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对比说明了：尼日利亚的部落虽“原始”但有着人性的准绳；大革命潮流下席卷下的红、白堡垒却没有人性。革命与反革命绞杀时的残忍远非植根于“原始的兽性”。

《涌动》一书里刘百达先生写道：母亲说：“说盧笃茂来林昔寮，神出鬼没，行动迅速，来去如风。上山下山，跑得比山狗还快。老百姓说他好厉害，成了“精”了。他驳壳枪不离手，短枪不离身。林昔寮信兴（属于林昔寮的小村？-本文作者问）有一个富农，要他献出粮食，他不肯，说他反动，拉出去枪毙了。也看不出这个富农平日反动到哪儿去！母亲流露出不理解和恐惧感。”

湖南零陵“接履桥村”的公社民兵杀了才16岁的农村姑娘张美银的父亲和哥哥，把她也抓了，准备沉塘。说她性子火，留下来会报仇，要斩草除根。这是刽子手的凶残，但也是一种内在的恐惧—正义的复仇之剑确实悬在他们头顶。那两个被文革的浪潮裹挟但良知未泯的民兵，不敢公开放走张美银，但巧妙地指点这才16岁的同村姑娘如何逃脱将被沉塘的厄运，也是怀有恐惧---怕引火烧身。

恐惧感。革命播种的是“红色”恐怖。绞杀一旦开始，人民便被劫持。它只能触目惊心。那是人心里真正的惊惧恐慌。即便文革的始作俑者毛泽东，他的发动文革，又何尝不是出于内心的恐惧？

赫魯曉夫在蘇共二十大揭露斯大林的暴行時，台下有人遞條子上去。赫魯曉夫當場宣讀了條子的內容：「當時你在幹什麼？」。然後問道：「這是誰寫的，請站出來！」。連 問三次，台下一直沒有人站出來。於是赫魯曉夫說：「現在讓我來回答你吧，當時我就坐在你的位置上。」

这个历史场景已经足够解释当年桂林乡村落之间何以能如此“兽性”地展开争斗的根源，那是俄国十月革命的布尔什维克理论的忠实翻版。

并且，中国共产党人的宣称更加坚定而且庄严：

“当党性和人性冲突时，我们坚决只论党性不论人性。”（习近平的“党校姓党”不过是百年来中国共产党人智慧的局部化的“政治性诠释”）

抗战时，宋美龄办战时儿童保育院，共收养孤儿28900名。文革中，这些孤儿被揪斗，说他们是宋留下来的潜伏间谍。2006年8月，宋美龄孙媳方智怡女士来南京演讲。她对台下几百位老人说：“你们还记得蒋夫人在重庆时，每天都到保育院和你们在一起吃饭吗？”她问了两三次，没人点头，也没人摇头。

   这象是坐着的地面上的秦兵马俑，整齐划一、冷面肃穆，是什么力量笼罩住了这几百个老人？让人屏住呼吸要永远期待下去？（选自《历史啊，知道得太多不好（5）》）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

我们这个民族懵懂着，却不知暗处秘藏着一本书，它一直孕育着最高统治者的治国智慧，从来没有间断地指挥着他们麾下的师爷们施行着。那就是《商君书》。这里不谈它内里的细节,简而言之，那种“法治”是敢“暗夜盗坟”、敢“依法活摘”.如今这三十年正在活现出它的再难以掩藏的真谛。这真的让人震惊。所以对敢公开讲解这本书的人，这个民族应当记住，他就是上海电视大学中文系教授鲍鹏山。我向鲍先生致敬。我这样说，当然不是因为这本书曾是这个民族的“从娃娃抓起”的启蒙教材，并且在社会上千年流传，蛊惑人心，使得这个民族的觉悟与强盛成为虚妄，屡屡走错房间，惯用新瓶喝旧酒；巧恰相反，它只是中国2000多年封建专制独裁的智囊之源，也是这个民族因此积弱、落后、跟不上世界浩荡前行的病根之一。它的公诸与世，将致命地剥开血腥的独裁者任何想“靠提高自身吸引力”继续欺世盗名的花招和他们心存幻想的从此虚妄.

黑格尔的《哲学史讲演录》中关于中国哲学，关于几千年来中国人的德性的评价，犀利而深邃，不中听但却致命。《商君书》便给了黑格尔评价的源头处的一个解说或历史诠释。黑格尔说：“中国历史从本质上看是没有历史的。它只是君王覆灭的一再重复而已。任何进步都不可能从中产生。几千年的中国，其实是一个大赌场，恶棍们轮流坐庄，混蛋们换班执政。炮灰们总是做祭品。这才是中国历史的本来面目。事实上，中国任何一次革命都没能使这个国家取得尺寸上的进步。”（---当然，黑格尔议论的是那时他看到的中国历史，相信读者也不希望黑格尔的见解涵盖中国的21世纪。）感兴趣的读者不妨将两者的议论一起读读。

黑格尔议论的是千年整体的中国历史，他的评价，在中国历史的某一个局部，某一个瞬间的切片上，自然不见得都准确。

我在《之六》引用的《涌动》一书里关于刘百达先生的父亲刘钦协的两段文字，表明，那短短的几年大革命潮流冲刷而来，在家族制度的血统关系与天然义务外，还是勃发了个体的主观精神，一种个体的人格，家族制度并不是只“讲究德性与行善”，还是呈现了一种宽容、变动的可能，有了一种个人意志的独立与反省的空间，某种选择的权力。不久家国一体，最终依然被埋葬掉了，成全了黑格尔议论依然的犀利与深邃。

   不过，中国，仍然有着希望，证明黑格尔的议论该有个终结。

   且看大陆、台海、以及香港。。。。。。更大的范围里，希望正在孕育，希望也正在展开。该结婚生子的当然继续在筹划。

本月末《香港作家刘百达作品讨论会 澳大利亚 悉尼》就要召开，这篇文章也先打住吧。

说点别的。

当初拿到刘百达先生的书时，明白是为了刘百达先生的作品讨论会。所以第一遍读时，就比较小心。读后，很吃惊，许多年前，读过陈忠实先生的《白鹿原》，依然有着很深的印象，此次一读下来后，感觉刘百达先生的家乡桂林乡，它的历史，同样可以成为理解共和国历史的一把极好的钥匙。很明显，刘先生略写或完全没写“桂林乡”的土改、镇压反革命、大跃进、人民公社，以及五七年的反右，更明显地是，跳过了1966年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阶段的桂林乡。这使得我很好奇。当年大革命潮流时桂林乡有过的历史性的凶狠，一定会通过不同的主角折射并影响到文革，并在文革中再次显现出来。想想，哪种景象会出现？一定令人胆寒。

第二遍读后，我明白了，也能理解刘百达先生文字处理的苦心。

举个别的例子，可以帮助理解：文革时在黑龙江省省会哈尔滨的一份当地报纸工作的一位摄影记者李振盛，用他的照片为当地的文革留下了或许是最完整的一份图片记录。这些照片，一部分是“正面”的宣传照片，更大量的是微妙的，充满质疑色彩。他把这些敏感照片藏匿在家中的镶木地板之下，直至文革结束。20世纪80年代末，这些照片中的一部分才得以在中国公开。

如今，李振盛悉心用小小的棕色信封装起的一箱箱底片，随着他的作品集《红色新闻兵》(Red-Color News Soldier) 的在海外出版，将陆陆续续的向世界展示文革的真实场景，即便中国的首领们忌讳这个敏感话题，但历史终将击破迷雾，恢复它的本来面貌。而这个民族，已经记住李振盛这个名字；人民，面对一张张珍贵的历史照片，得到真实的记忆并继续解读出历史教训，成长、成熟起来。李振盛现年72岁。

同样，通过刘百达先生的文字，那些“微妙的、有着质疑色彩”的场景也已经可以想象。

这就有了上面我写下的这些文字，包括上网搜索到的这么一段文字：

据官方统计，广西人吃人所波及的地区包括武宣、灵山、钦州、浦北、合浦、上林、崇左、隆安、来宾、柳州等20个县市和武鸣华侨农场，几乎占据全自治区86个行政区县总数的四分之一。而在1968年3月上述各地革委会成立起至当年9月止，记载有余百人遭分食，其中最小的受害者仅仅10多岁。400工农党官食人肉无一人负刑事责任。

我不清楚这段文字里提到的“上林”是否会是 “桂林乡”所在的十个村庄之一。或许完全不搭界，就因为它们可能相距十万八千里？

这些写作时，帮助我思索的史实，也如实地附在这里。

记得2002年，澳大利亚著名华人画家沈嘉蔚举办过一个画展--《告别革命》，参观后我写过一篇短文“历史的重新誊写”（记得是2011年贴上澳华文学网），主要是谈我对沈嘉蔚的“第三世界”以及那幅名作“1966北京吉普车”的认知。

   我认为，《1966北京吉普〉作为文革历史的一个侧面，那个时代导演出的一个瞬间，极具辛辣嘲讽的况味，是一幅极好的画。但《1966北京吉普〉不能看成文革的縮寫﹐也不是1966年文革的缩写，它對真實的文革解說,沒有益處。

刘邓周毛，他們為保全自己﹐歷來最擅長的拿手好戲﹕嫁禍于無辜的人民﹐讓人民流血，这一点上并无区别。

短文“历史的重新誊写”的结尾是这样一段话：

“人們用不同的眼光尋找答案﹐我只尋找‘不同的眼光'。如果說,歷來勝利者撰寫歷史,就象使一個無比活躍的湖泊乾枯,土地板結,那麼我感興趣的就是這樣一個時段──“勝者”的面目已斑駮衰朽﹐粉飾的油彩正在脫落﹐人們甚至冷淡地並不在乎它的言說它的是否還在場﹐那就去解讀龜裂的河床板塊吧﹐包括每一寸土上極細小的裂紋﹑污垢洗盡展露的纍纍白骨﹑在淺薄的污泥裡合上又重新張開的眼睛﹐獲得生命之水滋潤而生長起的指甲大小的苔蘚﹐……這一切都包含着生命掙扎留下的顯著痕跡﹐形態豐富﹐數量巨大﹐——於是你才明白原來人人可以書寫“歷史”的﹐每一個人都能貢獻一丁點兒那怕極其細微的“改寫”﹐或許正是它們能最早地觸及歷史的畸形、“殘缺”之處﹐最早地預言新版的‘歷史'”。　　

今天，我依然持这个态度。

但我遐想，如果澳华作家能有十人，在下林村和竹林村待上一段时期，在这如今一万多人的村庄里，各选十户人家，真实地记载下每个家庭的近百年的历史，简单地汇聚拢来，无须如陈忠实先生那样如椽巨笔处理白鹿原，只需如杨继绳先生写《墓碑》那本书一样，便可以成为《白鹿原》巨著的一个不错的注释，共同见证这个民族百年来的历史，见证一个人民共和国是如何走到了今天的历程。

非常感谢香港老作家刘百达先生给予的这样一次解读“家国情怀”的机会，这样的一次在香港作家与澳华作者及文友之间的坦诚的交流。

20、06、2016 于悉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