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美国解构主义文学批评家希利斯米勒发出了一声叹息：“在新的全球化的文化中，文学在旧式意义上的作用越来越小”。文学边缘化、终结论的话题越来越多地被批评家们焦虑地关注。是作家们在视听网络的新媒介新技术主义的今天迷失了从有限性向无限性的超越、从此岸向彼岸的超越、从大地向天堂的超越的文学终极价值、沦丧了心中的最后一块净土、最后一座精神家园？还是大众读者在物欲横流的世俗化的快餐的商业化、在实用主义强权压倒美学主义的时代，丧失了在“深度阅读”中对文字回味咀嚼的审美功能，已经没有足够的耐心和闲暇的时间聆听“来自天国一隅的灵魂之声”？由此，“作家死了”还是“读者死了”成为喋喋不休的争论。

曾几何时，无论是繁华的都市，还是乡间小镇，都存在着所谓的“上流社会”阶层，这些显赫名流由法官、邮政局长、医生、作家、军官等组成。走在街道上，当地的民众百姓会向名流们脱帽致敬。曾几何时，一本《汤姆叔叔的小屋》的作者斯托夫人被美国总统林肯赞誉为“发动南北战争的小妇人”，德国作家歌德的一本《少年维特之烦恼》在整个欧洲引发了自杀的风潮。

一部文学作品影响一个时代的效应已经结束，希利斯米勒所说的“文学在旧式意义上的作用”，或许为文学划上了一个句号。

我们应该沮丧和绝望吗？

在今天，为数不多的个人主义的标签已从当年的法官、医生、作家身上转贴到今天的体育明星、歌星、电影明星和金融巨头身上，而他们存在的功能和意义就是能刺激公众的肾腺素。在社会分工越来越明细、社会学科越来越繁杂的时代，每一个看不见的链都构成维系这个社会不可缺失的一环，在每一项重大的科技成果和研究成果后面，都有着权威人物和领头人，他们正悄悄地改变着世界，而大众对他们却一无所知，即使有兴趣去深究，我们所看到的更多的是一个团队，个人的名字被稀释了。

不是吗，即使今天一个作家独立完成的作品，也最终被扔进由众多人组成的生产线，经过压榨、蹂躏和包装，然后被改头换面似是而非地变成影视作品呈现给公众，最后人们津津乐道谈论的是一个个演员和导演的名字，而作家呢？没关系，作家虽然被人遗忘，但他拿到一笔可观的剧本改编费，最后，会聊以自慰地说：文学是一切艺术的母体。如今从手机短信或互连网上微博广为流传的精彩的文字，已不再是作家们作品中的那些名言警句，但是由那些无名氏草民们自发地参与创作，并被千万人津津乐道。

2010年上映的高科技电影《阿凡达》，也让那些被冠以明星的电影演员们忧心仲仲地看到自己未来的命运，他（她）们或许终将被电脑特技制造出的虚拟演员所替代。

但是在中国，少数民族地区的文学，正发生着异乎寻常的态势。所官方统计，到2009年，中国的五十五个少数民族都出现了自己的作家，不少只有数千人的小民族都是在最近不到十年的时间里结束了千百年来自己的族群没有作家的历史。即使在那些人数较多、有着悠久文学历史的民族，最近十年里，也往涌现出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多的作家。新一代的少数民族青年作家大都受过高等教育，其中有一批小说家和诗人同时又是学者和文学研究者。在文学显得比较边缘的当下，他们的文学追求往往具有自觉意识。更令人注目的是，在那些拥有自己本民族语言文字的民族作家中，曾经一度使用汉文创作占据主导地位的作家群，在今天涌现出越来越多的母语作家或母、汉双语创作的作家。他们的出现，对整个族群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

在现代文明大都市，文学处于缺失和边缘化的状态下，少数民族地区文学的兴起，有评论家分析和猜测，这或许是一种历史的滞后？

分析者们想当然地把少数民族地区想象成未被现代文明侵入的蒙昧疆域，或者描绘出一幅神话般的世外桃源，所以才会延续着“旧式意义”上的文学梦。其实这些民族地区的作家们所生活的场景同样有互连网、有卫星频道、有麦当劳、有苹果手机专卖店、连接着省城的高速公路不过几小时的行程，在现实的物质层面上和拥有的信息量上，他们与大都市的人们一样平等，但他们还拥有一样现代大都市绝大多数汉族作家已经丧失的东西——故乡的家园。

这些家园分布在大山深处、分布在辽阔的牧场，那里有先祖的老屋和爷爷的帐篷，那里仍然保留着这个民族多少个世纪以来的生活形态。一个上过北京外语学院、现在拉萨高级旅行社做白领翻译的女孩，在假期的时候，她会回到奶奶的牧场，回到自己的童年生活，每天赶着羊群上山，牧归后挤奶，传承一如亘远的祖先的日子；一个离重庆三小时县城的土家族姑娘在当地电视台做摄像，平时酷爱写作，也是当地小有名气的作家，过年时会回到深山里爷爷居住的百年老屋的吊脚楼，上山砍柴，下河背水，到晚上听爷爷讲自己族群远古的离奇故事。这些少数民族的作家们，大多数在自己的身后延续着一条祖先的文化脉络，不曾断裂，回望故乡，祖先的身影历历在目，祖先的吟唱响在耳畔，祖先的灵魂四处飘荡。他们同时生活在现代与古老两个文明之间，他们的家园不仅是精神的，也是现实的。因为有了与都市文明的反观与对比，文学便成为他们眷恋热土、驻留在延续了千百年生活场景、成为保留这一心灵记忆的最好的记录方式。

在这些人口仅数千人的民族中，一个作家的诞生，如同再生的巫师，成为自己族群的现代精灵。我们不能简单地将这些族群中产生的作家的作品与十多亿人口的大汉民族作家的作品在艺术的高度和广泛的社会知名度相提并论，但是在一个民族的文学的诞生与作家的存在这一事实上，从一个民族史的进程中，其高度和意义是同等重大的。

我曾经多少次走进处在中国版图边缘地带的少数民族地区，像拜见酋长和首领一般地拜会当地的作家，他们被族群所敬仰的程度和尊贵的地位，绝不亚于十八世纪欧洲乡间的社会名流。他们是这个族群的骄傲与荣耀，他们是这个民族的先知和精英。而这些作家们却很难成为潇洒的孤魂野鬼，成为家园的反叛者，他们往往像父亲的长子，身上承载着一个家庭的血脉和使命，于是，他们自觉或不自觉地以民族文化代言人的身份倾诉本民族的集体意识及个人情思，以文学的方式保留民族文化的记忆。有人会问：他们不过是一个族群的作家，怎样才会被族群之外的更多的人们所承认和熟知？我认为，这是一个文学以变异的形态融入全球化，而作家正以隐褪的姿态回归自己族群的时代。

水泥铺成的城市覆盖了草原，混凝土垒成的水库大坝冲毁了茅房石屋，钢筋铸成的管道穿过田野，原住民世代居住的保留地成片沦丧和消失，变得越来越小。或许终将有一天，一个弱小民族的全部记忆，将浓缩在已成为现代都市的当地一座小小的博物馆里，连同作家们昔日的手稿和几本印着母语文字的作品。到那时，一群童年被电脑和游戏机手机陪伴成长的牧人后代的孩子们，在假期参观博物馆，回到巴掌大的那块自己的“祖先老屋”，一个孩子指着橱柜里的一本书或一幅男人的照片说：“那是我爷爷，他曾经是个作家。”

或许，"文学在旧式意义上的作用"，在未来的文学中，随着作家的名字镶嵌在作品封面的纸质媒介渐渐被新媒介所替代，作家的名字终将淡出读者的视野，但文学经过变异和改头换面，将仍然存在，只我们现在难以想象它将以怎样的形态存在，它将产生的又会是怎样的&"新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