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1976年，是中国的龙年。

中国人，乃“龙的传人”。

这一年，中国走了三位载入史册的“龙的传人”。

1月8日，周恩来走了。

7月6日，朱德走了。

9月9日，毛泽东走了。

记得是一个清晨，父亲从外面急匆匆地走进家门，对母亲悄声说了一句话——“毛主席走了！”母亲“啊”了一声。

我正在穿衣服，准备去学堂。母亲走进我的房间，轻声对我说：“毛主席走了！”

我说：“去哪里了？”我的声音也很轻。

母亲的眼泪好像断了线的珠子，她哽咽地说：“毛主席去世了。”

我知道什么叫“去世”。奶奶死时，他们都是这么说的。

我对母亲说：“妈！毛主席是不会死的。”

母亲抬起头，用疑惑的目光上下打量着我。

我说：“仇营长说的。”

仇营长是谁呢？

仇营长是我们大队的民兵营长，他就住在我们生产队。他是一个退伍军人。

仇营长是个讨人喜欢的人，尤其有孩子缘，我们一帮孩子都喜欢跟他玩，听他讲当兵的故事。

他在北京当兵。

我们问他：“仇营长，你在北京能见到毛主席吗？”

他拍拍我们的头，笑着说：“我在北京，就是保卫毛主席的。”

我们兴奋极了：“你是毛主席警卫员吗？”

他神秘地一笑，说：“对，我是毛主席的警卫员。不过，我不是毛主席的贴身警卫员，我是在外围警卫他的。”

我们说：“外围是什么意思？”

他说：“就是毛主席工作、生活的地方。”

而我们最想知道的，是他到底见没见过毛主席？

他说：“那当然了。我天天见毛主席。”我们都不信，说他吹牛。他说：“我怎么敢吹牛呢！我们天天从天安门前走过，毛主席的画像啊，就挂在城楼上呐。”

我们说：“原来是这样啊！”

这时，快嘴的小溜子突然问仇营长：“仇营长，毛主席会死吗？”

仇营长的脸顿时凝重了起来，他严肃地对我们说：“以后可不能这么说话啊！毛主席怎么会死呢？你们不是也高呼过毛主席万岁吗？毛主席能活一万岁呢！”

小溜子的话，的确让我们害怕，可小溜子一点也不害怕，他说：“那一万岁以后呢？”

仇营长又是大吃一惊。他很不高兴地、没好气地说：“一万年以后，毛主席就成神了。”

小溜子哼了一下鼻子，也没好气地说：“谁能活一万年？”

仇营长眼一瞪，脚一跺，一只手叉着腰，一只手指着黑不溜秋的小溜子，结结巴巴地说：“你这个……孩子！”

小溜子跟我玩得好，我见仇营长怒了，赶紧想帮小溜子。我说：“仇营长，我奶奶活了83岁，人家都说高寿，一万年确实有些太长了。”

其他的孩子们便齐声附和着我，说：“是啊是啊，一万年太久了。”

仇营长的脸都气歪了，他双脚一跺，双手叉在腰间，怒气冲天地喊了一声：“都给我滚犊子！”

小溜子嘟哝道：“滚就滚呗，你哭什么？”

小溜子这么一说，我们都抬起了头，仇营长他果然哭了。

仇营长死了。

父亲对母亲说：“仇营长死的真不是时候。”

仇营长是9月10日下午，死的。

小溜子在放学的路上对我说：“看来仇营长真给毛主席当过警卫。这不，毛主席前脚刚走，他后脚就跟上了，他这是去那边给毛主席当警卫呢！”

仇营长死了，他老婆去找生产队长，生产队长姓史，也是退伍军人。史队长对仇营长的老婆说：“要有大局观念。现在全国人民，全世界人民都沉浸在毛主席去世的悲痛之中。仇营长是个军人，更是一名党员，他始终听毛主席的话，坚定地做毛主席的好学生。他在这个时候走了，他走的让我们非常感动，我们知道，他这是追随毛主席去了。”

仇营长的老婆拖着哭腔，打断了史队长的话。她说：“我找你，就是想请你给上级汇报一下，老仇这个事怎么个安排？他是个退伍军人，他是个党员，你们怎么着也得给他开个追悼会吧？”

史队长是慢性子，天塌了他也不慌不忙。史队长递给仇营长老婆一个板凳，说：“你先坐下。这事呢，我肯定要向上级汇报的。但是，你思想上要有准备，依我的政治觉悟，我认为给仇营长开追悼会，目下是不可能的。就连你们自家要搞一个祭奠仪式，我认为也是不可接受的。如果仇营长活着，他是绝对不允许你们这么干的。”

仇营长的老婆，在咱们村是出了名的三脚都踹不出个屁来的人。她呜呜地哭着，身后站着她们家的三个小孩。史队长说：“你回去吧，我现在就去大队部。”

大队部对这个事很重视，大队书记也是个退伍军人，跟仇营长一起入伍，又一前一后退伍。当天，大队长就召开会议，研究讨论仇营长的问题。史队长自然也是要参加会议的，不仅参加了会议，他还率先发言。他率先发言有两层意思：一层是通报仇营长的死讯，另一层就是转述死者家人的要求。

会议开得很热烈，讨论更激烈。不出史队长所料，参会的大队、生产队干部，共产党员们一致认为，在目前的氛围下，不宜为仇营长开追悼会，要开，也得等毛主席的追悼会开完了之后。

史队长见状，知道再说什么也无用。但他还是说了，他说了仇营长老婆提出的那个要求，即自家可否搞个祭奠仪式？史队长话一出口，几十号人便对史队长猛烈开火：“老史同志，幸亏你还是党员，你的觉悟哪里去了？”大队书记最后定调：悄悄地先埋掉吧。

仇营长是在他死后第三天，一个凄黑的深夜被悄悄地抬出去，埋到后山上公墓林里的。

与其说史队长是来护送的，不如说史队长是来负责监管的。

父亲回来告诉我，说小溜子也去了，村庄里每一家都去了一个户主。史队长问小溜子：“你来干什么？”小溜子脖子一梗：“你来干什么？”父亲对史队长说：“小溜子是代表他父亲来的。”小溜子说：“对，我是代表我父亲来的。”小溜子的父亲走得早。

史队长对小溜子说：“你去可以，但不得哭。”小溜子装作没听见。史队长问他：“你听见了吗？”小溜子还是不答。父亲又代小溜子说了话：“小溜子听见了，大家赶紧上路吧！”

墓穴是提前就挖好了的，只需将棺材落下去，填上土，就算完事了。父亲走出很远，忽然不见小溜子，他便悄悄地返了回去。果然，小溜子跪在仇营长的坟前，嘤嘤地哭着。小溜子还跟仇营长说话：“仇营长，不，仇叔叔，你照顾俺家，俺娘跟俺都感激着呢。仇叔叔，你说你这个人，早不走晚不走，为啥要在这个时节走？你说你保卫过毛主席，现在毛主席走了，大家都在哭他，哭他俺也没话讲，可凭啥不给哭你呢？哭毛主席就不准哭别人？哭别人难道就是对毛主席不敬？毛主席是人，你也是人。毛主席是党员，你也是啊！现在不闹革命了，要闹革命，我准把史队长给拉出去毙了。这事要是让毛主席知道了，毛主席肯定要批评他。你不是找毛主席去了吗，你给毛主席说说，让毛主席给评评理，给他当警卫的人死了，凭啥不给人哭？他们不给哭，我偏要哭。”说完，放开嗓门，大哭不止。

父亲跑过去，抱起了小溜子，父亲也哭了。

父亲告诉我，说小溜子今天说的话，要是被史队长听到了，都该抓了。我说小溜子今天差点被学校给抓了。父亲吓了一跳，问我是怎么一回事？我一五一十地跟父亲讲了事情的经过。

一切都是我们那个语文老师搞的鬼。

也不知那天她犯了什么病，一大早就把我们集中起来，要搞默哀，当然是给毛主席默哀。她自己先是哭了，接着就有女生跟着哭，哭的人越来越多，男生一个看着一个，也都龇牙咧嘴嚎了起来。大家哭得正起劲，语文老师却神不知鬼不觉地从台上走到了台下，她走到了小溜子的身旁。小溜子估计也没发现，直到老师提着小溜子的耳朵，往台上拽时，我们才发现。哭声顿时止住。

“你为什么不哭？”老师问小溜子。

小溜子说：“我哭了。”

老师说：“泪呢？”

小溜子说：“没淌泪。”

老师说：“没淌泪，也叫哭？”

小溜子说：“欲哭无泪。”

“啪！”一声脆响，老师重重地给了小溜子一记耳光，小溜子的手捂在被打的脸上，突然撕心裂肺地痛哭起来，他这一哭，倒把老师给吓着了。小溜子猛然转过身去，对着墙上的毛主席画像，跪了下去。他给毛主席磕了三个响头，泪水淌了他一脸。他对毛主席说：“毛主席啊，毛主席，你这么年轻就丢下我们不管不顾了啊！仇营长对我们说了，你能活一万年，一万年就是一万岁，你才多大啊！……”

刚才还怔怔地、有点不好意思的语文老师，一下子意识到了什么，她挥起一脚，照着小溜子的屁股踢去，小溜子被这一脚踢了一个趔趄，扑倒在地。老师说：“同学们，快快来，把这个小反革命分子逮起来，速速送往派出所。”

小溜子没有被送进派出所，老师带领我们把他送进了校长室。听完老师的讲述，校长讲了一句话：“问题很严重！”

1991年，父亲让人捎信给我，说后山上的坟地被政府征用了，要我抓紧回去迁坟。我对捎信的人说，迁坟也这么急？捎信的人说，政府给的时间不多，过期就作无主坟处理了。

我只好放下手头的工作，带着父亲去迁坟。

迁完坟，父亲说他突然想起一个人。我说谁啊？他说仇营长。

“仇营长？”这么多年我都快把他忘了。“他也葬这里吗？”

父亲点点头。抽了几口烟，父亲伸出手，要我拉他起来。父亲说：“我带你去看看。”

原来，仇营长的坟，离我们家祖坟，就隔着数十米。父亲说，给你仇叔叔磕个头吧，他挺可怜的。

仇营长的坟，几乎看不到坟土了，迁坟时节是初冬，坟上长满了野草，现在都干枯了。不过，我却看到了一块倒在泥土里的墓碑。

1986年，父亲说，史队长去找了上面，上面说，人死了这么多年了，还立什么碑啊？史队长就说，死者是个军人，是个党员。上面的说，那又怎样？上面的人问史队长，他没有后人吗？史队长苦笑着说，女人改嫁了，两个大的女儿嫁人了，嫁到了很远的地方。上面的人说，那还立什么碑啊，立碑还有什么用啊！

1986年底，史队长去世了。去世前一天，史队长还好好的，入了夜，他就开始叫喊个不停。三个儿子都来了，要往医院送。他阻止儿子们，说不要折腾他，让他死在家里。他给儿子们提个要求：悄悄地把我埋了，别立碑。把我立碑的钱，给仇营长立块碑。我对不起他！

三个儿子都不乐意给仇营长立碑，最后，老大说，我们答应过父亲的，这碑一定要立。

1976年的中国，被称作灾难深重的一年。

这一年，三位伟人先后离世。但真正的灾难，显然是发生在唐山的那场大地震。

1976年的中国，有人说是改变中国命运的一年。

这句话是冲着三位伟人先后离世的吗？不，有人告诉我，说这句话是指粉碎了“四人帮”。

1976年的中国，我们生产队的史队长告诉我们，说这一年是中国的哭年。

同是1976年的中国，我的小学同学小溜子，他一个人跑到他父亲的坟前，哭着对他父亲说：“这一年，是我的倒霉年。”

小溜子最后没被送派出所，校长对他说：“你回家去吧，明天准时来上课。”

但是，第二天小溜子并没有准时来上课。小溜子从此中断了学业。他做了一名社员，代他多病的母亲出现在我们村的土地上。从此，我们村就多了一名庄稼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