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路上。我，我们，都在路上。
有人正在去上班的路上，有人正在去上学的路上，有人正在回家的路上。
所有的人都在行走。他们边走边欣赏沿途风景，他们本身也成为一道风景——人的风景。
鲁迅说：“我想：希望本是无所谓有，无所谓无的。这正如地上的路；其实地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
可见，路是人走出来的。
但人走出来的路，未必叫人路。
早先，人类管路叫马路。那时候没有汽车，有马车。路成了马走的路，叫马路。大约是，马走得多了，也便成了路，成了马路。
后来，发明了汽车。许多人仍沿习老叫法，即仍叫它马路。但现代官方的叫法，则为公路。叫公路最准确，这是公家的路，谁都能走的路。
无论马路，公路，就是不叫人路。
关于马路，坊间流传周恩来总理妙答西方记者的两则轶事。
一则说的是，“总理阁下，你们中国人为什么把人走的路叫作马路？”
总理回答说：“我们走的是马克思主义的路，简称马路。”
另一则是：“总理阁下，在我们美国，人们都是仰着头走路，而你们中国人为什么低着头走路？”
总理回答道：“很简单嘛，你们走的是下坡路，而我们走的是上坡路。”
总理的意思是说，走上坡路的人，当然要低着头；而走下坡路的人，无疑得仰着头。
这个问题如若放置当下，不知我们的总理阁下会作何妙答。但倘让我来答，我肯定妙答不了，我只会实事求是地这样回答：“很简单嘛，中国人都在看手机，我们叫‘低头族’。”
实际上，我更乐于认为，中国人低头走路，是在思考。
这不是瞎说，我自己就有这样的毛病。当然，这毛病现在改了。改为抬头挺胸走路了。为何要改呢？因为低头走路实在危险。
从前的中国人低头走路的习惯，缘于他们爱思考。这个习惯得以保存了下来，则缘于科技——手机让中国人再次把头低了下去，而且是低得更低了。
西方人是不是走的下坡路，我不知道。我只知道，西方人的确喜欢仰望星空。
中国人非常喜欢康德的一句话：“这个世界上惟有两种东西能让我们的心灵感到深深的震撼，一是我们头顶上的灿烂星空，一是我们内心崇高的道德法则。”
但若认为，中国人都不仰望星空，都低着头走路，那也不正确。曾经做过中国国务院总理一职的温家宝，就曾写过一首诗，诗名就叫《仰望星空》。
我仰望星空，
它是那样辽阔而深邃；
那无穷的真理，
让我苦苦地求索追随。
我仰望星空，
它是那样庄严而圣洁；
那凛然的正义，
让我充满爱、感到敬畏。
我仰望星空，
它是那样自由而平静；
那博大的胸怀，
让我的心灵栖息依偎。
我仰望星空，
它是那样壮丽而光辉；
那永恒的炽热，
让我胸中燃气希望的烈焰、响起春雷。
2007年5月14日，温家宝先生在同济大学建筑城规学院钟厅向师生们作了一个即席演讲，他讲话的风格总是“不疾不徐”。我记得他讲了这样两句话——我唯一记住的两句话：“一个民族有一些关注天空的人，他们才有希望；一个民族只是关心脚下的事情，那是没有未来的。”他希望同学们经常地仰望天空，学会思考，做一个关心世界和国家命运的人。
2010年5月13日，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宣布，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校歌正式确定为《仰望星空》。
周恩来先生妙答记者问，说实话，确实令我们自豪。令我们自豪的，不是我们中国人走着上坡路，而是我们有着一位英俊、智慧的中国总理。
中国人走的是一条马克思主义的路，这条“马路”我们中国人至今还在走。但这条“马路”是否意味着中国人走的就是上坡路，我到今天也弄不清楚。如果走在这条“马路”上，走的便是上坡路，那不走这条路的国家，便走的是下坡路？很显然，这话讲不通。
自周恩来总理逝世之后，中国已经出过好几位总理了。他们好像都不曾再谈过“路”的问题。西方记者再提这样的问题，脑子真进水了。即便有这样的记者，我们的各位总理阁下也未必会有周总理那样的妙答了。
倒是温总理的讲话，温总理的诗作，和周总理的妙答记者问——中国人低头走路，是因为中国人走的是上坡路，有些许关联。
周总理也许只是为中国人低头走路找个说词而已。但有了周总理那个说词，中国人低头走路也有了正面形象。但温总理显然有他自己的想法。温总理的想法，就是一个民族有些关注天空的人，他们才有希望。
尽管温总理希望所有的中国人都能仰望星空，但他无论如何也想象不到，中国人民，尤其青年学生们却愣是没有听他的话，照他的话去做，而是比他们的老祖宗还爱低头了。
敬爱的周总理啊，如果你活在今天，你怎样回答外国记者的提问呢？你还会为低头走路的民族找个什么说词呢？如果您还依旧那么妙答，我觉得那就一丁点的妙也感受不到了。
周总理所说的“马路”，是一条政治道路。这条道路是他们那一代人的选择。
政治人物最了不起的地方，就是他们选择的路，却要人民也跟着走。也就是说，人民只有跟随的份，无权选择自己的路。
政治懵懂的我们，常自夸自己走自己的路。想想看，我们走的是什么路呢？自己的路也得是国家允许的路。如果我们走的是这样的一条所谓自己的路，说心底里的话，有何可夸口的呢？
人在本性上是政治动物，中国人尤其具备这种本性。特别是“文化革命”那样的举国性政治运动，每一个人都参与了进来，每一个人都上了那个舞台。
我的朋友老待对我说，中国现在走的路，已经不是纯粹意义上的“马路”了。我们现在走的这条路，叫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咳！”我说，“换个说法而已！”但老待却说不一样。现在的这条路叫“特路”，特殊的一条路，别人不走，或走不下去的路，我们却走，而且走下去了，走到快成功的边缘了。老待说，这是一条好路，好就好在那个“特”字。
我说，这太政治了。太政治的东西，我不大关心。当然，也不敢关心。尤其写文章，一旦被管理员——看不见的“警察”叔叔看见了，发现了，删你没商量。
我现在写文章，尽量不写太政治的。不是我不懂政治，而是我不懂政治还有那么多讲究——所谓讲究，就是哪些话允许你写，哪些话不允许你写。写未必是批判，未必有什么企图，怎么就不允许呢？后来懂政治的人告诉我，说我虽然没批判，虽然我企图，可我议论了。议论也不可以，尤其妄议。
妄议是什么意思呢？妄议就是胡乱的、逾越常规的议论。
胡乱的、逾越常规的议论，我想了想，好像我也没胡乱过，至于逾越常规，我就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了。因为，我不知道什么叫常规，哪些是常规，怎么做才叫不逾越常规？
我写作，其实也是我人生的一条路。我选择这条路，不是因为我有这个天才，而是因为我有话想说，我总把写作跟说话扯在一起。我这种想法，最受我的朋友老待反对。在老待看来，我的写作之所以不长进，不受欢迎，无法暴得大名，一个关键因素就是我老自话自说。说白了，就是我太注重自己的内心了。
我承认老待他说的话有一定道理。但要说我有多服气，那肯定虚假，甚至虚伪。事实上，我不但没听他的规劝，反而愈来愈把我的笔触往自己的内心深处掘进了一大步。
我也承认，我这样的写作，不会有大出息。可我喜欢这么写。坦率地说，我这么写，绝不是为了什么出息，而是为了我内心的愉快。尽管我清楚，我的内心很不愉快。
但是，终究我是与时俱进了，我指的是写作，我自己的写作。以前，为了内心的愉快而写作，现在，因为内心不愉快，所以才写作。
不愉快，与他人无关，都是我自己的事。我感觉别人都是排忧解难的高手，只有我总被各种问题罩得喘不过气来。我是一个生活在问题罩子里的人。这样的人，如果不能尽快从罩子里逃脱出来，那真是危险得很。
我能不能逃脱呢？其实，这要看我想不想脱逃。同时还要看一看都是什么问题。倘使都是小我的问题，不逃脱也问题不大。倘使都是“大我”的问题，即都是社会的问题，乃至国家与世界的命运问题，又何必脱逃呢？脱逃了这些问题，我感觉人活着真没意思。当然，我们会说，我们是小人物，关心这些作甚？这些问题岂是我们的问题？我也是这么想的，我也这么想过。可小人物难道他就不是人了？大人物们你以为他想的就是大问题？就是全人类的问题？才不呢！
我们现在走的路，仍旧是周总理说的“马路”，仍旧是我的朋友老待说的“特路”。这是我们中国的路，中国人民的路。我也是人民啊，因此也是我的路。
走在这条路上，我是愉快的。
但我为什么却说自己不愉快呢？
我估计，与我想走自己的路有关。
我想走什么样的路呢？
我想走的路，很简单，不复杂。虽说人是天生的政治动物，可政治毕竟跟普通人关系并不密切，更无中国人所想象的那么重要。我的意思是，人不必活得那么政治，活得那么政治化。
我想走的路，很简单，不复杂。能说我想说的话，能写我想写的文字。即便偶有“妄议”，也不必担心后果。
我想走的路，应该由我选择。别人可以指导我，但不能代替我，更不能替我把路给选好了，让我走。
我是人，你得尊重我的权力。我最大的权力，就是我有权力选择一条完全属于我自己的道路，哪怕失败了，也与别人无关，也不要别人负责。我可以负责得起我自己。
整个国家都在走上坡路，低着头走的上坡路。这有多么了不起！
我无法例外。但我走了几十年上坡路了，低着头走的上坡路了。能不能允许我走几年下坡路呢？
为什么非要走下坡路呢？因为我想学习流水。“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
为什么非要走下坡路呢？因为我想抬起头，仰望星空。
人往高处走，何不改作眼往高处看？
高处就是天空，就是我们头顶上的那片天。
几十年的上坡路，我看厌了人，看厌了人间的许多物事。由于长期低着头，我发现我快成大傻子了。为什么呢？因为只有傻子，才会低着头，才会只看他的脚下。
脚下是什么？脚下是路。什么路？人的路。但这真是我们的路吗？真是我们自己的路吗？人生，是否要一条路走到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