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还不到一岁的时候,就逢上百年未遇的大洪水.

1954年6月,这是一个多事之夏.在骄阳与暴雨相互交错登场的时候,长江发生了百年未有的特大洪水。据中国水利权威部门记载:当年湖北4月至6月大雨集中在长江中下游地区，雨量在500毫米以上。雨量集中地区，三个月降雨1300余毫米，较常年同期多两倍左右。监利以下长江水位接近或超过了警戒水位，形成下游槽满顶托，湖北沿江滨湖地区受涝农田600多万亩。进入7月，长江上中下游又普降大雨，一般大于常年同期雨量120—200毫米，最大雨区从湖北省汊湖到安徽巢湖一线，降雨量高达750毫米。8月，长江、汉江上游又降大雨。7、8两月上游洪峰接踵而至，形成沙市水位虽经荆江分洪工程三次分洪，8月7日仍达44.67米，超过保证水位0.18米。据测算，如不分洪，沙市水位将涨到45.73米。8月18日武汉关水位涨到29.73米，超过1931年历史最高洪水位1.45米。不仅峰高量大，而且高水位持续时间长。武汉关从6月25日超过26.30米的警戒水位，到10月3日降到警戒水位以下，高水位持续时间整整100天。其中从7月中旬到9月中旬，超过历史最高洪水位28.28米的时间为52天。  

我的家乡在长江中下游鄂东北黄梅县,与江西九江市隔江相望.属于水涝地区,自然难逃汹汹而来的洪水侵袭.母亲告诉我,那年6月21日起开始下大雨.大雨接连下了三天三夜不停,到了24日,江北岸的百里长堤终于顶不住暴雨和洪水的夹攻溃了一道长长的口子!仅一夜之间方圆几百公里的故土便变成了一片汪洋.好在这之前政府部门在分洪区、溃口淹没区已对灾民进行了紧急转移和安置工作，我们家人也象其它灾区人民一样,之前已被转移到安全地带.据统计,湖北在这次洪灾中,先后共转移安置了436万灾民，其中远距离安置到外省外县的有104万人，与此同时,还转移了27万牲畜,17万头大牲畜。荆州、孝感、黄冈地区的29个县共组织1000多名干部、3000多名中兽医和数万名饲养员进行耕牛转移工作，有一部分转移到外省外县，行程达300多公里。省政府拨出83万元耕牛救灾款，40万毫升兽医生物药品及大量的治疗药品，组织中兽医常驻放牛队进行防治或包片巡回医疗。对灾区转来的耕畜，80%以上进行了健康检查，15%的患病牛得到及时治疗，治愈率一般在95%以上.

那年9月11日是中秋节,洪水开始有退却的迹象.思家心切的爷爷`奶奶,爸爸`妈妈很想回去看看被淹没的家园和村庄,同时也想乘此之机有一点意外收获!在这之前,他们已利用在外避难的充分时间将从洪水中捞起来的杂乱木料打造了一只足以供全家人乘坐的又可以打渔谋生的小木船,又精心编织了一张鱼网.我是他们的掌上明珠,自然不得不带我和他们一起登上这只诺亚方舟了.

我们上午从黄梅山区的濯港避难所出发,到达老家时已是下午.一家人荡着小船围着自家那栋埋在水里只能看见青灰色的屋脊的房子转了好几个圈子.爷爷对爸爸说,看来,短时间洪水还不会完全撤退了,从今天开始,我们不能只依靠政府救济了,要自谋生路,学学捕鱼吧!爷爷站在船头上,一边说着,一边就向开阔的水中撒下了第一网,紧接着,爷爷便慢慢地收网,当渔网快露出水面时,一条足有30多斤重的大鲤鱼蹦跶了一下,高高的水花溅了爷爷一身透湿,爷爷哪管这些,只是紧紧的拧住网纲用力把大鲤拖入船仓,与此同时,我突然挣脱母亲的怀抱,向那条大鲤扑去,但就在这一瞬间,大鲤狠狠地弹跳了一下将我甩到水里!说时迟,那时快,只见爸爸撂开双桨,飞身水中一把抱起呛了几口洪水的我.说来也怪,从那以后,我不但不怕水,反而更喜欢和水打交道了.无论是游泳还是扎猛子,我都是最棒的一个.爷爷说,那是我人生经历的第一次洗礼(喜鲤),谁交上了谁将来就会有好运气.
　　其实,个人的运气总是与国家运气相连的.国运背则民运背,国运昌盛则民运昌吉.同样是发洪水,1931年,国民党腐败政府统治中国,,中国交上厄运,外无御敌之力,内无防患之措,那次洪水还没有1954年的洪水大,湖北武汉关水位仅在26.94米时，汉口丹水池、单洞门等处就已相继溃口，整个武汉三镇沦为泽国，全市63万多灾民嗷嗷待哺，葬身鱼腹者3167人。湖北及沿江各省则有20多万人的生命被洪水吞噬.而1954年的洪水汹猛却是史无前例,武汉关最高水位达到29.73米，比1931年的洪水水位高过2.79米,但由于建立了新中国,国运开始走向复兴,在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下，全国人民同舟共济,八方支援重灾区,湖北人民齐心协力,团结奋战,终于用血和汗创造了战胜百年一遇特大洪水的奇迹,保住了武汉和工业重城黄石,人民的生命财产得到了最大的保全。那一年,毛泽东主席踏着洪波也来到湖北抗洪前线,在湖北人民抗洪斗争取得胜利后欣然为武汉市防汛题词：“庆贺武汉人民战胜了1954年洪水，还要准备战胜今后可能发生的同样严重的洪水”。如今,这块高高的抗洪胜利纪念碑还耸立在武汉汉口的江岸上,面对着滚滚长江东逝水沉默不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