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郑集先生曾有一面之缘，起因纯属偶然，时间也很短暂，淡淡的也就过去了。但说也奇怪，在后来的日子里，这淡淡的一面却因为触及一个特殊的话题，竟不时掠过记忆的湖面，激起阵阵涟漪，久久不能平息。这一面之缘真是淡到深处反而深刻起来。
郑集先生是中国营养学的奠基人和中国生物化学的开拓者之一，建国前曾任中央大学教授会主席、中国营养学会首任理事长，建国后为南京大学生物化学专业一级教授。郑老一生勤于著述，淡泊名利，最后以自己的生命创造了一个奇迹。
我见到郑集先生是1994年4月的下旬，那时他已94高龄了，身体胖墩墩的，顶着一个圆硕的大脑袋，神情和蔼，眼神透着睿智，脸上挂着高级知识分子常有的谦和但也有几分矜持的职业特征。老人精神矍铄，步履迟缓却很稳健，头顶几乎无发但很自然，没有一般高龄老人常见的那种明显的生命衰退体征。
当时我从徐州去南京大学参加研究生复试，退休的一位同事王先生因私事也要去南京，得知后便邀我一同前往，于是我俩结伴登上了去南京的火车。我的复试过程很简单，实质内容一个半天就结束了，剩下的时间便是陪王先生办他的私事：一是到江苏文艺出版社取回一部因故暂时未能出版的书稿，二是登门拜访郑集先生。
王先生退休后罹患了前列腺增生，多方求医无法根治。这种病照例是男性老年人常见的慢性病，没有生命之虞，但据王先生描述，这个症状对他的日常生活起居干扰很大，有时还很痛苦。他的亲家是当地医学院的一位教授，文革前跟郑集先生读研究生，据说老先生年过六十后也曾罹患前列腺增生，后来通过自己的调养，竟痊愈如常了。于是在得知王先生的病状后，便主动介绍他去拜访其恩师，向郑集先生请教治愈前列腺增生的私人秘笈。
郑集先生的寓所位于南京大学西门外的南秀村，一条数百米长的幽静小路横穿其间，两边是南大教工的生活聚居区。此地虽处南京的中心城区却令人意外地清净，有股浓浓的文气。在我的印象中，南秀村除了幽静，另外就是在小路西部南侧有一排经过岁月淘洗的旧式别墅。别墅都单门独院，坐北朝南，别墅的后墙紧贴着小路。这些建筑明显都是建国前的遗留物，岁月过后，不见了奢华却仍然透着几分尊贵。在上世纪90年代，这样的建筑无疑是某种身份和地位的象征。
郑集先生的寓所坐落在这一排别墅东端的一个宅院，院门开在东侧的院墙上，紧邻落成时间不长的“高知楼”。但和这些老旧的别墅相比，“高知楼”虽新却远远比不上这些旧式别墅舒适、宽敞和尊贵。事后方知，这是郑集先生在建国前任中央大学教授时购置的私宅，其他别墅的主人也大都如此吧。
在我参加完研究生复试的翌日上午，按照事先约定的时间我们抵达郑老府上，到达时只见郑老和小保姆已经站在门口守候我们了。进了院门发现院落占地不小，但空空荡荡，除了位于院墙北侧的别墅别无他物，看不到精心伺候的花坛树木，仅有几小块菜地分布其间。旧式别墅外观为砖头和混凝土砌筑，给人的直观印象是除了朴素还是朴素。看来郑老的生活方式像大多数那个时代的知识分子一样，崇尚简朴。当然，人到了高龄也无暇无心无力再去修饰自己的个人生活了。
进门是一个不大的客厅，右手边是一个小餐厅，再过去一个很陡的木楼梯沿着墙壁的转角通向二楼。
郑老热情地把我们让上二楼，我们走在前边，他坚持殿后。
老式楼梯既窄又陡，我们三人几乎像叠罗汉一样咚咚爬上了楼。上楼时郑老左手紧紧抓住楼梯的扶手，步履缓慢踏实，每一步都走得小心而稳重，作为一个94岁高龄的人，看得出他谨遵生命之规。
楼上是郑老的居所兼会客室，地方也不大，甚至可说有些局促，光线昏暗，床铺家具都是简单老式的。
落座后，王先生和郑集先生几乎没有寒暄就头挨着头直奔主题交谈起来。作为局外人，我便坐在一旁相起呆来，断断续续的也会有一两句话飘入我的耳朵，都是和长寿有关的。其实谈到长寿，也许只有穿过漫长岁月的人才有一种漫不经心的优越感——“前列腺治愈后，我完全恢复了健康……90岁的时候我还乘飞机出国参加学术会……”，“……我相信我会活过100岁……”。每当如此说的时候，郑集先生都会流露一种坚毅自信的神情，好像经过耄耋他已完全掌控了自己生命的脉搏。
离开这个场合多年后，就像知道郑集先生是一只不死鸟那样，每当与学生聊到文学和养生的微妙话题时，我都会把与郑集先生见面的故事复述一遍，而每一次我都会很有信心地说，“他应该还活着。”这时郑集先生已经一百开外了。一些学生听完后也会好奇地搜索一下，然后告诉我，郑集先生还活着。郑集先生命硬着呢，他似乎就是为了创造生命的奇迹而活在人世的。
结束了他们之间的话题后，郑集先生转过头来微笑着问我：“年轻人，你是从事什么工作的？”我说，“我是搞文学研究的。”
他似乎有些兴奋，兴致盎然地说：“文学我也读……文学和养生也有关系呢。我的体会，李白、杜甫和白乐天的诗，白乐天的诗最养生……”闻听此语如醍醐灌顶，让我突然醒悟，一时激起了我很多的文学联想：李白的诗亢奋气盛，非生命力旺盛不足以吟诵；杜甫的诗感时忧国，沉郁顿挫，读多了心情沉重忧伤；只有白居易的诗哀而不伤，怨而不怒，平和冲淡……。到底是老一辈学者，文理兼备，学识广博，生命阅历丰富，有一种拉通知识领域的本事。郑集先生继续说到：“年纪大了的人不适合读《红楼梦》，它会挑起人的情欲，对身体伤害很大。上了年纪要节制性生活，一次性生活消耗的能量相当于一次1500米长跑。”“上了年纪要充实自己……我现在每天都要到办公室办公，正在写一部营养学的书。”郑老断断续续讲了不少养生方面的常识。
郑老的一席话让我长了见识，它们以另一种方式提示了我文学和生命的微妙关联。
时近中午了，郑老送我们下楼离去。餐厅里的小桌上已经摆放好了几个盛着菜肴的小钵子。我们正要出门，郑老却一把将我们拉进了他的小餐厅，执意要让我们看看他的日常菜谱，并普及一下营养学的知识。我们仔细打量了一下，桌上的钵子里盛着四菜一汤，都是家常菜：豇豆炒木耳、小鲫鱼炖蘑菇丁、茄子烧肉末、西红柿烧蛋（不是炒！），汤的名目忘了，反正也很普通。郑老指着桌上的菜肴一一介绍了它们的营养后对我们说，“这几样菜价格非常便宜，普通人都能买得起，但我是一个营养学家，这些菜的营养足够了。”他的意思是说，保健养生人人都能做到，并不需要奢侈的营养品。
临出门时，郑老专门叮嘱我说：“年轻人，不要做官，还是搞学问好。要写书，只有书能传下去。”古人有云“三不朽”：事功、道德和文章，作为老一辈知识分子，他们更看重后者。除了“文章”，郑老的道德操守也的确臻于化境了。在他九十二岁的时候，郑老就执意将房子卖给了在美国的女儿，将三万美金分别捐给了《生物化学杂志》、《营养学报》和南京大学，后来资助了数百位贫寒学子。他看得很开，正像他在《散财歌》写的那样：“聚财还须会散财，聚散合理免祸灾。取诸社会应反馈，留给儿孙理不该。儿孙自有儿孙福，莫给儿孙做奴才。钱多易使人堕落，骄奢淫逸接踵来。从来发富不三代，皆因遗产种祸胎。”我以为长寿者除了必要的物质条件和良好的生活方式，还与充盈豁达的精神状态不可分割，“仁者寿”嘛！
那次短暂的见面使我在不经意间目睹了一个用生命创造奇迹的长者。自那以后的十多年里，不论身在何方，静下心来的时候在我的思绪中总会间或拂过郑集先生的矍铄身影和慈祥面容，平淡而温暖。之所以老是浮现这一幕，我自忖一是好奇——就是为了验证他的自信和我的坚执；二是郑老有关养生与文学的话，其新鲜之处令我豁然有悟，获益匪浅，因而长久难以忘怀。
嗣后，郑集先生果然创造了一个平常人难以企及的生命奇迹——他从1900年5月6日诞生人间，度过了漫长的一个世纪，去世于2010年7月29日，走过了整整110个春秋，生前被誉为“世界上最长寿的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