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日下午，在主持人莫言的引领之下，与会的作家开始就作家的社会角色；不同作家对事物的看法有何不同；作者之间进行的文化交流和对话途径等论题展开探讨。

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中国作协儿童文学委员会主任，《诗刊》杂志的主编高洪波先生声情并茂地做了开场发言。发言之中，他风趣地将莫言的文学作品的社会角色概括为“兄弟情谊”，"女性亲密"和"平等申冤"三大人本类别，形象地称其为"三原色"；他生动地把作为既是作家，又是文学评论家的胡平先生的文学社会角色称之为"啄木鸟"观察并警醒着，善于找出作品的不足。

同时高洪波先生强调的是，中国的作家群体分别来自五十六个不同的民族，金戈铁马，小镇风情，远古部落，祖先历史，等等，血缘与地缘的因素无一不让他们成为本民族民风民俗民族文化的探访，研究和挖掘者，因此作家的社会角色可以用“文学是族群的代言人”来准确表述。 

发表了四部获奖诗集，以《STORM AND HONEY》一书荣获2010年澳大利亚哥蕾丝莱文最佳诗歌奖的JUDITH BEVERIDGE则从诗的作用与诗的独特之角度，阐述文学的社会功能。 

每每在诗人回答读者有关“为什么你的诗作写成了这样”的问题时，通常的答案是：“我就是这样写诗的。”那是因为很多人认为诗歌本身是没有行动的一种社会行为，而我在这里想要说的是：写诗时的描述和遣词造句，其实就是诗歌社会行动的本身！诗歌是在为社会做呼吁，为社会的成长做文学上的做贡献。诗歌在澳大利亚存在着一个定位和归属的问题，因为作为从文化源头欧洲而沿袭下来的澳洲诗歌的价值，有着"她"的严肃性和正统性。 

诗歌的创作有其特定的规则，诗歌的内容充满了真情实感，诗歌没有直接面对和解决现实的社会问题，更多的是以特殊的语言和丰富的想象力使读者产生共鸣，触动人心，发人内省。 

为澳华文学网深情地题下"从雪山到海洋 澳华文学春天快乐"的藏族作家扎西达娃在莫言先生的一句"长相三十年都未曾改变的"轻松调侃中走上了中澳文学论坛的讲台。他以"身处海拔四千米的高处很寂寞，但身处海拔四千米的高处看得远”的“高度论"做了个漂亮的开场白。 

无论是哪个族裔，每一位作家在进行文学创作时，概无例外地有着最初的鲜明的个人标签，但是现代化工业进程和乡村城市化的加快，以及电影电视的明星效应和金融巨头的崛起引发出来的各种各样的刺激，我们无奈的发现个人的特色已经被时代所稀释。 

无论作家的足迹漂泊到哪里，那个远在心底深处的村庄，河流，家园，老屋，都远远较于发达的水泥化都市更有文学意义上的传承；无论作家的心灵寄托在那里，晃悠的吊桥，每日的背水，山林里砍柴，父辈的故事，无一不传递着祖先的低语和祖先的灵魂。现代与古老，精神与现实，无一不是与都市的反观和对比。而文学的社会作用则在于，即使上述的一切故乡家园的标志都在未来的社会变异中逐渐消失，文学也会保留一块的圣地在读者的心灵里。

最后，被澳大利亚犯罪小说作家协会授予终身成就奖，畅销系列犯罪小说《MURRAY WHELAN》的作者SHANE MALONEY则以自身的文学创作经历为例子，阐述了文学与读者的心灵共鸣，文学与创作的程序密切关系，文学与出版界的有效联姻的重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