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3
年我初到加拿大，作为访问学者在多伦多的一所大学里工作，并住在一个中国妇女的家里（我在加拿大的第一个房东）。有一天电话铃响了，一般都是房东的电话，所以没太理会。房东去接电话，稍后用手捂着话筒神秘地对我说：“是找你的，一个老外”。我接了电话，是我的一个加拿大朋友打来的。我猜测他来电话是要问我乍到加拿大的感受的，没想到电话那边的第一句话竟是：“谁是老外”？看来他听见房东说什么了。他不太懂中文，但却知道“老外”的中文意思。“你们在加拿大管加拿大人叫什么？叫老外？可怜可悲”！
在加拿大我曾无数次地听到我的中国同胞（包括入了加拿大国籍的）称加拿大人为“老外”。“这是他们老外的选举，没我们什么事”；“这是老外开的餐馆”；“我丈夫工作的单位尽是老外，没什么中国人”等等。我想我们的“老外”一词源于英文字
Foreigner----
外国人。是我们的教育系统（英语教学）对其情有独钟而误导了我们。记得我的一个英语老师曾告诫不要随便使用
Foreigner
。她解释这不是一个友善的词，充其量是个中性词。其他国家更倾向于称呼加拿大人、美国人、荷兰人、中国人等。
自从我被发问“谁是老外”之后，每每再听到我在加拿大的中国同胞称加拿大人老外时我就问：“您是说这里的当地人”？如果我们在加拿大称加拿大人为“老外”，我们身在澳大利亚想必也会时不时地将澳大利亚人称为“老外”。以此逻辑类推，当我们回到祖国，是否也称我们的同胞为“老外”？而我们是谁
,
该怎么称呼？
众所周知，中文“老外”还有另一层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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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行。门外汉、半瓶子醋、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如果我的那位加拿大朋友也知道这层含义，他可能就更不待见“老外”了。而我们，身在异国他乡、几乎没有谁不是曾经事事从“零”开始。无论从那层意义上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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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国人、门外汉，地道的“老外”似乎非我们莫属。
我就曾经“老外”过。
在加拿大每年的
3
月到
4
月是报上一年税的月份。传统的方法是到邮局领取免费的报税表、填写，然后到邮局寄到加拿大税务部。之后等候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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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纳税情况或退还一定数额曾多上缴的税，或补税。第一次报税，一步不落地按照说明捋着空格填数字、计算、留底，然后寄出。几个月后税务部退给我
400
多加币。大喜过望。
第二年报税如法炮制。算计着，按照当时我是学生的情况多少也得退点儿。良久，收到了税务部的一纸文书。一遍泛读觉得味道不对，再精读意思弄懂了，只是不相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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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么这次我欠加拿大政府
160
加币？那警告：“不按期缴纳所欠税款将受到法律的制裁”更使我不寒而栗。我慌忙翻出存留的底子仔细查看：计算无误且没有任何谎报。然而政府的事不可怠慢。按其要求填了表格、外加解释，寄出后待税务官重新审核。
记不清过了多久，回信了。拆开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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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么还是欠款？而且这次从
160
加元变成了
200
加元！莫非解释后“越抹越黑”而罪加一等了？我的导师不忍再看我独自扑腾，说：“如果不介意我愿意帮你看看，也许能发现结症所在”。一股脑儿，就像上缴我的论文稿，我把所有的报税材料都给了我的导师。一番阅读后他指出，做为学生我应该在“低收入”一栏划勾，我没划。所有麻烦便由此而生。按照税务官的思路：你不是“低收入”而又没缴纳什么税，肯定是漏报，补缴欠款无疑。至于是否漏填或者填错了，税务官不管。
当我收到税务部的第三封信时掂量了半天不敢拆开。唯恐里面埋伏着
500
或
1000
加元的欠款，虎视眈眈候着我。事实上由于我的导师的帮助，这麻烦最终在我收到第三封信时摆平了。也不排除加拿大的税务官懂咱们的“事不过三”。至于那
160
加元是如何被税务官演算成
200
加元的
,
对我来说至今还是个算术难题。第一次报税时大喜过望的
400
加币退款也十有八九是“瞎猫碰死耗子”。
就报税这一件事要学的东西已经太多，又似乎永远也学不赢。况且学位的高低与报税的娴熟与否有点儿风马牛不相及。因此尽管硕士学位在握，而且税收情况不复杂，还是宁愿每年花点钱找专业报税部门（叫
H&R Block
）帮我报税。可见说了半天还没拱出“老外、门外汉”的圈儿。我并不为此沮丧。人毕竟不能面面俱到。当地许多人也到
H&R Block
去报税。有的是为了省事，有的可能跟我的水平并驾齐驱。这多少对我是个安慰。
曾经“老外”也不止就报税这一件事。
中国的食文化世界闻名，按说无论到哪儿对于吃都没什么值得我们大惊小怪的了。但是到了加拿大，我竟觉得有那么多我不知道的吃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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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得学。
一次学术会议，晚饭是资助餐。有一道菜是蔬菜沙拉。所有的蔬菜切好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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寸多大的块）整齐地分别摆放在盘子里。喜欢什么自选。当我看清这沙拉的组成时，傻眼了。菜花、西芹、蘑菇、菠菜叶、胡萝卜和西兰花等。我知道胡萝卜能生吃，其它的也能生吃？我从来没这么吃过！看着周围的人用手指捏起一块菜花或蘑菇、蘸一下调料、放在嘴里津津有味地嚼着，我想应该能吃而且好吃。便模仿着、走过场一般吃了那顿饭。滋味全忘了，只记着吃得肚子里叽里咕噜的。
还有一件事关乎“生食”，始终记忆犹新。为了我的硕士论文研究课题，
2005
年我曾在加拿大农业部的一个研究所工作。农业研究所的温室里种的大多是作物。一天在温室里，我边查看我种的草莓植株（我的研究课题是用无公害方法防治危害多种植物，包括草莓的象鼻虫
Black Vine Weevil
）边和温室管理员麦克聊天。他在给豆子浇水。偶然抬头看见麦克顺手摘了一个豆角，随后像我们吃生黄瓜，三口两口把豆角吃了。我很诧异：“麦克，你怎么能吃生豆角”？从小家里人就告诉我没炒熟的豆角不能吃，会引起食物中毒（毒扁豆碱）。参加工作后搞的是食品卫生和食品化学分析，那烙印就更深了。我断定生的比没炒熟的更糟，担心麦克很快会被击倒。麦克说：“没事。我常拿生豆角当零食吃”。后来证实真的没事，不然几个月后当我离开那个研究所时麦克怎么仍然健在。看来这豆角不是彻底地生吃（像麦克），就是百分之一百地熟食（像在国内），夹在中间的“半生不熟”绝不可以尝试。也许加拿大的豆角就是能生吃（我得查一下其拉丁文的种名）。
多年在加拿大生活我已经被同化得差不多了。现在尤其爱吃生菜花和生蘑菇。而对生豆角还是有点怯步。不是耿耿于怀毒扁豆碱，只是不喜欢那生味。
我还曾经“老外”到“家”了呢。
生活在加拿大多年，周围的一切熏陶得我更像当地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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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着简单而安静的生活。当我重回故里－生我养我的北京时，那是不折不扣的“刘姥姥进大观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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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姥姥返北京城了。北京的马路那么宽，生怕一个绿灯过不去。我得用两个。妹妹开车带我上这儿上那儿城里城外地跑，每回路上的交通都让我把心提到嗓子眼儿。我不可能在北京开车！约同学一起吃晚饭，
8
点半了还到不齐。原来是有一位在机关开会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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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正开车往过赶。北京人太累了。和朋友一起出去购物，她说一看就知道你是国外回来的，瞧你的包所有的拉锁都开着。半点儿警惕性都没了。从超市买回来的蘑菇按照加拿大的方法生吃了，没十分钟又都吐了出来。女儿分析得对：“妈妈不能生搬硬套。在加拿大蘑菇能生吃，在这儿不一定行”（女儿是菌类鉴定小专家）！
……
是啊，所有这些告诉我，我已经不属于北京。尽管我曾经那样地熟悉北京。它是我的故乡、埋着我的祖辈，是我曾经的家。如今加拿大东海岸上那块土地才是我的归属。它的数不尽的海滩、湖泊、树林、村落；它的历史、文化（包括食文化）和传说；那“滋滋”滴油的烤牛排和炉子上炖的海鲜；那些勤劳善良的人们，还有我的宝贝女儿，我的爱
……
这一切一切给我在家的感觉。
一旦有在家的感觉，我们还会在加拿大称加拿大人为“老外”，在澳大利亚称澳大利亚人为“老外”么？
2010年6月30日于Nova Scotia，加拿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