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和汪应果教授第一次见面是在去年（2014年）七月。其时我们澳华文化博物馆筹委会成员一行到墨尔本参观访问取经，借此机会便预先和他约好在我们要参访的座落于墨尔本唐人街的澳华历史博物馆见面。汪教授已经七十六了，比我年长三岁，但一眼看去很精神，特别是他那娃娃脸型，给人的感觉是精力远未枯竭，还要做很多心中似已计划好的事情。
在这以前，我们也曾经感叹过“相见恨晚”。那个所谓“见”，是在电邮上互相文字相见。那是更上一年（2013年）九月，澳门大学中文系主任朱寿桐教授来澳洲参加学术活动，同时想了解澳华文学状况，应果兄刚好不在澳洲，便通过悉尼女作家安红女士找到我来接待。朱教授在学术研究上卓有成就，尤以首先倡导“汉语新文学”这个概念驰名国际，但人还很年轻，是汪教授的学生辈。应果兄的委托很慎重其事，原来如他事后告诉我，两人的关系“很不一般”。他们都出自南京大学中文系主任陈瘦竹教授同一个师门。陈教授是共产党执政前的中央大学中文系主任，抗日战争时期又是西南联大教授，与曹禺是同事兼密友。这位教授生性耿直，在“文革”中作为江苏省第一批被抛出来的“牛鬼蛇神”，与南大校长匡亚明同时一起被定为“反动学术权威”，吃尽了苦头。朱寿桐年轻，几经辗转，落根在澳门大学，闯出一片天地。就这样，因为代劳接待朱寿桐教授这个因缘，让我有幸和应果兄联系上。他第一次发给我的电邮是在2013年9月13日，信里就说：“相‘见’恨晚矣！感谢安红让我们通上了联络。”其实在这之前，我曾经两次给墨尔本作家黄玉液先生发邮件请他转达对应果兄的致意，但转达没有成功。为此应果兄请安红转达的信上不忘解释说：“黄先生两次都发给了我，我也两次都给何先生回了邮件，表示相见恨晚之意，但没有回音。我估计何先生根本没有收到我的回邮，因为那时候我的雅虎邮箱正在关闭期。请你跟何先生打个招呼，以免我失礼。”
算是好事多磨吧。几年前我知道墨尔本来了位南京大学退休教授，接着看到甚具学识和见解的署名“汪应果”的文章，便心生敬仰。去年那天的见面真是十分高兴，大不必说一见如故，因为我们已经是人未见心如故了。我告诉应果兄，和他见面，其实也是我心里想着的来墨尔本的一个目的。我要当面感谢他。前几年不认识，只好“偷偷地”在我主编的《澳华新文苑》上刊载了他几篇文章，因为实在是写得太好。
二
汪应果教授是中国著名的巴金研究专家。 2009 年，为了体现巴金研究的历史成果和最新趋向，复旦大学出版社推出巴金研究会主持策划的巴金研究资料汇编，首批问世的三部著作中就有汪教授所著的《巴金论》（其他两部为复旦大学陈思和教授与《人民日报》文艺部副主任李辉先生合著的《巴金研究论稿》和中山大学艾晓明教授所著的《青年巴金及其文学视界》）。《巴金论》论述巴金早期世界观的形成，研究他的创作道路，并在思想与艺术上分析和解读其主要作品；同时评述巴金在继承和借鉴中外文学传统方面的贡献。此书曾荣获江苏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二等奖。看得出，《巴金论》虽然是汪教授上世纪七十年代末的硕士论文修改后的再版，但中国学术界对其是相当重视的。
因此，当我在 2014 年 9 月看到汪教授为同年十一月召开的第十一次巴金学术研讨会而写的《海外回眸看巴金——纪念巴金诞辰 110 周年》一文，心中不禁为之一震——此文赫然对他的《巴金论》进行彻底的反思和纠错。
汪教授在此文一开头就表示，四年前他到了海外，没有了原先的研究条件，因而继续做巴金的研究已不可能了。但人到了海外，摆脱了囿于一国之内的话语干扰（这种干扰几乎在许多民族主义、民粹主义高涨的国家内都存在），视野变得更开阔了，与不同文化的冲撞交流更为频繁，尤其是，出国后亲见亲历跟在国内受到的灌输其差别之大犹如天壤之别（用 “ 王立军在狱中的供词 ” 中的话就是 “ 中国的老百姓好骗啊 ” ），这就促使自己去深入思考，从而产生一些新的感悟，新的视点。汪教授说，这也算是 “ 失之东隅，收之桑榆 ” 吧。
汪教授在文中极其肯定巴金晚年封笔之作《随想录》。他说，《随想录》是不是说了真话？说的程度够不够？不能看表面，要看文章的暗示。在那个毫无言论自由的语境中，我们只能从巴金的字里行间去猜度作家的本意。比方说对四人帮后台的暗示，对秦桧后面的宋高宗的抨击，对愚民政策含沙射影的攻击等，都可以说是超出了当时舆论控制所允许的极限。书中流露出的许多观点至今都闪闪发光。汪教授着重提出他所想到的两点：一是把文革与希特勒的纳粹相提并论。这是巴金的独创性发现，至今无人企及。二是忏悔精神，这是《随想录》中巴金的一个极其重要的思想，它关系到中华民族能否得到新生。
巴金为何能够在晚年达到这种思想高度？这就必须要正确地考察他早年的理论建树。这正是汪教授“海外回眸看巴金”的主旨。
巴金青少年时代的理论研究工作，对他的一生有什么影响，这本应该是个很重要的研究课题，但可惜的是，人们对这一段避之还唯恐不及，大家都刻意地淡忘它。汪教授指出，巴金早年的理论建树是中国的研究界长期直至今天仍彻底否定或故意忽略的一大块；他的《巴金论》中虽然做了一些在当时情境下有违主流话语的辩护，但并没有给以正确的评价，所作结论不少是错误的。汪教授问道：试想一篇十五岁时阅读的《夜未央》作品就能够决定性地影响了巴金终生，那么他辛辛苦苦在那个年龄段出自探求真理的强烈愿望翻译连篇累牍的理论著作，居然对他会没有影响吗？汪教授说他初步想到的是，它为二十岁的巴金创作《激流三部曲》打下坚实的思想基础，这部不朽作品的反专制集权制度的思想可谓对中国的问题一箭中的。就巴金一生而言，它就像一尊定海神针，使他始终有定力来抵御思想强暴。在大半个世纪中，他嘴上不说，也不能说，但心里有数。
回想一下，在一个世纪之前，当列宁主义刚刚在前苏联大地上肆虐的时候，巴金，一个不满二十岁的青年，就已经看出这场悲剧的性质及根源，并为那些受迫害的人们声张正义。巴金当时竟能一针见血地指出，悲剧的根源就在于 “ 无产阶级专政 ” 的理论错误。他在《丹东之死》译者序中说：
“ 历史常常如此，民众把专政权交给别人要他们来压制民众的仇敌，但结果他们后来总是用这权力来压制民众自己。 ”
这种在当年毛时代被视为十足“反动”的观点，正是青年巴金思想金光闪闪之处啊！汪教授现在“海外回眸看巴金”，无限感叹道：“这句话不仅早就被法国大革命的历史所证实，也被一百年来的列宁主义运动的历史所证实，它的的确确是真理铁律。”汪教授现在深感折服，由衷地钦佩。同时，他也对巴金在毛时代几十年间所表现的“软弱”以及其他过失、错误表示同情和理解——巴金老人晚年不也是为此在不断忏悔吗？他看了我的拙文《不让历史的悲剧重演──悼念中国一代文学巨匠巴金》后对我说，那些肆意贬低他的人心态是有问题的，是揣着明白出人家的洋相。他们都知道，老毛意识形态强控制的重点是文学（所谓 “ 小说反党大发明 ” ），巴金是没有选择余地的，在政治上他始终是 “ 绞索套在脖子上 ” 的候刑犯人 —— 他年轻时所崇尚的“无政府主义”是无产阶级专政必欲除之的 “ 死敌 ” 。巴金只要一言不慎脚下就是万丈深渊。即使“四人帮”倒台已几年，《随想录》在香港一发表，上海宣传部长陈沂就组织大批判，那些人还想要大闹一番。汪教授跟巴金有过几次接触，这个问题巴金曾对汪教授十分隐晦地暗示过，他只说 “ 难 …… 痛苦极了 ” 。
因为对巴金早年的理论建树有了新的认识，有了这一百八十度的转变，汪教授现在沉痛地检讨说：“我不得不为我在《巴金论》里写下的诸如巴金的‘极其错误的观点’之类的判断向读者说声对不起，我误导大家了，尽管不是有意为之，尽管自己也是受了思想强暴的荼毒……”（《海外回眸看巴金》）
汪教授这个 “ 失之东隅，收之桑榆 ” 非同小可！他这种学术的自我批评在今天中国学术界并不多见；他对青年巴金的这种肯定与赞扬恐怕也不易在那里得到太多人公开认同（汪教授为第十一次巴金学术研讨会而写的这篇《海外回眸看巴金》在上海开会 时 上交了 主办者 ，却没有获准印出）。我看后即给他发了电邮，对他这位巴金研究权威表示敬佩。我很为他对自己过去认识进行检讨的精神所感动；我赞赏他对巴金的几点新的认知。为了呼应墨尔本的《大洋时报》发表汪教授这篇大作，我也把《不让历史的悲剧重演》这篇拙文传给他们发表，并加了一个“前言”，表示现在发表我这篇旧作是受到汪教授大作的感召，既是纪念巴金先生逝世九周年，也是对最近一些占领意识形态高地的权贵者重提阶级斗争、为文革招魂表示反感与抗议。
（未完，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