桂林乡，按书中介绍，“桂林古称下林。是个大乡（现在仍然有一万五千余人）。经岁月淘洗，杂性渐渐移开居他乡”，“巍然生存发展者，清一色，唯我刘氏而已。”“这大乡分成十个自然村”，“由于我刘氏有历代帝皇祖先的背景，宋元时代嫡系近祖有内阁大学士及大理石寺正卿等官衔……”虽在明朝遭受变故，但强悍的荣誉感及强烈的自尊心是代代相传，“对外房，内外社是团结的；对外乡不分桂林东、西，全桂林是团结的。这是一种以血缘关系为基础的氏族社会结构。”（见“械斗除了命案”）在大革命时期，桂林乡产生了强悍的白色地主武装。

与之对立的是：革命老区林昔寮（现在叫竹林村），千人小山村，八成租户，人均年交租两石多；“林昔寮人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所以百分之七十入农会、赤卫队”,村里有中共揭阳一区特别党支部书记兼农会主席杨日耀。大革命过后，1930年作者刘百达的父亲从新加坡回来便娶了林昔寮的一位姑娘，也就是刘百达的母亲，所以作者的外婆及舅舅们都是林昔寮人。

于是，1927-1928年里，红白对垒，革命老区林昔寮对垒下林白色地主武装。

作者在议论母亲的一节“这样的时空特点，决定了母亲命运上的许多悲剧色彩”里，有文字提到了“革命”的开始：“到林昔寮发动革命，组织群众的共产党人盧笃茂”--作者听母亲说--“说盧笃茂来林昔寮，神出鬼没，行动迅速，来去如风。上山下山，跑得比山狗还快。老百姓说他好厉害，成了“精”了。他驳壳枪不离手，短枪不离身。林昔寮信兴（属于林昔寮的小村？-本文作者问）有一个富农，要他献出粮食，他不肯，说他反动，拉出去枪毙了。也看不出这个富农平日反动到哪儿去！母亲流露出不理解和恐惧感。”（p88）而在“他们神秘而又崇高”一节描写了“即使在著名的反动堡垒桂林乡，也有少数农民投向革命，支援革命”，具体地说就是在桂林乡东头寨，秘密革命农会的宣誓，刘百达的父亲是参加者之一。

    在刘百达寄来的43本他的著作里，《源头涌动》占了三本，一本给了香港中华文化总会付监事长、香港书评家协会创会会长、香港著名作家胡少璋先生，一本被悉尼作家凌之取去，第三本，由于书是被安排寄到我的住处，我便近水楼台先得月。这本《源头涌动》，自然供不应求，许多文友渴望一读，比如奥列，比如何博士。所以我尽快地通读后，便流转给了何博。

因此，对于书中下林白色地主武装与以竹普、林昔寮红色农会武装的冲突展现的“原始野性”一节，我取转载的形式，以飨读者：

“下林第七村的人，其中有小孩，在外韻堤外掠蚬，南溪对岸下尾村的人，潜水过来，把七村的人给杀了。”

“当夜，下林组织了大队武装人员泅渡过河，到下尾村，无论老幼，见人就杀，并取下首级，带回北岸，就在外韻堤一带，用竹子搭起三角架，把人头一个一个挂在竹三角架上，成排向着南岸的下尾村示警。

还有一次因收租抗租，下林地主武装组织了一批武装人员，在天刚亮的时候潜入水底，只露出鼻孔在水面上。每个人都用芋叶盖住头部，远远望去，是一批芋叶漂浮在水面上，慢慢向寮东村河边的渡口踏头石级漂来。早上寮东的人正忙着挑水，洗菜，洗衣服。有的正在准备农具下田。这时，在芋叶伪装下漂近石级的下林武装人员，突然冲上石级，冲上晒埕，不分男女，见人就杀，并取下首级，迅速游回下林。。。。下林人把首级用竹竿挂起来，插在河岸边，成排向着寮东的方向展示。”

“还有一回，下林地主武装损失了一人，是落单被农军发现而杀掉。叫刘琼林。他的大儿子刘锦添，急欲为父报仇，要抓竹铺村或林昔寮的活人来生祭父亲，竟然拿竹普村人的女婿，一个外姓人当替代品，绑在大树上，亲自操刀，活祭了他的父亲。”（转载完毕）。

   前面提到过，桂林乡有十个自然村；下林七村就是其中之一。林昔寮有几个自然村，书中没交代，但按逻辑分析，  “南溪对岸下尾村”、“寮东村”、“竹铺村”则可视为“林昔寮红色农会武装”的同义语，应该与历史真相出入不大。我的分析也是基于这样的认知。

作者刘百达在这一节感概道：“高悬首级示警，生砍活人祭父，是不是透露出人性中一种原始的野性。这种原始野性，带着血腥味，带着人类梦蒙昧时期茹毛饮血，亦人亦兽的特性。这种原始野性，不仅在白色地主武装中有表现，当时镇压农民运动的国民党政权，也有表现。”

  如此惨烈的兽性杀戮，将之简单地归于“人性中一种原始野性”是过于草率，而且有用“一叶障目”之嫌。

   在我说出我的理由之前，我想横向地举个例子，这个例子不属我们的民族范畴，不在中华文化范围内，但在“人类范畴”内，这是个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左右西非的一个部落，他们那时的部落文化，若追溯，同样渊源流长。所以我乐意拿来同发生在刘百达家乡桂林乡的“革命与反革命斗争”对“人性”的催生、激发作个比较，以便更深入地理解桂林乡本来有的“以血缘关系为基础的氏族社会结构”及其“传统文化”的强韧程度，当大革命潮流涌来后，下林村与林昔寮的人们，又各自展示了什么新的“人性”特征，激发出了什么可以称之为“兽性”的，甚至“反人类”性质的特质，这类正常情况下匪夷所思的德行、德性又会在怎样的条件下继承或复发？虽然桂林乡我没去过，但分析疏落处至少容易得到文友和刘百达先生的补正。

两年前细读西澳学者蔡田明先生新书《西金山史话》后，写下了若干篇读后杂谈，陆续地发表在墨尔本《联合时报》副刊以及后来的，澳华文学网》杂文栏目内。

在“蔡田明先生新书《西金山史话》读后杂谈（十六）”里有这么一段话：

“只要提一下《西金山史话》里介绍的这样的事实，就足以明了土著当年处于怎样的劣势：

 “早年塔斯马尼亚殖民地对土著人采取异常严厉镇压手段，导致最后一个纯血统土著女人在1876年（有一说法1905年）死去。现在那里的土著几乎都是混血族群。”

“他们的人口，在1788年，估计在三十一万八千或一百万人之间。”

“1900年，他们人口不完全统计下降到93，000人。1933年进一步降到74，000人。随后，人口在1955年回升到原先三十万人的水平。到2010年，有536，000人。”

暴力与血腥。为了说明当年殖民者海外开疆辟土的罪恶，并非一时一地的偶然现象。我没有从非洲土著“原始野性”的角度去思索冲突产生的另一个“起源”或言“导火线”，虽然事件的叙述本身也包含了相关的启示。但在【《西金山史话》读后杂谈（十）】里我引用蔡先生的中肯分析而简短地涉及到：这些先驱者当然只认土地天然是“皇家地”，他们花了钱买成了自己的土地，所以，私有财产不容侵犯。但土著人则不予认可，他们认为这些突然上岸来当地主的白人是入侵者，即便他们不愿意同他们冲突，但几万年来的自然法则也当然不会因此改变。土著认为，地上只要有鸡牛羊，都可顺手捕捉、宰杀，成为他们的食物。而在白人眼里，是土著人不断地干扰对他们的正常生活，偷牛羊，不劳而获，有时也会趁机攻击孤居独处的白人。即使当时白人也看到（通过一些零星的交往或偶遇的事例）土著天然的淳朴，但白人移民绝不会因此放松其警觉。

曾在北京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工作，来澳后获ECU大学历史学研究硕士学位，并获西澳大利亚历史学会举办的历史文章奖的蔡田明先生，用浅显质朴的文字道出了看似复杂迷离的社会冲突里显现的人性认知根源。

这是澳大利亚土著文明同外来殖民者的文化发生的历史性冲突。虽然可以用来帮助理解1927年间大革命时期的刘百达先生的家乡桂林乡的人心变化以及红色与白色力量之间不可调和的你死我活斗争，但一如反讽，带有一定的理解难度，仍然隔了一层窗户纸似的，难以透亮。一如我在“《西金山史话》读后杂谈（十七）”里介绍的另一本也带家史色彩的非洲中篇小说《Things Fall Apart》(Chinua Achebe，1958, Penguin books)记载下的非洲土著同英国殖民者的冲突。该书写的是20世纪初叶在原英属西非殖民地尼日利亚的伊博人-一个拥有九个村落的部落民同白人殖民当局以及西方传教士之间互动的一段历史。作者Chinua Achebe (1930---，诞生在尼日利亚, 在多国任英语教授)，该书是他的第一部作品，写的是他由来的那个部落，书出版后被誉为“The founding father of the African novel in English” 。书不厚，字小小的，160多页，却是令人震惊的宏大史诗般叩问灵魂的篇章，同时也是祈求和反思风俗文化的一本书。

书里面有个事件，谈的是邻近一个部落Abame 被灭族的经过。“一个传教士骑着自行车到这个部落传教，这是他第一次出现在这个部落，也是这个部落的人第一次看到或接触到白人。最初看到这个白种人的土著因为害怕而跑开了，但这个传教士在后面大声喊着追赶，结果当地胆大的便走近来甚至触摸这个白人。这个部落的长老便向他们的神灵求宣示,结果部落的神灵说，这个奇怪的白种人是个探子，他后面还会有许多白人就像蝗虫一样飞来，将使部落毁灭。于是这个部落便派人杀了这个传教士，并把他的自行车拴在了部落的圣树丝棉树上，怕这种奇奇怪怪的“铁马”会突然跑掉引来他的朋友报复,伤害部落。杀死这个白人前，白人说了一些话，但他们完全不懂。之后，就是播种季节。人们忙着种下土豆，便把这件事淡忘了。一个早晨，有三个白人在几个跟这个部落的人差不多的当地人的带领下，来到村里，他们看见了“铁马”，就离开了。之后依然什么也没有发生。在几个小的传统集市日之后，是这部落的最大的传统集市。那个部落的人被三个白人率领下的许多人团团包围在集市上，几乎全部被射杀，除了几个老人和生病的没有上集去，集市上只逃出几个男人和女人。之后，这个部落就不见了，他们的土地荒芜，他们的神湖水也变得血红，鱼儿也不见了。”殖民地的血腥触目惊心。非洲黑人的悲惨，可以同澳洲土著，尤其是塔斯玛尼亚岛上的土著遭受血腥屠杀的命运相印证。

我没有从非洲土著“原始野性”的角度去思索冲突产生的另一个“起源”或言“导火线”，虽然事件的叙述本身也包含了相关的启示，这个分析，在“《西金山史话》读后杂谈（十）”里引用蔡先生的分析而简短地涉及到：这些先驱者当然只认土地天然是“皇家地”，他们花了钱买成了自己的土地，所以，私有财产不容侵犯。但土著人则不予认可，他们认为这些突然上岸来当地主的白人是入侵者，即便他们不愿意同他们冲突，但几万年来的自然法则也当然不会因此改变。土著认为，地上只要有鸡牛羊，都可顺手捕捉、宰杀，成为他们的食物。而在白人眼里，是土著人不断地干扰对他们的正常生活，偷牛羊，不劳而获，有时也会趁机攻击孤居独处的白人。即使当时白人也看到（通过一些零星的交往或偶遇的事例）土著天然的淳朴，但白人移民绝不会因此放松其警觉。

现在，借助刘百达先生的《源头涌动》一书里“原始野性”一章内容的启迪，我可以用 Things Fall Apart 一书里土著部落之间的冲突来与刘百达的家乡村落之间的冲突处理作一对比，同时补上当初没有选取的这个对尼日利亚三大主要种族之一的居住在东南部的伊博人的认知理解。

   这对比，虽不能据此就能找到新中国的我们同非洲部落民可以“党同伐异”的骄傲之处，但启示之功却一定有。理由很简单，都是二十世纪初二十年代的人类社会，再强调“特色”，也是没法跳出此等“人类共同的特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