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永济的生活就这样开始。
二姨夫，大表妹的父亲帮我们安顿后不久便独自返回了北京。母亲要去工作，姥爷姥姥年迈，孩子里我最大，因此我必须挺起还未完全长成的腰杆学着承受生活。
山西产煤，但在这儿却没有现成的煤球或蜂窝煤可用，一般都是用煤沫自制煤饼晾干后掰着烧。按照房东的指点买来煤沫，按一定比例掺上黄土，加上适量干草混合均匀再加水和。用瓦刀将湿煤团滩在平地上拍成约二十厘米长的椭圆煤饼，我不遗余力地干着，摊了一院的黑“荷包蛋”。当看到院里散乱的煤沫变成屋檐下整齐的煤饼、看到姥姥做饭不再为燃料发愁时，一种成功的喜悦涌上心头。
生活离不开水，庄子村的人吃水无一不是从老槐树下的那口大井里一下一下用辘轳绞上来的。井很深，光是辘轳上缠绕的绳子就有几十圈足足绕了两层。井口有七、八十厘米见方，宛若庞然大物的嘴张到了极限。井台没有沿与坡面平齐还冻着冰。第一次颤微微地站在井旁，心惊肉跳地往下探了几次头才看见井水。井深约有五十米，难怪辘轳上的绳子有几十圈。井膛更是宽得吓人，直径得有1.5米。记得下火车的那天在县城看见的井全不是这个样子。县城离山较远因此井水的水位很浅，从井台就能看见井里亮晶晶的水。井口也不大，有人用扁担勾着铁桶打水。有的人干脆俯下身用长水舀直接舀水，一转身倒进离井不远的大锅里。根本用不着水桶、扁担和水缸。
眼下的水再不象县城里的那样垂手可得！长长的井绳上面还栓着个铁连环，那是栓桶的机关。只见老乡变魔术般稀里哗啦将铁连环套在桶上，桶便怎么晃、怎么翻个儿都脱不开扣。然后将桶垂在井口，顺势放松任其做自由落体运动，随即将一只手扶在飞速转动的辘轳上。辘轳把儿在空中疯狂地旋转，人浑身上下都跟着颤。当绳子快放完时双手合抱辘轳使其迅速制动，桶“噗”的一声入水，辘轳也正好停转。然后左手扶井绳右手摇辘轳把儿一下一下，当绳子绕满整个辘轳时，左手稍往里一拢绳子就又向回绕第二层。第二层绕到起点时满满的一桶水恰好冒出井口。左手顺势将桶拽上井台，右手同时给辘轳一个向回的力使紧绷的井绳放松。又一次变魔术般稀里哗啦卸下铁连环，肩负扁担、手拽铁钩左一下，右一下弯腰勾起水桶，伴着嘎吱嘎吱的扁担声悠悠地进了村。那么自然，那么若无其事。
该我了！我试着走近井台空摇了摇辘轳把儿，它的最高点到了我的脑门。那迷惑人的铁连环并不难对付，难的是往下放桶时控制不住飞转的辘轳。不是粗糙的井绳磨得手生疼就是让辘轳自己一任地转，最后带得辘轳架都跟着跳了起来。直到绳子放到尽头，桶一头栽进水里。初始从井里往上绞水真是使出了吃奶的劲儿。我双手纂紧辘轳把儿从最低点往上摇，摇到齐胸高时最吃力，不得不用胸口连推带顶“过难关”。稍有放松辘轳就可能倒转，后果不堪设想。听说同来的人中有对孤儿寡母，因操作不慎母亲被辘轳把儿打肿了眼睛，就这样还得算是万幸。我的个儿小胳膊短，扁担放在肩上绝没有老乡那样潇洒。伸直了双臂仍够不着两端的铁钩，只得先钩一边的桶，再捋着扁担走过去钩另一边的桶,然后微微弯腿找好平衡点、起步,摇摇晃晃。扁担两头的水桶被轮番磕在地上，叮叮铛铛。到家后两桶水变成了一桶。
终于有一天井口不再那么大，水桶不再那么沉，井绳不再那么粗糙，辘轳不再那么颠狂。我已经能够一边用右手摇辘轳，一边用左手轻拢井绳。我也学乖，将扁担放在肩上左晃一下、右晃一下借机抄起两端的铁钩，弯腰钩起水桶轻松地走出一条直线。中途累了将扁担一颠挪挪位或者一转换换肩都不在话下。这时，一种成长的得意跃上眉梢。
庄子村看上去离山很近，靛青色的山峰仿佛是近邻。早晨太阳从山背后升起就像是从院墙外爬上来一样。但真的向山走去才发现眼前的山竟是那么远。
记得二姨夫回京之前曾带着我和大表妹上山打柴。那是我人生第一次上山打柴。清早出村朝着大山的方向径直向南。穿过宽阔的、还在熟睡的麦田，经过茂密的竹林，跨过结冰的小溪，绕过清静的村落，这才靠近山脚。也早已累得气喘吁吁。抬头仰望，山石突兀嶙峋让人生畏，白云从山尖擦过令人目眩。我一把抓住灌木枝以便找回平衡，这才看清半山腰还有一群羊呢！它们在山石间攀上攀下寻觅食物。小羊不时用稚嫩的、颤微微的声调叫着妈妈，老羊则边低头咀嚼边拖着长腔应答。牧人头系“羊肚手巾”、夹着羊鞭、揣着手，爬上爬下吆喝着他的羊。得闲时站立在高高的巨石上伸着脖子冲苍天一声长吟，余音绕梁久久不肯远去。表妹认定那是狼叫，吓得哭了。
山上树并不多到处都是灌木。它们长在石缝里生就了既结实又绵长的根系，别想象拔草一样连根把它们拔出来。我拿出到永济后才置备的农具“砍刀”用力向灌木枝条砍去。磨磨蹭蹭大半天才砍了两小捆。当地人用起这种一尺多长、前端有个鹦鹉喙一样的弯嘴刀真是“游刃有余”。砍柴、劈柴、削木头样样都是它，从不用斧子。它比斧子灵活还不锛刀刃。从此那把砍刀也成了我在永济的伙伴和助手，一天都没离开过它。后来这把砍刀跟着我回了北京。
那天我们下山已过晌午，到了家更是日头偏西。背回了一天的劳动成果也丈量出大山的距离。
我还在永济插班上了段学呢！在京时已是初一的学生，到这儿却和北京来的差不多大的孩子一起被插在了小学四年级。所以我和表妹在一个班。学校里男生多女生少。房东的大儿子也在这儿上学。老师当然是一口的山西话，刚开始还真有点不适应。正赶上四年级的学生学分数，好在早就学过了分数，即使语言不通畅也不用着急。我们这些北京的孩子，尤其是自以为是的铁路子弟（曾就读于铁路学校，大多数在海淀区羊坊店一带，铁道部附近）在课堂上不是模仿老师的山西口音，就是给老师出难题。老师回回都恰到好处地“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在这个研究过“孙子兵法”的乡村教师面前，铁路子弟全绑在一起也不是个儿。我因为是在西城区宏庙小学读的书，咬紧牙关认准了不是铁路子弟----和他们没干系。这是个典型的也很敬业的乡村教师。讲课认真且灵活。遇到学生实在不懂时便把抽象的1/4、1/2 变成了看得见、摸得着的一牙饼、半个馍。常见他用业余时间不辞辛苦地给学生补课。家就在教室旁，一天的工作、生活不出校门就全解决了。
小小的学校还有学生宿舍。一部分学生因离家远或有条件便在学校住宿，女孩居多。有些女孩心似乎并不在学习上。兜里老是揣着对象的小照，上课瞅、睡觉瞧。被人发现也不介意，抿嘴一笑勾得你都想凑过去看个究竟。学习对她们好象是种点缀，是走形式，兜里揣的才是一生的希望与幸福。她们的前途是可见的、实实在在的。我那时和她们年龄相仿却还没勾勒出男友的雏形，更不会有什么人的照片存放在兜里。与她们相比，此时此刻我的前途是渺茫的、无着无落的。但我会为她们的如此幸福如此满足而同乐，也会因我的前途渺茫反倒有了“想入非非”的空间而窃喜。
在“全民皆兵”的日子里，学校的学生也都武装到了“牙齿”。一人一杆自制“红缨枪”。因为自制而长短不一、糙细不齐。惟有结构相同，木杆、木梭头、红麻缨穗。我在房东儿子的帮助下凑凑和和也做了一杆，每天上学必带在身边。因为老师随时都有可能将我们拉出去演练“攻山头夺阵地”。五老峰成了我们“杀敌的战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