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7年反右的时候，我还是个孩子，刚考上初中。还在小学六年级时，有一次在课堂上一些大同学(当时同班同学年龄参差不齐)突然大声质问起学校领导来，而我像鸭子听雷似的，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过后回想起来才明白那是右派言论影响所及。农村小学尚如此，就更不必说各地的中学、大学、科院和机关了。
那时我是由三表哥带着去新校报名入学的。三表哥刚考完高考，一边等待发榜，一边要给学校写检讨。我曾经帮他和他的一个姓潘同学抄写过检讨书。原来，不久前潘同学带头闹事，对政府发泄不满情绪，惊动了全县；而我三表哥是主编了黑板报<现实的一角>，揭露社会阴暗面，还参加了游行示威。他的大哥，我叫大表哥，当时是一所中学的教导主任，便来到游行队伍劝阻他，他竟然当着众人的面向大哥吐了口水。可见当时社会思想界斗争之激烈，共产党对新生政权能否坐得稳江山的担忧并非空穴来风。
在三表哥和我的中学的路上、礼堂和课室里都贴满和挂满了大字报，还有很多漫画，都是指名道姓地批判某某校领导和老师的。我看着看着，看多了才知道这叫“反右”。三表哥的中学是全地区的名校，其教导主任也是个名右派，全校的老师们在斗他，县法院还根据他的“反党反社会主义言论”公审了他，判了个“死刑”。但是上面没批。1987年我出国前听说他早已被摘掉了“右派”帽子，还当上了县政协常委。这就验证了当时中央所实行的对右派分子“大部不抓、一个不杀”的政策。
开学了，针对那些“不要共产党领导”的右派言论，学校开展了“自由和纪律”、“民主和集中”问题的大讨论，在大讨论中常常有高年纪同学对我们低年级同学进行现身说法，使我们受益匪浅。我和我的同龄人们小小年纪就领略到了生动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的教育，不能不说是一种福气。我们这一代人的思想成长就是在这个时候定了调子的。我们的思想有点“左”倾，但是我们热爱祖国、听毛主席的话、一心跟着共产党，那是没得说的。今天人们对1957年反右运动进行反思是无可非议的，但这场运动对中国人民所进行的深刻而卓有成效的教育是不可否认的。反右运动实际上是一场伟大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国人民从中获得了“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只有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的理性认识，增强了免疫力，在几十年的风风雨雨中尤其在西方国家的包围和封锁中站稳了脚跟。
1976年结婚之后，我对“右派”有了一个近距离的接触，因为我的岳父当过“右派”。我曾问他：您为什么会被划为“右派分子”？从他的话中我得知原来是他口无遮拦而祸从口出。在帮助党整风的时候，他说了这样两句话：“<东方红>这首歌应该先歌唱共产党而后歌唱毛主席”；“南斯拉夫是社会主义国家”。第一句话强调党组织高于任何个人，无疑是符合马列主义的，但是歌词毕竟不是政治措辞，不能那样死板教条，所以他的话不全对，留下了把柄。第二句话非常正确，但是那个时候没有几个人懂，上级也还没有这方面的指示，他是太超前了，聪明反被聪明误。另外，他放不下知识分子的架子可能也是挨整的一个因素，比如有人说他拉小提琴是小资产阶级情调，人家越说他就越要拉，硬不示弱，一点都不懂得妥协，结果就碰壁了。像我岳父这种情况被划右的人，现在看来为数不少，说明反右运动确实扩大化了，错误地把许多人民内部矛盾当作敌我矛盾处理了，导致了不少悲剧的发生。
在共产党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的条件下，党如何对待人民？如何对待知识分子？如何对待不同政见者？而人民、知识分子、不同政见者如何对待共产党？这都是全新的课题，彼此之间都还缺乏沟通的经验。虽然共产党的方针政策是起决定作用的，但是人民、知识分子、不同政见者对共产党方针政策的影响也很大。反右之前一些民主人士用对待国民党的姿态来对待共产党，这是根本性的错误，导致了共产党的方针从整风转变为反右。在探讨1957年反右运动这一历史问题时，我对那种把共产党看作是“引蛇出洞”的阴谋集团的观点非常不以为然，我将在这篇文章的第二部分“理性认识”里进一步阐明自己的观点。
2010年7月12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