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年前，我路过濮阳，并不知晓这个城市的前身就是历史上的卫国。而许多年以来，我对卫国非常神往——稍有历史常识的人都知道，我们的孔老夫子，即孔圣人周游列国的首站，就是卫国，最后一站也是卫国，在卫国前后呆了七年之久。
与其说神往，不如说不解。因为，有个问题一直困惑着我：孔子周游列国的目的，无非是要寻找一个国家出仕，来兜售他的政治主张，实现他的政治抱负。可从孔子在卫国的实际情况看，这个国家并不是他建功立业的国度，很难有他的用武之地，那他为何还要呆在这里，而且呆这么久呢？
司马迁在《史记·孔子世家》里有一段并不受人重视的文字，但正是这段文字，告诉了我们一个鲜为人知的史实：卫国的国母南子，和孔子关系暧昧。
这段文字是这样写的：
灵公夫人有南子者，使人谓孔子曰：“四方之君子不辱欲与寡君为兄弟者，必见寡小君。寡小君愿见。”孔子辞谢。不得已而见之。夫人在絺帷中。孔子入门，北面稽首。夫人自帷中再拜。环佩玉声璆然。孔子曰：“吾乡为弗见。见之礼答焉。”子路不说。孔子矢之曰：“予所不者，天厌之！天厌之！”居卫月余，卫灵公与夫人同车，宦者雍渠参乘，出，使孔子为次乘，招摇市过之。孔子曰：“吾未见好德如好色者也。”于是丑之，去卫，过曹。是岁，鲁定公卒。
这段话翻译成白话，大抵是说：
卫灵公有个叫南子的夫人，派人对孔子说：“各国的君子，凡是看得起我们国君，愿意与我们国君建立像兄弟一样交情的，必定会来见见我们南子夫人的，我们南子夫人也愿意见见您。”孔子开始还推辞谢绝一番，最后不得已才去见她。南子夫人坐在葛布做的帷帐中等待。孔子进门后，面朝北叩头行礼。南子夫人在帷帐中拜了两拜，她披戴的环佩玉器首饰发出了叮当撞击的声响。事后孔子说：“我本来是不愿见她，现在既然不得已见了，就得还她以礼。”子路不高兴。孔子发誓说：“我假若不对的话，上天一定厌弃我！上天一定厌弃我！”在卫国住了一个多月，灵公与夫人南子同乘一辆车子，宦官雍渠陪侍车右，出宫后，让孔子坐在第二辆车子上跟从，大摇大摆地从市上走过。孔子说：“我没有见过喜好道德像这样喜欢美色的人啊！”于是对卫灵公的所作所为感到厌恶，就离开卫国，往曹国去了。这一年，鲁定公死了。
就这段文字来看，也许并不能说孔子与南子有什么暧昧。但是有一个关键点我们可不能忽略了：孔子见过南子，“子路不说”，子路很不高兴。子路为何不高兴呢？因为南子的口碑不好？而孔子一见子路的神情，就急急地诅咒发誓：“我假若与南子有什么见不得人的勾当的话，上天一定厌弃我！上天一定厌弃我！”连说了两遍“上天一定厌弃我！”这实在不像是孔圣人。既然什么事也没有，干吗要这般着急？又干吗要这般诅咒发誓？愈是这般表白，愈发显得心虚！
我们的孔圣人与那个叫南子的卫灵公的夫人到底有没有恋情，恐怕很难搞得清楚了。许多人倾向于有，其理由是，孔子在周游列国前，已经办妥了离婚的手续。在《圣人是怎样炼成的——孔子别传》一书里（以下简称《孔子别传》），有这样一句话——“看来，孔子是为追寻年轻时的一个梦想，才毅然地丢弃鲁国高官并在离婚之后到达卫国的！”
按照这个说法，孔子周游列国的目的，可没有那么高尚，而是为了一个女人，这个女人就是南子。《孔子别传》这本书里就是这么认为的——“孔子出走，是因为女人。”（西安交通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１年７月第１版，１３９页）
那么，孔子的离婚难道与这个名叫南子的女人有关？孔子离婚是有记载的，而且“孔子三世出其妻”，即孔子他爹、孔子、孔子孙子三世离婚。郭沫若说：“孔子对于南子是要见的，‘淫奔之诗’他是不删弃的，我恐怕他还是爱读的！我看他是主张自由恋爱，实行自由离婚的人。”（《郭沫若全集·文学编第１５卷》之《三叶集》）
实际上，古时候所谓离婚，并不叫离婚，而叫“出妻”，亦就是后来所说的“休妻”。无论“出妻”还是“休妻”，话语权都掌握在男性手里。古代的丈夫要“出妻”，有“七出”的规定，即妻子在七个方面如果有任何一个方面的问题，丈夫就可以将其休掉。“七出”的具体内容是：１无子、２淫佚、３不事父母、４多言、５盗窃、６妒嫉、７恶疾。
依照这“七出”，我们无从知道孔子是拿哪一条理由“出妻”的。《孔子别传》一书的作者认为，这是千古悬疑！“但是，孔子是离过婚的男人，这一点大概没有任何悬疑。悬疑的只是不被现代人正视罢了。……”
那么，孔子到底出没出妻，究竟为何“出妻”，以及他和南子真是《孔子别传》一书里所说的那般：孔子出走，孔子“出妻”，都是因为那个南子？争论也好，探究也罢，在我看来，意义实在不大。真要寻找一点意义的话，我认为，应该是：即使圣人，也会离婚，也可以离婚；即使圣人，也会有爱，也可以爱。而在此之前，尤其在我们的文化里头，既然要捧起孔子做圣人，那就不能说他“出过妻”，更不能说他有个情人，有过婚外情。圣人总是完美的，一点瑕疵也不能有的。柏杨先生说：“我们毫不反对圣人谈恋爱，不过照有些人看法，圣人都是一块木头，没有爱，也没有欲焉。幸亏孔丘先生有后代，否则准有人一口咬定他因过度地正人君子，连性都付阙如。”柏杨先生生活在现代，若在古代，这话也是断不能说的。为什么呢？因为“为尊者讳”呀！何况圣者乎？
圣人首先是人，圣在其次。一个人一旦被“圣化”了（乃我套用“神化”而来），那他就万般皆完美！万般皆高大！万般皆神圣！好像圣人不食人间烟火，饭都不吃了。说难听一点，好像他就不是个人似的。但我眼里的孔子，不仅是个人，而且是个对婚姻、对家庭极不负责任的人。不妨请各位看下面这段文字——
…孔子一生追求仕途，周游列国，很少与妻子相处一处，可以说虽有婚姻之名，却几无夫妻之实。孔子这种婚姻实际上对他的妻子是伤害颇大的。孔子妻子虽然有一个长寿的丈夫，但长期独居几乎等于守活寡，身心同样受到巨大伤害。尽管我们少有文献史料佐证这样的结论，但以人之常情推测，孔子妻子一生心情抑郁、感情无所补偿是显而易见的。直到临终，做妻子的竟未能见热衷于仕途功名的丈夫最后一面，一命呜呼，独往黄泉，实在显示出人生的残酷。对此，孔子应该心怀愧疚，终生不安。
这段文字出自《孔子的魅力》，作者黄伟林，据说是一位专事研究孔子的学者。而《孔子别传》一书在引用了这段文字之后认为，黄先生的写法，是对孔子比较客观和客气的了。《孔子别传》的作者显然就不那么客气了——
其实，孔子的婚姻，如果前面的电视剧作者提到的所谓的“正史”，以及按照所谓的严肃历史态度，一点也不要替尊者隐讳的话，情况会更加糟糕——真的可以说是孔子人生的一出悲剧。
制造出这一悲剧的人，最后竟成了圣人。
公元前４８５年，亓官氏，即孔子的老婆；如果孔子已将她休了的话，那么称老婆可能就不妥了，应称孔子前妻，在鲁国病逝；第二年，流浪（周游列国）了十四年的孔子，从卫国返回鲁国。
如果抛开其他，专论婚姻与家庭，那么，孔子既不是一个好丈夫，也不是一个好父亲。
很显然，作为史学家，司马迁对“子见南子”是不持意见的。但文学家林语堂却有自己的想法。上世纪２０年代末，林语堂先生创作了独幕历史剧《子见南子》，发表在《奔流》月刊１９２８年１０月号上。林先生虽然著述颇丰，但创作剧本，还是开天第一次。该剧在上海公演后，不仅令剧作者林语堂名声大震，也让此剧红遍十里洋场。剧中的南子，演唱了《诗经·鄘风·桑中》的诗句——
爰采唐矣？沫之乡矣。云谁之思？美孟姜矣。期我乎桑中，要我乎上宫，送我乎淇之上矣。
爰采麦矣？沫之北矣。云谁之思？美孟弋矣。期我乎桑中，要我乎上宫，送我乎淇之上矣。
爰采葑矣？沫之东矣。云谁之思？美孟庸矣。期我乎桑中，要我乎上宫，送我乎淇之上矣。
意思是说：
采摘女萝在何方？就在卫国沫邑乡。思念之人又是谁？美丽动人是孟姜。约我来到桑林中，邀我欢会祠庙上，送我告别淇水旁。
采摘麦子在哪里？就在沫邑北边地。思念之人又是谁？美丽动人是孟弋。约我来到桑林中，邀我欢会祠庙上，送我告别淇水旁。
采摘芜菁哪边垄？就在卫国沫邑东。思念之人又是谁？美丽动人是孟庸。约我来到桑林中，邀我欢会祠庙上，送我告别淇水旁。
这是一首情诗。全诗轻快活泼，表现了青年男女的炽烈爱情。剧中的孔子拜见南子后，“为南子的娇艳美色所动，魂不守舍”。
此剧的高潮部分显然不在尾声，但此剧结束时的一幕却深深地印入我的脑海——
南子：（对孔子）后天，请你和子路准时到。（诚恳可爱的）我同卫侯在家候驾。（娇痴的）来啊！一定要来！别教人在家等啊。（南子等人下，留下孔子和子路）
子路：（对老师）夫子的意思如何？可以留在卫国吧？
孔丘：（所答非所问的）如果我不是相信周公，我就要相信南子的。
子路：那末，夫子可以留下吧？
孔丘：（坚决的）不！
子路：因为南子不知礼吗？
孔丘：南子有南子的礼，不是你们所能懂的。
子路：那末，为什么不就在这里？
孔丘：我不知道，我还得想一想……（沉思着）……如果我听南子的话，受南子的感化，她的礼，她的乐……男女无别，一切解放，自然……（瞬间现狂喜之色）……啊！……不（面色暗淡而庄严）不，我走了！
子路：哪里去？
孔丘：不知道，离开卫，非离开不可！
子路：夫子不行道救天下百姓了吗？
孔丘：我不知道。我要先救我自己。
子路：真要走？
孔丘：走！我一定要走！早晚我一定走！（形容憔悴，慢慢地低着头坐下，两手抵额，靠手弯于膝上。）（子路立于旁，呆看孔丘。静穆中微闻孔子长叹——叹声止——静穆。）
（幕下）
孔子的一声叹息，令人回味无穷。勿需赘言，林语堂笔下的孔丘，我们的圣人，已深深地陷于爱情之中，几乎到了难以自拔的程度。孔子决绝地要走，证明他还没糊涂到不自知的地步：南子是个有夫之妇，而且有个可以要他一条小命的丈夫。
在学生子路眼里，当然也在我们眼里，夫子周游列国是行道救天下百姓的。但现在，在卫国，在面对这个名叫南子的女子时，孔子说出了一句最真实的话语——我要先救我自己。这也是孔圣最真实的心声！孔圣的心声很令我感叹，感叹他是如此地清醒：最需要拯救的人，的确不是天下的百姓，而是他自己。也许他知道，只有先将自己拯救，才能拯救百姓。
我们知道，孔子这一生有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为自己而活着，第二阶段为国家（鲁国）而活着，第三阶段为天下人而活着。三个阶段，体现孔子生命中的三种价值。我想知道，在卫的这七年，孔子他在哪个阶段？
虽然这是一出戏剧，是作家的创作，但也绝非空穴来风，历史依据还是有的。我甚至认为，戏剧下的孔子这人生，戏剧下的孔子这思想，这形象才更接近孔子。如果让我想象一下孔子是个什么模样的人，我会认同这出戏剧里的这个孔子。这个孔子有人的温度，也更像人，更像孔子。说不定当年的孔子，正是这一副模样。
中国有许多圣人，但真正的圣人只有两个。一个是孔子，一个是鲁迅。鲁迅这个圣人，是毛泽东封的。毛泽东指出，孔子是封建时代的圣人，鲁迅是新中国的圣人。
什么是圣人？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圣人”指知行完备、至善之人，是有限世界中的无限存在。总的来说，“才德全尽谓之圣人”。
照这个说法，孔子也许算不得圣人，至少也是个有点折扣的圣人。难怪毛泽东把他留在封建时代，将其拒之于新中国的门外，另封了一个圣人。
毛泽东封的这个圣人——鲁迅，是否有些感情用事，抑或一时所需？我说不清楚。我只知道，毛泽东封的这个圣人，存在的时间太短了。以至于在当下，连我们的教科书都不选用圣人的文章了。今天的青年，还有人认定鲁迅为圣人的，恐怕没几个。即便我们这个年龄段的，对鲁迅很尊崇的，也较少有人把他当圣人看。
鲁迅是个很伟大的思想家、文学家，这是谁也否认不了的。我自小就欣赏鲁迅的骨气、脾气。长大后对他的文字、文笔更是佩服得五体投地。但对于毛先生封给他的圣人称谓，却一直不能从内心里接受下来。这并非我妒嫉，也非我固执、心胸狭窄，而是先生的婚姻与爱情，一直卡在我的某一部位，始终纠缠着我，出不来。
先生的婚姻问题，实质就是那个被包办的朱安问题，鲁迅与她没有爱情，这我相信。但问题是，朱安一直是鲁迅的家庭成员，一心伺候着鲁迅的母亲。也就是说，鲁迅并没有同她离婚，便与许广平轰轰烈烈地恋爱起来了。这一点，我感觉他还不如孔子。孔子即便爱上南子，也是在先行离了婚后再跑去卫国与他心爱的女人相见的。如果说孔子在婚姻与家庭方面对不起老婆、儿子，那鲁迅恐怕也存在同样的问题——先生至少对不起那个叫朱安的女人——孔子爱与不爱，毕竟同他的女人生了个智商不高的儿子。鲁迅先生呢？朱安呢？
从圣人身上，我仿佛明白了这样一个小道理：人世间小民们的婚姻与爱情，为什么总是乱糟糟？原来，圣人们也不过如此啊！
可是，圣人们为什么能成为圣人呢？圣人们那些不光洁的一面为何总是不为人们所熟知呢？说起来又是咱们中国人的劣根性了：为尊者讳耻，为贤者讳过，为亲者讳疾。就是说，凡是尊者、贤者、亲者的耻辱、过失，甚至疾病，都不要说，不许说，不能说。为什么不要说，不许说，不能说呢？因为这些人是尊者、贤者、亲者。实际上，“为尊者讳，为贤者讳，为亲者讳”，正是孔子编篡删定《春秋》时的原则和态度。如果这真是中国人的劣根，那也肇始于孔圣啊！他是当之无愧的“始作俑者”。
孔圣的这一原则和态度，自然被后世全盘接收了下来。既然孔圣是圣人，那么，关于他的“出妻”，关于他的“子见南子”等，都是一定要隐去的，绝不能传扬出去的。这一原则和态度一直沿袭至今，至少沿袭到毛泽东封鲁迅为圣人的时代。不消说，毛泽东也是采用这一原则和态度的人，并用这一原则和态度“包装”了鲁迅。中国的文化人则认真贯彻落实这一原则和态度，将毛泽东又抬上了神坛。
今天的时代，孔圣的这一原则和态度，恐怕已不大管用了，但仍有一些人顽固地坚守这一原则和态度。
但是，我对一个人能够成为圣人，还是很有兴趣的，内心也是充满敬仰的。无论孔子，还是鲁迅，他们都是了不起的人，都是中华大地上诞生、培育的杰出人物。他们的思想，不只过去有用，现在有用，即便到了将来，仍旧管用。但我们绝不能再为尊者、贤者、亲者讳了。我们应当敢于揭去遮蔽在圣人身体之上的“讳幕”，还圣人一个真实的面目。被揭掉“讳幕”的圣人，也许没那么神圣了，可他却有了人的温度，人的情欲，从而更像一个人，一个伟人，而非全知全能没有血肉、没有情欲的木偶了。也许，真正的圣人不是没有缺点，而是很有缺点，有我们一样多的缺点。
也许，真正的圣人并不想隐瞒自己的缺点。隐瞒自己缺点，挖空心思遮掩自己缺点的人，都不是圣人，也成不了圣人，至多是个伪君子。
圣人的可爱，就在于他不做伪君子。孔子是，鲁迅也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