詩人西彤先生在他的【讀史】一詩中﹐感慨地寫到﹕“滿以為最完備的一部﹐竟然是如此地殘缺不全”,“所有的歷史,都是由勝利者撰寫,故此﹐它永遠不會有定稿”（摘自〈昨夜風雨〉香港文學報社）。詩人的指涉鋒利地剝露出“歷史真相”的變動不居﹐它使人扼腕﹑但也使人拒絕沮喪。
我懷着這樣的希冀﹐去觀賞沈嘉蔚先生的【告別革命】畫展。
〈第三世界〉這幅畫﹐象畫家手裡巨大的調色板﹐“五色”聚全﹐凡“第三世界”出類拔萃的人物或“慾望”﹐由編號“１”標到“９４”,經畫家之手,人頭擠擠地聚集在一起﹐耐人尋味地透露出某種“天機”或“諷喻”。無需告訴我﹐你站在此畫前能從中指點出多少熟悉的人物；我也從不懷疑你﹐怎樣地用着一些短語就能中肯地勾劃出他們在你心中的地位；我只發现我就這樣地獨立在〈第三世界〉這幅畫前﹐檢驗着自己的感覺﹐捕捉心中最先泛起的解說詞﹐篩落掉熟悉的感悟﹐祇想留下新的﹑帶着犀利感受的意外的東西。如果沒有﹐我會對自己失望﹐因為自己只能“望”卻不可“即”﹐沒能從“解讀”或“誤讀”中受益。我是注意到了畫面上近右下角﹐那個雙手捧着骷顱頭骨沉靜地坐着的老人﹐知道是剪去了黨羽和後台而孤立無援時的“民主柬埔寨”魔頭波爾布特﹐我看他那一臉表情是雖有傷感但“至死不悔”﹐已經到了知“天命”的份上﹔——緊挨着他躺在傾斜的擔架上象個受難天使的是切‧格瓦拉﹐他的清澈緊張的眼神告訴你,此人生的慾望澎湃,他渴望再站起來﹐雖然從來就不畏懼死亡﹐然而他將一隻左手,導引般地擱到了另一人的大手中,解說了他自認的“家門” ——任憑他向眾人解說（也或許是毛澤東擅自捡起了切‧格瓦拉已經力不從心的左手）。我心裡立即泛起一句臺詞﹕“好人都死光了﹐活着的都是行尸走肉﹐”切‧不會接受這樣的讚語﹐但毛卻凭此一語而凌駕在眾人之上。毛的悲哀是他隨心所欲地將戲從頭演到了完﹐切的幸運在於他的失敗和死亡﹐差別雖僅如此﹐他卻因此能留下這樣的一雙永遠睜着的眼睛來蠱惑世界﹐這是怎樣的一種目光啊﹗誰能窮盡她的解說﹖尤其是世界還充滿着貧窮﹑不幸和困苦﹐無助的人民渴望着正義和幫助的時候﹗我忽然明白了該去尋找什麼﹐這幅畫可還有比這目光更吸引我的“眼睛”﹖如果有﹐那是誰﹖如果沒有﹐我也會忘掉切‧格瓦拉﹐因為他﹑波爾布特﹑毛澤東﹐不過是一路走來的三個路標而已。我看到了不多的幾位眼神清楚﹐覺得留給她（他）們的國人去判斷比較妥當﹐而當我看到７９號人物時﹐我心裡說﹕“就是他了﹗”這幅畫對我而言﹐將因這雙眼睛而留存在記憶裡。中國的周恩來。難道周恩來不正是這樣的一張臉相最能代表他嗎﹖作合掌姿勢的傷殘的瘦骨棱棱的大手﹐ 臉上──眼睛裡滿是各種理念。這人的事業是微笑着的﹐理念是複合而伸縮有致﹐他的使眾人信賴的謙恭準則﹐手段的精微處卻要息掉兩代人才能見天。這個人物﹐是口富礦﹐開掘出來﹐你才會知道﹐上個世紀的中國﹐會把一顆卓越的靈魂彫琢錯落成怎樣的一件藝術品﹗我敢說對周恩來尋根究底﹐將他複雜的真實人性展示出來﹐那成果是任何其它的顯赫人物都望塵莫及的﹐沒有人會比他更有戲﹑更使人震驚和感嘆的。今天﹐雖然還沒有人去填空他临死前對鄧穎超說的﹕“我心裡還有許多話沒有說”所指涉的內容,這個人物鮮為人知的某種品德﹑或已初見端倪的那些事實,終會展示出來,讓他得到大解脫和大自在卻是極富挑戰意味的,若因此孵出一串碩士博士﹐我看也不為過。我佩服畫家展示歷史人物時的眼力和技巧。原作〈第三世界〉上出現的周恩來的臉相﹐印刷作品上看﹐效果就差遠了﹐圓滑地說﹐柔和多了﹐觀賞時我感覺到的鋒芒便蕩然無存。這形像﹐比另一幅畫〈1966北京吉普〉裡的周恩來更接近歷史的真實。
坦率地說﹐〈1966北京吉普〉即使有車前的“皇朝標記”﹑車輪上斑斑血跡,這畫面用來解說1966那個年頭﹐大概當前的官方也會認同﹐因為它認同了一種官方需要的“殘缺”,這個“殘缺”落實在劉少奇﹑鄧小平身上,是幫他們抹去了“文革初期”那段歷史,而這種“抹去”,“四人幫”倒臺後就成了定論,鄧小平重掌大權後更需要這樣的 “洗刷”,他們不是早就宣稱那是一個非常“不正常”的時期﹑非常的“特殊”時期﹐他們的那個“組織”連帶“國家”暫時地被“四人幫”“劫持”了而已。難道他們不是這樣宣稱的嗎﹖那個“特殊的不正常時期”裡鄧小平“不在場”,甚至媒介談到他那大公子的殘疾時﹐也一樣避諱“文革初期”的風雲和血腥（而許多在“初期”也劣跡斑斑的“小人物”們則歸入了“造反派”“紅衛兵”,成了替罪羊）,從1965年末批“海瑞罷官”﹑三家村起,到“我的第一張大字報”,中國發生了什麼﹐劉﹑鄧幹了什麼,人們是無法在傳媒上讀到什麼的,這樣就切斷了同以後發生的事的聯繫﹐於是畫面上的劉少奇便堂皇地只剩下作為當時的國家主席“白髮蒼蒼﹐飽受摧殘”的形像﹐讓人同情﹐催人淚下了﹗鄧小平仍然因所謂的“不在場”而受益﹐掩蓋了在那個“非常時期”,他們為保全自己﹐積極的還是歷來最擅長的那種拿手好戲﹕嫁禍于無辜的人民﹐讓人民流血。現在他們不仍然在那樣幹嗎﹖中國人﹐活在那片國土上﹐想“告別革命”是何等困難﹗我的觀點是﹐要想理解文革﹑尤其是文革中的平民百姓﹐至少須從“文革初期”談起。要想研究鄧小平經過四‧五﹐何以還敢來個六‧四,看看他在“文革初期”干些什麼,應該不難找到答案。而〈1966北京吉普〉不能看成文革的縮寫﹐它對真實的文革解說,沒有益處。
人們用不同的眼光尋找答案﹐我只尋找“不同的眼光”。如果說,歷來勝利者撰寫歷史,就象使一個無比活躍的湖泊乾枯,土地板結,那麼我感興趣的就是這樣一個時段──“勝者”的面目已斑駮衰朽﹐粉飾的油彩正在脫落﹐人們甚至冷淡地並不在乎它的言說它的是否還在場﹐那就去解讀龜裂的河床板塊吧﹐包括每一寸土上極細小的裂紋﹑污垢洗盡展露的纍纍白骨﹑在淺薄的污泥裡合上又重新張開的眼睛﹐獲得生命之水滋潤而生長起的指甲大小的苔蘚﹐……這一切都包含着生命掙扎留下的顯著痕跡﹐形態豐富﹐數量巨大﹐——於是你才明白原來人人可以書寫“歷史”的﹐每一個人都能貢獻一丁點兒那怕極其細微的“改寫”﹐或許正是它們能最早地觸及歷史的畸形“殘缺”之處﹐最早地預言新版的“歷史”。
沈嘉蔚的【告別革命】畫展的意義﹐我想就在於此。我真誠地向他致意。
（澳洲日報〈澳洲華文作家創作園地〉139期，《Songs of the outback》（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