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从小生长在北京。“文革”后期，刚上初中的我曾参加建国２０周年的庆祝活动——我们表演的是集体歌舞《造反有理》。转眼间，建国60周年大庆就要到了，而我也早已迁居遥远的南国。接到多家报刊关于国庆的稿约，思前想后，觉得最值得书写的还是60年的后半段——1978年后的这三十年。我们这一代有多少人，正是在这期间重新拾起“少年壮志当拿云”的豪情。是的，我们的青春有幸与改革开放的时代相遇，才有了可以谈论梦想、实现梦想的机会。

一个人能将一个梦持续地做下去，也算不枉此生。而我在这里，要描述三个梦。

大学读书梦

1977年隆冬，是我的春天。

当时，我随父母从北京“发配”到新疆已经７年。父母两年前“落实政策”去了南方的一个军区，我也在边境战备电台当了５年报务员小兵，一个人留在了边疆。我开始业余文学写作近两年了，并已在《诗刊》等全国性文学刊物发表作品，正为文学梦豪情满怀。那时我的志向是当个勤奋的业余作者，上大学的事想都不敢想。因为以前推荐工农兵学员时，我怎么凭工作积极业务强、劳动肯干学习好都没份儿。我这几十年经历过十余个打工的单位，都与领导保持着一种“有距离的微妙”的关系。我深知，这是多么的影响我的“进步”，但这是我的天性，毫无办法：脊梁骨就是学不会弯曲，脸上就是装不出媚笑，一生都学不会拍马屁。而上大学，是我从小自信的梦，也是我所有亲友当时认为笃定的事。因为我几乎门门功课拔尖，一直担任班长和少先队大队委；“文革”前在小学低年级就曾当选为“北京市三好学生”。那时班主任为我的未来设计的蓝图是：中学保送北京师大二附中，大学上北大。哪里想得到，３年后我就远在8000里路外的大西北了啊……

1977年9月，粉碎“四人帮”一年，到处都在清理整顿，我被单位“重用”，从师部派到边境线上的一个连队去参加“路线斗争教育工作队”，担任秘书，在队长审查“文革”血案时负责作记录，弄得晚上常常噩梦连连。10月的一天，忽然接到妈妈的来信，皱巴巴已经破了（那时内地的信件到边境连队至少要走半个多月）。她急切地告诉我，国家可能要恢复高考，让我尽量请探亲假回家来复习功课。而我却基本不相信这个“小道消息”。当时北京的报纸到达边疆连队要延迟半个月才能看到，消息极其闭塞。惟一快捷一点的是广播，可又因设施简陋常常没有信号，更因为严防收听“敌台”而不许使用短波收音机（上世纪七十年代前期，我参加过几次宣判大会，其中枪毙的犯人，不少就是因为私藏短波收音机聚众收听“苏修敌台”）。

我没有复妈妈的信，也没把这个消息当真。

一个月后，恢复高考的消息竟然成真了——我听到了广播！我立即申请回师部所在地博乐州报名。拍照、领准考证、体检等等也都需要回到州上。当我好不容易打通层层转接的长途电话，单位政工科长却从中作梗，无论如何不同意我回来办报考的相关手续。最后甚至说出“准考证可以让别人替你代办嘛”这样违背高考规则的昏话来。没办法，我忍了多天后，斗胆跟队长打了个招呼，一个人趴便车，先拖拉机，后运粮食的大卡车，冒险坐在高高的玉米堆顶上，用了10多个小时风尘仆仆回到单位。报名时限只剩最后三天了，我顾不上吃饭，壮着胆连夜找到几位领导家里，一个一个地恳求。

高考开局就意外不顺的我，终于遇到了一个认真执行国家政策的正直好人——这位刚刚从伊犁州调来的刘书记，一到任就了解到我是已在全国报刊发表了多篇文学作品的“人才”，平时就酷爱读书学习，他当然知道这次高考是实现我读书梦的难得机会。正是在他的支持下，我终于在最后一天办好了准考证，又匆匆返回边境连队继续“路线斗争”。那时距考试只有一周多点时间了。

我抓紧利用不加班的晚上复习迎考。但接踵而来的困难是，在生活条件极为艰苦的连队，根本找不到任何复习课本和资料。那时的边远连队完全可以称为“文化荒漠中的荒漠”。我手里惟一的教材，是从州里一位“老三届”家里借来的一册高一数学课本。只好先自学这本数学书，拼命演算习题，到临考也没学完。而其他课目几乎没有碰，最多就是把迟来半个月的《人民日报》多看几遍，算是复习时事政治。当时连队里连电都没有，我只能点着昏暗的煤油马灯复习。即便如此，我还是斗志昂扬，干劲十足。我当然不是出于有“底气”——我只有小学四年级的底子来考大学；七七级考生又是累积了12届的初、高中毕业生和众多社会青年，竞争空前激烈，我何来自信？（录取结束后印证了此届全国的录取率真的是“百里挑一”！）——而是由于这次报考被无端阻挠差点考不成，让我进一步看到世态人心的险恶。体质病弱、孤身一人在边疆的我，别无选择，必须靠自己的实力考上大学，才能提高我的生命质量，接近我精神生活的梦想。当时，真有点“背水一战”的悲壮感。

考试定在12月上旬的两天里。科目有时事政治、语文、数学和史地四科，每半天考一科。临考前的晚上，我在煤油炉上为自己煎了5个荷包蛋，又把一个月的３斤细粮定量都买了冷馒头，这是我考试期间的全部能量和营养。

隆冬的北疆雪盖冰封，我骑着借来的过高的男式二八自行车，歪歪扭扭奔向考场，口中还念念有词地背着时事政治题。中途下坡时冰雪太滑刹不住闸，猛地摔了一跤，刚刚背过的题全摔出了脑袋。

文科考场设在自治州一所简陋的中学里。偌大的教室只生了一个铁炉，书写困难，我感到手都快冻僵了。语文考卷中作文占了60％的分，题目已记不清，好像与“粉碎四人帮，大干快上”有关。我选择的体裁是抒情散文。这应该说最有把握的选择，却让我发生了意外——占分最多的作文我居然没有来得及写完！主要是我严谨地按照诗歌的凝练构思和炫目文采来写考试作文。标杆定得太高，时间又有限。谁能想到，我这个被国家级刊物培养的文学青年、报中文系的考生却考砸了语文！考试全部结束后，我与几位“老三届”对题，政治、史地和数学我都觉得考得不错（发榜时得知我数学考了全自治州第四名），但我深为语文成绩担忧，觉得这次肯定录取不了。

两个月后，当我走出沮丧，重新收拾心情，开始搜集复习资料准备半年后再拼一次考七八级时，却意外地收到了录取通知书——我被自己的第一志愿新疆大学录取了！（当年因为没时间、也没资料复习，我报志愿时根本不敢填北京或其他地方的名牌大学，只是想有书读就已很幸福了）。原来，我四个科目的总分比较高，语文分虽被作文拖累了，但也上了分数线。巧的是（多年后听说），负责录取工作的老师，竟读到过我近年发表的文学作品，相信我作文没写完可能是一时失手——我的运气真不错！

1978年2月底，我打点行装，“漫卷诗书喜欲狂”，踏上了梦寐以求的读书求学路。

其实，读书是一个人一辈子的事，是终其一生的修为，不仅仅指上大学。我一直酷爱读书，在单位里和朋友圈中是出了名的。为表达对读书的热爱，我还写过一首诗呢：

好书有好书的脾气，焚书坑儒也拦不住它

张扬了几千年并仍将张扬下去的——真性情

好书让一个人多活了好几辈子

好书帮好多人活过了真正的一生……

——《约会好书》节选

爱情梦

在跌跌撞撞的情路上，我常常弄得自己满身伤痕，具体的爱情梦均早早地破灭于未完成时，实在没有什么经典而完整的故事可供描述。对此，我只能更多地“理性”总结。

“问世间情为何物，直教人生死相许？”的确，女人一生的“主梦”，就是爱情。这和男人明显不同。男人多半一生在“功名”中挣扎，情感有时只被当作功名“大餐”后的那道“甜品”，且这道甜品的样式最好多样化——不能在一个女人身上吊死啊，为此还发明了“审美疲劳”的理论依据。

对这种两性间的差异或曰“性沟”，据著名作家阿城在《常识与通识》一书中“考证”：此乃男人女人不同的生理、心理、乃至基因所决定。而且，男人的生性“薄情”，竟无意中暗通了优生学的款曲——他不懈地寻“美”换口味，不停地调情滥情，那可是有利于族群繁衍功在千秋啊……阿城最后总结说，我们不能知其不可而为之地与基因作对，那可又累又徒劳啊……其口吻半是尊重科学的无奈，半是男人特有的窃喜。

他其实说出了真相。可惜，一般女人们明白这至关重要的一点，为时已晚。还有许多女人至死都不明白，闹出一些“秦香莲”式的反抗，自以为强硬，其实是以自毁尊严、自残人生为巨额代价的。

事实正是：男人多半是社会的动物，而女人是属于情感的。所以女人容易一生为情所困，为情所伤。对此，我几年前曾在诗中有所总结，当时像发现新大陆一般，其实只是说出了一个常识：

            早先螺帽与螺钉互相吸引
            它们对抗——对抗得严丝合缝
            事情如果结束在诗歌之前
            彼此就不会成为对方的漏洞或把柄
            螺帽总想献身给惟一的螺钉
            螺钉窃喜却又怕对不起自己的耐力
            希望被多多笑纳而非独占
            它不明白螺帽为何要如此纠缠
            螺钉属于科学叙事和工具理性
            它享受具体和具体的一次次否定
            螺帽显然空灵一些耽于美感叙事
            它用空间做梦用时间破碎
            老了的螺钉怀一腔雄性的委屈
            还有多少未刺探的空虚未直奔的主题
            老了的螺帽笑自己是个圈套
            漏掉的是日子套住的是自己……

            ——《螺帽与螺钉》

爱情，是彼此最深入、最完整的审美阅读，是作为人独特价值的相互肯定。因此，寻爱，实际上是在寻美——在爱人的身上找到自己的美（包括尚未实现的追求与幻想）；把自我内在的独特价值通过“对象”（爱人）的肯定而客观化，亦即对象化。事实上，生存的自我肯定感，是人生的目的，也是理由。它除了来自社会角色的成功，还需来自个性角色——爱情的成功。一般来说，男人更看重前者，女人更看重后者。

几年前，我在博客里随手写过一篇类似情感“独立宣言”的《作为女人的自白》，引起了不少网友的兴趣：

在情感世界，我竭力追求这样的人格自我完善境界——

１、既灵魂飞扬，又肉身持重（不为世俗潮流所裹挟，也不看重被主流价值体系所界定）。

２、既理性深邃，又感性丰饶（不至于失之尖刻，同时在更高层次上葆有“女人味”）。

３、既有强烈的现代意识（自尊尊人，平等诚信，独立思考，自由心灵等等），又不失传统美德（珍视家庭，尊重人伦，感情忠实等等）。

４、既有开朗活泼、浪漫飘逸的纯真天性，又不失直面苦难、思想探索的沉郁凝重和一颗朴素的灵魂。对于女性，最重要的品性是“纯”：不是小溪般清浅一望到底，而是水晶般五彩缤纷“深刻的透明”，此乃称“纯粹”；而不应满足于浅薄的“纯真”（因为小溪遇到坎坷就容易被拐带成泥浆啊）。

５、既有深厚母性的包容、悲悯，又有天真小女儿的娇俏、风情。面对丈夫：是人生终极目标和价值观一致、志同道合的“朋友”；也是情趣相投、彼此欣赏的“审美对象”（情人）；还要争取是思维方式相近、心灵默契的“精神对话者”。但在这一切之上，女性首先应该是精神独立与自足自立的个体——一个完整的“人”。

６、既要在世俗世界争取更丰富圆满的爱的现实条件，更要不断地提高心理上“爱的能力”——这主要包括：第一，对自我的认识能力；第二，对对象的鉴赏能力；第三，对情感的表达、培育和提升能力。

这篇《自白》的后面还我附了一条《关于爱的能力的断想》：

“爱的能力”，我主要指心理上的：其前提是人格的不断成熟与自我完善。它主要包括：第一，“性心理”的成熟：主要指心理上的“性感”，是否真正内在地成为了一个男人／女人，而非局限在低一层次上靠表面装饰出来的“性感”。第二，“性审美”水平——对异性美的较高的鉴赏能力。不仅对外在的，更包括对内在的；不仅对静态的，更要对动态的。容貌、体态、装饰；言谈举止、气质情调、兴趣爱好；基本人品、价值观念、人文素质、思维能力、艺术修养、身心健康……总之，对整体状态的较全面的把握。而鉴赏力的高低，其根本在于鉴赏者自身素质的高低。第三，女性最重要的是“精神的独立”，而不仅仅是经济的独立。男人女人都要追求人格的健全，真正成为具有现代素质的人——包括权利平等意识，人格尊严意识，个性自由意志等等。

如今我国普遍的状态是：男人感到女人的“粗”化（主要原因之一，是女人被迫参与社会竞争所致？）；而女人则感到男人的“小”化（心胸气量，精神疆域，责任担当等。表现之一是总和女性争风角斗，永远“心理未断乳”）……

上述这篇即兴写就的博客，尚不严谨，但它来自于我几十年情感失败之教训的深入总结和自省；同时也是对情感世界中“她”与“他”理想形象的初步梳理。过去我也许在精神上要求太严苛（其实是太幼稚了），这令我总在情感里蹦极：要么全部，要么全不，没给自己留一条人间的路可走。这篇博文同时也是针对当下太物欲、太功利、太形而下、太无“情”的情场潮流的反拨与抵抗。

我的情感“走麦城”遭际，有时真的无力用笔触及，用文字撕开结痂的伤疤是需要勇气和强大的理性的；有时是不好意思启齿，曾犯的那些“小儿科”式的错误，甚至会让今天的女中学生笑话。

……那块铭心刻骨的最大伤疤，开始却像桃花明艳，但很快就变成不祥的罂粟花，它绽开在1980年代中期。正是那一年，我曾偶然抄下普拉斯的诗句：“我是个30岁的女人／　还可以像猫一样／　再死上一回……”殊不知，它竟一语成谶！

上世纪80年代中期，中国人的爱情随着意识形态的解冻，而变得多元且自我——大旗上写的是恩格斯的名言：“没有爱情的婚姻是不道德的”。那位小有名气的教授，就是在这种鼓舞人心的气候下与我在一次笔会偶然相遇的。在一般婚外恋男人常开展的“孔雀开屏展才华——痛说革命家史——信誓旦旦奔主题”三部曲之后，我毫不犹豫地听从他的安排，不留退路抛掉了一切，连住房也送了人，只托运了几箱书，义无返顾地南下调到一所大学等他。未料，事情很快到了尾声——他感到来此升官渺茫，忽然违背我们的约定不想调来汇合了，也不再提他曾渴望多年的“离婚”（所谓“认识你以前就已分居多年的痛苦婚姻”）。我的身心终于垮到了底：高烧41度多，患伤寒重症报了病危……在那段长达半年的黑色日子里，我孤独地躺在医院的病床上，默念着普拉斯的诗句，像一只奄奄一息的小猫，真切地感觉到自己正在“死一回”……

现在想来，我更多嘲笑的是自己。自己幼稚的轻信！自己浅薄的浪漫！自己对男人才华的过于痴醉和对人格基石的忽视！尤其是，自己那诗人式的自恋所导致的盲目自信！

好在我的文学寄托和精神追求，帮我及早走出了“怨妇”心态。然而，我还是难免“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此后十多年间不敢轻易涉足情场。与此同此，我所看到的情场也越来越沦陷——社会转型期，“权力市场经济”大潮中泥沙俱下，人们空前释放了物欲，而人的精神生活包括情感生活，却愈益委琐了。许多人在心理上，越来越丧失着爱的能力；在行为上却越来越恣行无忌，以致滥情主义失去底线。对此情感轻佻症、堕落症，我曾在《爱情》一诗中作过这样的描述：

                不再盟誓，更不手书
                不留痕迹，作案般严谨
                才省略花前月下
                又越过信笺上的暗格
                如今的你简约、直捷
                未走上心头，便走上了床头
                不厌其烦的
                是对皮肤感觉的研究
                咸水津津的典藏漫过卧室
                直逼书房装童话的那一层
                天平发达了计量学
                一边是长宽软白挺塌度女人的肉香
                一边是房车大小钱包鼓瘪男人的铜臭
                哦，这个数字化时代
                无论交易成否都能缩短
                皮肤到皮肤科的路程
                那千骑一荔的脚呢
                那扔白手套的手呢
                缺胳膊少腿在床上冒充动词
                而物质作主语时便屈居宾语
                一个浮肿的名词，不咸不淡
                被感官消费着，可有可无……
                然而，我们是在谈论你吗——爱情？

我们这一代人，无疑是愚民政策全方位的受害者。那个只讲“革命、斗争”，耻谈情爱的年代，我们只能在人性昏暗的隧道中独自摸索，以致许多人终其一生都浑浑噩噩，感情苍白，情窦未开就已畸形。这不能不令人痛切反思：这块土地上的情场，是否在价值观和审美观上，有着太多的混乱、甚至本末倒置？

几年前，当我读到著名学者崔卫平的《宦官制度、中国男性主体和女性解放》一文，真有一种相互印证的畅快感！她从中国社会文化制度的角度，对我上面所谈的“性沟”问题作了深刻的解剖。读后，既让女人们感到痛快淋漓、醍醐灌顶，又让她们心生深刻的绝望——面对传统上格外看重世俗功名、又加上今朝的及时行乐，以致心理上不断丧失爱的能力的男人们，女人们似乎只能“解放”成——女光棍？中国这片封建男权主义文化深厚、又极力崇尚官本位的土地，到底能留下多少健康人性、包括美好爱情发展的空间呢？在我的整个青春时代、乃至走入中年后，都对此相当疑惑和悲观。看到不少女作家的相关文字，也基本和我“英雄所见略同”，甚至比我更“看透”、因而也更悲观。也许是置于死地而后生——看她们一个个独立又坚强，且事业成果累累，有的还独自抚育出出色的孩子。然而，非亲身经历，你难以体察其中的巨大悲辛与残酷。

一个族群情感生活质量的低下，无疑标志着一个社会文明程度的低下。一个没有信仰的族群，惟利是图、惟权是仰，惟物是拜，加上消费主义时代流行的感官放纵，是不会享有真正的爱情生活的——因为首先不具备健康的爱情信念。爱情的本质是神性的，是诗意的，它其实就是关于“美”的信仰。一个无力去爱的族群，经济再发达（且不论是否发达得健康），也仍旧是个内在猥琐的畸形儿。

英国著名哲学家罗素早在《爱在人生中的地位》里就说过：“我把爱看作是人生中最重要的事情之一，而且我认为凡是以不必要为理由干涉爱的自由发展的制度都是不好的……完全为了事业而牺牲爱，是一种愚蠢的行为。在一个普遍为搜刮钱财建立起来的社会中，这种情况是必然发生的。”他接着强调说，必须“给予爱以应有的地位。因为如果失却了这种经验，那么人们无论在精神上还是在身体上，都不能得到充分的发展。”所言极是！

文学梦

我至今记得“文革”后期，随军队总部的父母发配从北京赴新疆的情景。军列载着大人们的愁容苦脸和我们小孩子的莫名兴奋，四天四夜，再加三天长途汽车，天苍苍，野茫茫，越走越荒凉。但西出阳关、有所隐忍的大悲壮，和第一次看戈壁日出、撞击心灵的大感动，无疑为我几年后在边陲大漠开始的诗的涂鸦、直至十多年后参加《诗刊》社主办的全国青春诗会，这一段与诗结缘的历程，铺就了人格的最初底色；而被大西北广袤襟怀和浪漫激情的深刻熔铸，则注定了我诗的今生今世……

在1978年初考上大学前，我在边境地区生活了7年，加上乌鲁木齐读大学４年，在新疆生活了11年。曾有多位评论家指出，我诗歌的特点是女性作者中少见的“大气”。我想，这可能得益于我独特的大西北经历吧。

我的业余文学创作始于1976年粉碎“四人帮”前夕。其时，我在兵团边境师的战备电台当报务员，小小年纪天天上紧张的夜班（导致后来几十年严重失眠的痼疾），处境孤独，内心苦闷。伴随青春期而来的文学梦，便成了我的精神寄托和抒发渠道。我写的第一首自由诗长达500多行，是模仿贺敬之《放歌集》的阶梯句（那个年月根本看不到其他诗集）。我不知天高地厚投给了国家级的文学刊物《诗刊》。当时《诗刊》分管西北片的编辑对我格外青睐，虽不可能发表，却给我及时复了一封长信，热情鼓励我“基础很不错，起点很高，继续努力！”我自然一发而不可收。当年第二次投稿就被《诗刊》采用了。次年，再次登上《诗刊》；同时在新疆的几家主要报刊上发表了作品。“小荷才露尖尖角”，一下就引起了诗坛的关注。

紧接着，考上了大学。我像海绵吸水般勤奋读书，尤其“恶补”中外文学名著。我积极参与组织大学生诗社，油印出版《五色石》、《泉》文学期刊，发向全国高校学生文学社团交流。校刊也是我们的文学阵地，它刊发我上学后的第一首诗，是纪念张志新的《如果我爱你》，在校园传诵一时。大学期间，我的文学梦更加清晰和坚定了。这自然也体现在我对今后职业的选择上。

1982年初大学毕业，我分配到当时父母所在地一个南方的省会城市，在政府政策研究室工作，是今天令人羡慕的“核心”公务员。而已接受文学的初步启蒙、向往心灵自由的我，从无“入仕”之想，何况在1980年代那个文学发烧、思想解放的火热时期。于是，一年后，我坚决辞别“仕途”，调到广播电台担任文学编辑，只为离文学近一些。这在当时被许多人称为“向下走”的调动，于我却是毅然决然。

八十年代中期，是我写作的高产期。其直接驱动力，又是“孤独与苦闷”——我经历了痛苦而短命的婚姻。我们曾短暂同学，他在北京，时任职中央电视台。我一直觉得两地分居的婚姻很浪漫，却忽略了其中太多的问题……记得我提出分手时，索回了恋爱时寄给他的情诗。没想到才短短几个月，我的诗笔就从甜蜜的爱情诗转向忧伤的咏物诗了。这让我深切地体会到了人生的荒诞……《雪山》、《戈壁的风》等一批沉郁之作陆续发表，被当时的《人民日报》副刊编辑、著名诗人徐刚偶然读到。他可能感到了作者不同寻常的“忧伤压抑”，便托朋友带信开导我，并鼓励我多读书写作。我至今感谢他，让我得以从文学的通道及早走出了婚姻翻船的泥淖。我的写作经历了这场人生变故，也增添了深沉厚重的底色。

之后的两三年，我的诗作连续三次上《人民文学》，三次上《诗刊》；还在《人民日报》、《中国》、《青年文学》等诸多报刊发表了作品。1986年，我的第一部诗集《初秋的落英》由诗刊社编辑、文化艺术出版社出版。

1987年，我参加了当时被称为“诗坛黄埔军校”的诗刊社全国青春诗会。在诗会召开地秦皇岛海边，我写出了前期的代表作《向大海》，被评论家称为“从性别抵达了人的言说”。

青春诗会之后，我本应更投入地钻研诗艺、以进入创作的成熟期，可始料不及的是，我又遭遇了一次感情上的“走麦城”，以致身心俱垮，患伤寒报了病危。我的文学写作与生命状态同步跌入低谷，搁笔竟长达10余年……

1987年底，伤寒重症初愈、身体极为虚弱的我，草草收拾了行李：右手一只小皮箱，内藏一本《里尔克诗选》；左手一只编织袋，装有一个300Ｗ小电炉，茫茫然登上南下深圳的飞机，开始了我生命的第二次流浪（如果到新疆是第一次流浪的话）。

也许血管里流淌着的诗人血液，使我注定要经历比常人更多的精神与生存的磨难；然而，又正因为不泯的诗心和永远的理想主义情结，支撑了我在特区最初几年的踉跄岁月。20年过去了，闯深圳头一年求职屡遭挫败的情景，至今还历历在目……

初到特区头两年，在颠沛流离的求职生涯不断碰壁中，我的病弱之躯不止一次面临难以支撑的困境，内心也不止一次地出现过退却之意和难以描述的挣扎。当然，也不止一次地遇到过“有权力、有能力”的人，主动表示可帮我走捷径“一步到位”。但我好像并没有多少犹豫，便选择了绕开，宁可一个人去面对所有艰难。因为我意识到，在这块男权社会根深蒂固的土壤，尤其是市场经济大潮下人心失序、感官放纵的社会转型期，一个知识女性必须用更多的心理能量保持自身的尊严和人格的健全，而不至于图一时的世俗“好处”与生存“便利”，把自己或多或少当作性别的符号，刻意于作“女”，而轻易放弃做“人”。这不仅是革命军人家庭从小所给予我的基本教养，更是文学所赋予我的对自我的审美苛责。我也许比一般人的自尊走得更远一些——即使“沦落”到生存底线，也不屑于虚与委蛇。带着这种“精神洁癖”（这正是诗人最大的特征吧？），注定要遭遇更多的“自讨苦吃”式的磨难。然而，即使重新经历一遍，我也只能如此。

那些年，在竞争激烈、动荡不安的生存环境下，心藏文学梦的我，难以捕捉诗歌写作的灵思（只写过一些报告文学），但还是近乎本能地寻求着精神生活的氛围以及心灵的交流，在肉身沉重中竭力昂起头来仰望星空。我作为骨干或发起人之一，在深圳先后参与了几个著名的文学社团的运作活动——深圳簕杜鹃文学沙龙，深圳书城读书沙龙，深圳新诗研究会等。这些民间文学社团，在工商社会不断把人经济动物化的可悲趋势下，通过对人的精神呼唤，给了快节奏生活下的孤独心灵以交流沟通、相互激励和群体的温暖。

1996年底，在漂泊深圳近10年之后，我心中滋生出越来越强烈的怅然若失和拔出红尘的紧迫感。我积极搜寻人文科学的书籍研读，关注思想界的“人文精神大讨论”。我在读书笔记中对照康德的“头上的星空和心中的道德律令”检视自己，梳理10年来因快节奏的外在拼搏而日渐荒芜的心灵。这一年我整理出版了自己的第二部诗集《生命的情节》（此诗集获深圳市第三届青年文学奖）。在诗集后记中，我对自己在滚滚红尘中与诗歌多年的疏离、生命创造力的搁浅作了深刻的反思，并发出对自我生命意义的追问：

“——你是谁？——你到底要什么？——你如何要？”

上个世纪最后一年，在广泛汲取思想资源、认真反思人生的同时，我下决心与精神追求相配合，不计代价地调整自己世俗生存的方式，告别热闹的娱记生涯，安心于主流社会之外的边缘化生存。我强烈意识到，自己必须选择红尘中有所放弃，以便轻装简从地接近我的精神奔赴，接近标志我生命创造力的——诗歌。

2000年初，新世纪到来的时候，我终于重新拿起诗笔，开始了真正意义上的“用生命写作”。我希望这一次疏离多年后的返回，是自我生命向着缪斯的一次“华丽的转身”——

2000年底，我出版了以当年创作为主的诗集《刘虹短诗选》；2001年底，出版了个人诗选《结局与开始》（此诗集获中国女性文学奖入围奖和《诗刊》社年度优秀诗集奖）；2004年底，出版了第五部诗集《刘虹的诗》（此诗集获第七届广东鲁迅文学奖）；２００５年６月，出版了首部文集《心城素描》。

在找准了生命的价值坐标和创作方向后，我的创作激情空前勃发。新世纪最初几年，在繁忙的本职工作之余，我在海内外报刊发表了近百篇作品，数十首诗入选各个年度诗选和多种权威选本。在2004年第六期《诗刊》介绍我的专题中，我这样表述了自己的写作观念：

一个人选择了诗，不仅仅是选择了一种言说方式，而是选择了一种生存方式——或曰一种践约生命的方式。因此，诗写者最终的问题，也许不在于“写什么”，甚至也不在于“怎么写”，而是你自身“是什么”——喷泉里喷出的是水，血管里流出的是血。还是那句老话：追求诗品与人品的统一。诗写的历程，首先是灵魂熔铸的历程。我始终看重作品所体现出的心灵的力量、人格的力量，以及对价值立场的自觉坚守。

对于我，写作最直接的内驱力，则来自于对异化人性的传统价值和中心文化的不认同，是自觉的边缘化精神生存下人性的持守与抗争，是自我放逐中对丰美生命的积极吁求和无奈喟叹……在这个消费主义时代，应警惕将诗歌沦为丧失心跳的把玩物，乃至狎亵品。

这个时期，《打工的名字》、《致乳房》、《我歌颂重和大》、《时代生活笔记》、《沙发》、《说白》等一批关注社会民生、揭示生存真相的作品，赢得了较好的反响，相继被海内外诸多媒体转载。2002年初，我被吸收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同年评上国家二级作家；2005年，评上国家一级作家。

2006年，中断近八年的广东省鲁迅文艺奖重新开评，我的诗集《刘虹的诗》获得文学奖诗歌类第一名。获奖后有记者访谈提到：“有些评论家认为，你虽然一直不是‘热门’的诗人，但是感到你的诗中坚持了某种重要的东西，因而难能可贵。比如俄罗斯伟大文学传统中的批判现实主义，对价值立场的坚守以及对生命意义的不懈追问……”我回答说：

我肯定不会、也不追求成为所谓“热门诗人”。在当今社会的价值坐标上，我多年以来恪守“精神边缘主义”，不图见容于主流社会，而是一意孤行地追求人类的终极价值：独立之人格，自由之思想。一个坚持自由思想的知识分子，要成为社会的良心，其姿态就是——永不合作。这主要指的是他的前瞻性、先锋性和由此而来的批判性。一个称职的作家，他永远在为社会指出新的标高，鞭挞现实中相对落后的东西。无论生活还是写作，我都只听从内心的呼唤，忠实于生活赋予我的真情实感，而不去关心声名“冷热”之类的问题。

我非常喜欢俄罗斯文学艺术，尤其是阿赫玛托娃、茨维塔耶娃，以及曼德尔施塔姆、帕斯捷尔纳克等“不合作者”的诗歌。我为她们／他们、乃至整个俄罗斯民族精神气质中那种“苦难中坚守的高贵”而感动和震惊！一个不愿坚守与担当、惟权是仰、惟利是图的民族，何来高贵？

作为女性诗写者，我秉持“先成为人，才可以做女人”的存在逻辑，不在诗写中把自己超前消费成“小女人”。追求大气厚重的诗风，贴地而行的人文关怀，理性澄明的思想力度和视野高阔的当下关注……

我用“贴地而行”作“人文关怀”的定语，是借用著名自由派思想家朱学勤的观点，意指要俯下身来近距离地关注社会现实、尤其是底层民众的疾苦和呼声。我的《打工的名字》、《特区的她们》、《那里的人》、《飘落的树叶》等一批诗作，可以视作对这一追求的自觉实践。当然，这类题材我还是写得不够，还应加大力度。就我自己以往的关注点，可能更多的，还是放在对社会的传统价值体系和思想文化的批判上，以大力张扬人格尊严、独立思考和追求自由这一现代意识。

访谈中，我还着重强调：“人，诗意地栖居在大地上——荷尔德林的名句言时，我对自己的“深圳之于我们，也许不仅仅是一个鲜花摇曳的理想诉求，更是需要一步步落实在行动上的现实抗争。在目前社会里，一个真正的诗人，肯定会失去（包括主动放弃）许多世俗利益，并将继续失去，有时甚至危及生存。然而我深知，在物质泥淖中竭力振动心灵的翅膀，应该是一个诗人永远的存在姿态。”

此话并非无的放矢，我实在有着切肤之痛。2008年秋，在《人民文学》杂志举办的一个全国征文的颁奖会上，让我作为获奖作者代表之一发言，推却不过只得调侃自己说：获奖似乎标志着某种成功，但于我不尽然——因为此刻我正在担心单位的“看法”。以前曾有上司因为我在台湾报刊发表文学作品，而在会上批我，甚至发出所谓“党报记者不许”的禁令。诸如此类的种种压制，营造了一种以文学为耻的氛围。作为有着三十年业余写作资历的老作者，一级作家，至今却还是个偷偷摸摸的“文学地下工作者”，我能不感到自己的人生很失败吗……

我的信口坦言引来举座哗笑，也引起主持人崔道怡老师讶异不已。发言结束时我不由自主地引用了里尔克那句名言：“并无胜利可言，挺住意味着一切！”

这是我对自己的警醒与策励。

一位哲人说过，未经审视的人生，是不值得过的。我以为，文学，正是用文字梳理和省察人生的一种极为重要的方式——不仅仅是对作者。所以，无论多少压力或负功利，我都将继续我的文学梦。

在这个行色匆匆的物质时代，一个人能安于精神遨游，保持做梦的能力，无疑是一种幸福。我这样一个体弱多病又孑然孤行的女人，能一生持续做着不止一个梦，且有把它们进行到底的趋势，更是幸莫大焉！

没有梦想做翅膀的人生，只能匍匐在地。梦有多高，生命的质量才可能有多高。

我国的改革开放，正是还给了人们做梦的权利，并不断开拓着实现梦想的路径。还记得美国黑人领袖马丁·路德·金那篇著名演说《我有一个梦》，初读它时所给予我的震撼。

我曾在《梦的颜色》一诗中表达过这样的信念：

也许良辰美景曾许诺的

终是白日梦——你来

并且你走

我仍然庆幸：有比别人更多的梦

来一次次装殓自己

这是我今夕收藏的梦的语言

在谁都不屑做梦的年代……

一个理想主义者、一个真正的诗人就应该是：生命不息，做梦不止！

（2009年2月修改于深圳）

注：这篇随笔是纪念改革开放30年的媒体约稿，但我最终并未投出，原因之一显然是太长了。为对得起编辑，我之后又写了一首同题诗交差：

我的梦——1978～2008盘点

            我的读书梦：梦圆于１９７８年那个春天
            小平给恢复高考划了一个圈。幸运的我
            搭上七七级这趟晚点１２年的列车
            后来发现，同车的成功人士多半转乘飞机
            一步登天。而我想，读四年书哪够
            求真欲一生的奢侈，加上人情世故这门主课
            总也毕不了业，所以至今
            我赖在读书梦里，不愿醒来……
            我的爱情梦：三十年堪称高峰体验——
            不成功的那种。女人还能梦哪样
            曾用词语把栏杆拍遍，直到把自己
            挂上危崖，将一叶归帆悬赏
            私奔过垂危过绝笔过，我像一行陡峭的
            祈使句，被劫持于爱的未完成式中
            勇猛踉跄……感谢那么多伤痛没能赎出我
            才留下那么多情诗，等我来绝唱……
            站在２００８眺望１９７８：女人一生长河一瞬
            此刻，没什么金银细软赶来我的盘点
            足够了！只要还能读书还能爱
            两个不醒的梦，足以撑住我下辈子的失败
            ……他们出生了。受苦了。死了。
            ——上帝笔下的人类简史，没什么改变
            ……她梦想过。梦破了。再梦着。
            ——我如能再活三十年，这也不会改变

注：照理说我这个一级作家应该还有个文学梦——其实无需多说：这片土地上的每一次呻吟，牵动我每一个梦的碎片所用以盛放它们的，即成了我的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