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新冠病毒肆虐大地，影响了社会生态和心态，但人类的精神文明不会改变，作家心灵的那块净土也不会轻易被污染。在疫情泛滥而作家仍坚守书写之际，广东省侨界作家联合会迎来了四十周年大庆。

身居海外多年，我的笔端仍难免离不开个“侨”字。因缘际会，我与侨界的许多前辈作家，如三位创会顾问陈残云、秦牧、杜埃，还有顾问岑桑、曾敏之，及名誉会长潘亚暾等，或有师生之谊，或是隶属关系，或为同行互动，都是我文学路上的引领者。每每想起已在天国的他们，其音容笑貌，仍历历在目。

我走上文学之路，首先得益于陈残云前辈。他的《香飘四季》，我孩童时就深嵌心中，做梦也没想到我能走到他麾下，领受其指导。上世纪七十年代中期，我还是海南岛的泥腿子知青，适逢广东省文艺中专到海南招生，我提交的散文和评论考卷，经主持招生的老作家陈残云审阅及拍板，我有幸由此进入了省文学训练班。

设在广东省文艺创作室的文训班，由陈残云前辈主持。其时是红潮年代后期，已被砸烂的作协、剧协、音协、美协及文联收编而成的广东省文艺创作室，云集了省里的文学艺术大咖，是一个藏龙卧虎之地。陈残云特意聘请了欧阳山、肖殷、吴有恒等这些被置闲多时的文学艺术名家为我们授课，也让我们参加创作室所有集体活动，令我们近距离与这些大师们接触请教，在当时还是文化饥荒的年代，无疑为我们这些年轻人提供了营养丰富的文化大餐。红潮结束，文联及各协会挂牌恢复，我和一些同学完成学业被分配在作家协会。陈残云是省作协主席，欧阳山是省文联主席，既是我们的老师，也是我们的领导。

 陈残云是新加坡归侨，文革结束不久，就写下华侨题材的《热带惊涛录》。这部反映太平洋战争中南洋民众生活的长篇小说，因读者反响热烈而再版。他曾告诉我，全景展示马来亚人民的抗日生活，无论海外还是国内，当时都是新鲜题材。改革开放后，他到过香港、澳门及泰国访问，回来后向我们介绍了境外见闻，也使我第一次感受到现代文明的新风。

九十年代初我移居澳大利亚，陈老看着我在文学路上渐入佳境之时，忽而去国另谋生活，表示有点惋惜。不久，我将旅澳初期的生活体验写下纪实文学《悉尼写真》，交由福建海峡文艺出版社印行。我冒昧请陈老为拙书写个序言，他欣然应允，并把序文刊登在北京《文艺报》上。他认为我对文学仍一往情深，勉励我在新的国度继续书写海外华人的生存境况。记得他曾在家中对我谈及华侨题材的创作问题，认为海外华人社会是一个广泛的社会，连结所在国各阶层，不仅仅是唐人街的小范围，也不仅是华人自身的生活。如果对华侨及其所在国生活不熟悉不了解就不容易写好写透，靠访问旅游观感只能写些表面的急就章。多年来，我一直书写海外华人故事及其所在国生活，也是谨记陈老的教诲，深扎体验接地气。

我在省作协，最初是在《作品》杂志任编辑。在主编肖殷病重后，由秦牧担任主编。我早就读过脍炙人口的《艺海拾贝》，所以秦牧在我们年轻人眼中就是大偶像。1981年秦老落实知识分子政策在华侨新村搬新家时，我也曾帮他手。记得最吃力的就是搬那一捆又一捆的书，来来回回，好累呀。有一次我到他府上按响了门铃，大门开启，只见秦老右手拉着门把，左手还握着书卷呢。他是大作家，也是大忙人，除了参加各种社会交际、文化活动，他坚持经常到编辑部，开编务会、审稿，与大家交流，谦和也随和。他给我最深的印象是，每次开编务会前的几分钟，他都抓紧浏览报刊，边翻阅边等齐众人入座。我见识了他惜时如金的习性，大凡办什么事，都计划在先，并遵时守刻。

秦牧也是新加坡归侨，也写有古巴华侨故事的长篇小说《愤怒的海》。他接待海外作家，率团外访交流，还要自己写作，忙得不亦乐乎。每次他来作协开会，都是匆匆而来，又挟着大捆信件匆匆离去。他跟我说过，他自己并非高产作家，其时也只出了十来本书，二百多万字而已。他占便宜的只是写作不用起稿，不必誊清，下笔成章罢了。那一时期，他每月撰写七八篇作品，而约稿却超过了他每年的创作量。

在编辑部，我和秦老同属一个政治小组，他还是我转正的见证人。每次小组学习说些什么现在全无印象了，但秦老在编辑部对我们年轻人说过一段话至今难忘。他说，他从不熬夜，你们现在年轻，精力旺盛，以为开个夜车没啥关系，等你们老了以后，就知道了，身体不由人。所以，从专业作家到省文联主席，他一贯的饮食作息，以及写作习惯，都很有规律。

在《作品》杂志，我是评论组编辑，后来是作协《当代文坛报》副主编，再后来任省作协副秘书长，分管文学评论及会员事务，所以工作之余，我也写了一批文学评论文字。我文学生涯的第一本书，是花城出版社出版的文学评论集《文学的选择》，为我写序的是老作家杜埃。他是省委宣传部副部长，也是菲律宾归侨，著有海外华侨反法西斯的长篇小说《风雨太平洋》。当我捧着拙书稿到梅花村他府上，请他点拨指教时，他很有长者风度地说：现在年轻人的文风与我们这代人很不同，新思想、新观念、新词汇，很有锐气，但有些我也看不懂啊。但如果你让我写序，我也只能理解什么说什么。其时杜老的桌面上摊满了《风雨太平洋》第二部的草稿，正在赶写。非常感谢他，还是抽空给我写了书序，肯定了我追求文学多元化格局的见解，支持寻找新的文学途径。他也对当时的一些文学现象表明了自己的看法。他的夫人林彬也在省作协工作，在杜老去世后，文文静静的她，却日以继夜帮他整理出版了《风雨太平洋》第三部，使这部不可多得的华侨题材巨著得以完整问世。

我的第二本评论集《艺术的感悟》，则是由岑桑前辈撰写序言。因《当你还是一朵花》而饮誉文坛的岑桑，时任广东人民出版社社长，既有作家的细腻眼光，又有出版家的市场敏感。他一眼就看到我1985年之前的写作个性色彩并不鲜明，而1985年之后，特别是北大作家班毕业后，有了明显变化，批评文字有了思辨的灵光，虽然受某些思潮的影响难免有偏颇之处，但开始有了一种批评意识的自觉。他赞赏这种艺术自觉，鼓励我保持对繁荣文学创作的一副热心肠， 大胆展示自己的个性光彩。这是我离开中国文坛前获得的最后赠言，因为我拿到这本样书时，已是身在悉尼了。

我当评论编辑时，约稿最多的就是大学教授。那时经常要骑车穿越市区马路，到康乐园的中山大学，石牌的暨南大学、华南师范大学，甚至大金钟水库的广州外语学院。在暨大校园，我约稿最多的是后来成为海外华文文学研究的领军人物饶芃子教授，但最先见到的则是曾敏之教授。我和曾老曾在广州文学界的一次活动中同遊西樵山，听其畅谈古典文学，不久他就调回香港《文汇报》任副总编辑了。我到悉尼不久，有一天香港诗人犁青忽然约见我，说是受曾敏之所托来找我的。原来他们有个想法，希望能把海外众多的华文作家，包括来自大陆、香港、台湾及东南亚华裔等不同背景的移民作家笼络一起，推动海外华文写作。当时因国情、体制、环境等条件因素，中国尚力所不及，只能由香港作家牵个头。其实当时许多国家都有一些华文作家团体，主要是由台湾移民担纲，与大陆的文学界、学术界来往不多。如能整合起来，对推动两岸的文学交流及研究，都有好处。后来在汕头的一次世界华文文学国际研讨会上，我与曾敏之先生相会，那时，他已是香港作家联合会会长了。他又再次与我私下谈起了团结海外华文作家的事。我知道，致力于推动海外华文文学发展，一直是他的情意结。多年以后，他的这个愿望实现了。2014年，首届世界华文文学大会在广州召开，并成立了世界华文文学联盟，五大洲华文作家与两岸三地作家相抱相拥，空前热闹。而两年后，更是在北京钓鱼台举行了第二届大会，海外华文作家与中国作家学者互动更为广泛更为密切了。可惜，曾敏之先生已看不到他一直期待而梦想成真的这一文学盛况有增无减了。当然，他也没想到当下的华文作家因社会环境及地缘政治的变异而步履姗姗。

而在汕头那次学术会议上，我也见到了潘亚暾教授。潘教授也是暨大学者。作为华侨教育重镇的暨南大学，是海外华文文学研究的领头羊，对海外华文作家有广泛的联系。潘教授在中共建政初期从香港转学广州，退休后又回流香港，自然在香港及东南亚有很广的人脉关系，加上生性活泼好客，口无遮拦随心，获得很多海外作家的第一手资料，出版了《海外华文文学现状》等著作。没想到他读了我在海外书写的第一本小书《悉尼写真》，还写了读后感，调侃自嘲勉励推崇皆有。踏入新世纪，他出任《华侨华人百科全书》文学艺术卷的主编，也聘我做海外特约编委，提供有关澳大利亚文学艺术的资讯。中国曾经非典横行，令世人望华却步。疫情刚结束，国侨办就邀请了我们一些欧美亚澳作家到中国采风，实地考察，为世界展示一个窗口。四海作家入境后先在暨大落脚，再出发行走神州的东南西北。潘教授特来把酒饯行，谈笑风生搞活全场。可惜，这竟是我见他的最后一面。

时光如梭，记忆犹在。这几位侨界前辈已先后驾鹤西去。他们离世时，我都身在域外，未能送别，深感遗憾。如今欣闻广东侨作联四十周年志庆，自然而然浮现这些前辈的身影。逝者如斯夫，生者当力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