的奶奶和外婆一个是西班牙人，一个是北欧人（具体哪国我不记得了），她又嫁了中国上海一位姓吕的先生，可见她学语言的条件是天造地设。不过汉语还是她最弱的语种。
昆明99’世博园坐落在金殿风景区旁，国际馆最靠里面，地形半山半谷。每天清晨，外国参展人员都在世博酒店门口汇集，乘专车由金殿紧侧的世博园三号门进入，沿着盘山道路驶至国际馆。那些每天重复的景象至今历历在目：车窗外是云蒸霞蔚的山林美景；车窗内是不同香水的混合味和不同语言的混合音。起初几天我还比较矜持，正襟危坐，刻意维护中国公民和瑞士雇员双重形象。随着彼此的熟识和个性的显露，每天见面时生硬的“早上好！”变成了率真的拥抱和亲切的交谈。“安娜”、“斯蒂文”、“培吉”、“娜伽塔”……那一张张轮廓生动、肤色各异的面孔留给我很深的印象。
留心观察就会发现，国际馆就像整个世界的缩影。发达国家更重视世博会的主题，重视展台工作人员的素质与形象，展区整洁、着装统一，免费的宣传品印刷装帧精美，不计本钱。发展中国家的展台则是商业化管理，如同展销会上租得个台面，琳琅满目全是商品，十天半月进一次货，生意好坏是他们最为关注的事情。一些落后国家则像在林子里赶集一样，把许多由木、皮原料加工而成的粗工艺品摊放在展台上，游客随意把玩、挑选、还价，每天卖了多少东西收了多少钱，既不点货也不结账。
从雇员的待遇也能看出国与国的差异。我们每天中午轮流到世博餐厅二楼，杯盘刀叉，清清静静地就餐，费用由展台支付。上班下班乘出租车展台全包，世博园在城北，我们展台的同事都住在城西的一家酒店，他们早上一起出发，叫两辆出租车，我住在城西南自己家中，单独叫一辆出租车。我们每人每周轮休两天，而且但凡在展台工作超过两个月的瑞士员工，其配偶都享受一趟附六天酒店的昆明之行，旅费由展台提供，理由是夫妻分居太久不人道。而有些国家的雇员就比较凄凉，必须早早起来，乘一段公共汽车再走一段路，赶到入园汇集地，中午自带便当，我曾遇见肯尼亚一位姑娘中午在花园一角树荫里费劲地嚼食从外头小店带进来的碳烧玉米和饼干。据我所知，半年世博会，尼泊尔和巴基斯坦的雇员最起码在我呆那两个月中从来没有休息过一天。 （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