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嬗变：进入新世纪之后，澳华文学作品随着

题材、架构和视野的扩展，主题思想更显丰富多元

从前文也可以看到，进入新世纪之后，澳华文学作品随着题材、架构和视野的扩展，主题思想更显为丰富多元。

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中期，相当多的澳华留学生文学作品热衷于展示“洋插队”的传奇经历，或者伤痕累累，叫苦连天，迷惘焦虑；或者拼搏成功，暗自得意，自我炫耀，不管是哪一种状况，都出于某种难说正常的集体心理，这也是一段不算正常的生活的自然反映。

而且常常闪现一些可疑的民族主义思绪。如墨尔本作家学者欧阳昱所观察到的一种他称之为“逆转种族主义”（reverse racism）的现象（欧阳昱：《当代中国旅澳作家笔下的澳洲和澳洲人》，台北《亚洲华文作家》，1993年12月，第39期，页173）。又如，在刘观德（刘白）的1991年长篇小说《我的财富在澳洲》(《小说界》1991年3月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1年)中，读者可以看到一种思想境界显然不高的狭隘的民族主义情绪。它的最初版本有这样一个结尾：

“和着心头的泪水我要喊出：当中国发达起来之后，让那些像我们那样有博士硕士学位的美国、英国、法国和日本的医生和作家，到中国来做几个月的清洁工和洗碗工，那该多好……”

对照这个结尾，人们可以联想到上个世纪早期(1921年)郁达夫的《沉沦》。这部名著的主人公也是中国留学生(留学日本)，他受情欲煎熬，又在妓院受奚落，发出“从此不爱女人而要把国家当情人”的誓言，在自尽前呼喊：“中国呀中国，你怎么不强大起来！”七十年过去，可叹的是，相比起来，刘观德的结尾不但没有进步，反而是一个退步。

幸好，以上种种，在后来的澳华文学作品中慢慢少见；不少作品的主题思想给人丰富多元的感觉。这里，也举几个例子。  

辛夷楣

辛夷楣是当年澳华留学生里一位写纪实文学的高手。她于1987年来澳留学，自1990年开始在悉尼各家报社工作。在《东华时报》火红的那些年月，人们都知道该周报编辑辛夷楣（徐棻）的大名。每星期《东华时报》必有她整版的大特写，其中很多是对西人包括沉浮政界的西人的长篇采访，有效地帮助当时英文还不是很好的中国留学生了解处身的主流社会。

由于母亲工作的关系，辛夷楣自小在北京人民艺术剧院长大。2000年11月开始，她把她记忆深处的“老人艺”一连写成五篇大特写《在《东华时报》上连载，很受好评。几年之后，我还记得当时盛况，鼓动她继续撰写并编集成书出版。果然，2009年，已经退休了的辛夷楣出版她第一部书，就是《记忆深处的老人艺》（和弟弟张桐合著，由北京三联出版）。此书非常畅销，北京和上海的各大书店都重点推出这本书，全国多家知名大报也都争相连载。

2013年，南溟出版基金评审通过对辛夷楣与她的西人丈夫盖瑞•坦普合著、也是他们两人成功婚恋的纪实文学《心桥》的赞助。此书于2015年3月由四川文艺出版社出版，书名可能因商业考虑被改为《人约黄昏》。如果从他们相识相恋结婚时尚未晚年来说，这改动也许不是那么贴切。不过，他们两人都可以说是经历了大半辈子人生坎坷沧桑，特别是都遭受过不只一次的婚姻恋爱失败的打击，此时以“人约黄昏”来形容，亦别有一番温暖浪漫的情趣。书的封面上，我们看到天空中飘着一行字：“等待，只为与你相遇！”说得真好。过去一切沧桑打击延误错过，不妨开朗达观地看作为“等待”，而且这“等待“，“只为与你相遇！”我们看到，一对静静坐在沙滩椅上的恋人，紧紧地牵着手，面对着无限美好的夕阳。我们不能不对他们发出由衷的祝福！

这是一部名副其实的纪实作品，忠实地记录了两位作者从相遇、相爱到结婚、相处十几年平凡而又充满传奇色彩的生活。书中也写到他们相识之前的过去，他们过去的各自婚姻家庭，过去的各自曲折的人生经历（很巧妙地交叉来写，第二、四、六章是盖瑞的过去；第三、五、七章是辛夷楣的过去）。对于这个真实的爱情故事，有宗教信仰的人都觉得似乎是神迹：辛夷楣和盖瑞怎么可能年过半百，在长长的一段风雨人生之后，竟然还会跨过千山万水，跨越东西文化和各自个性的巨大鸿沟，成功地搭起一座心桥，相濡以沫，生死与共？生活中，不少中西联婚并不成功，人们也见得多了。比如说，有些中国女人都会“作”。在亲密关系里，在男友或丈夫面前，会玩起一些欲擒故纵、半推半就的情趣，甚至近于无理取闹的“作”，有些男性西人未必完全了解风情，疏通不了就找心理医生，严重点的还可能报案找警察。反之，在女性西人或男性华人身上，亦会出现种种不会磨合甚至导致矛盾冲突的问题。不同的中西文化影响下的思维、行为习惯的确存在差异。例如：西人喜欢直来直去，华人爱兜圈子；西人只考虑爱情和自己的小家庭，可华人还想着照顾父母、亲戚、朋友等等；西人敢爱敢恨，喜怒哀乐溢于言表，华人可能会难于开口把问题都藏在心里。不过，问题完全是出于文化差异的原因吗？在《人约黄昏》这部书里，读者会获取许多有益的经验教训，会得到想要的答案。辛夷楣总结得很好。就她和盖瑞所经历的几段婚姻来看，破坏婚姻关系的并不是文化差异；维系婚姻或破坏婚姻的最重要的因素是双方对待婚姻的态度。在这一点上，辛夷楣和盖瑞是完全一致的，他们都是奉献型，都在为对方着想。在更深的文化层面上是有冲突，但阻止不了一对真正相爱的人走到一起，直到终老。正如辛夷楣在此书“缘起”中写道：

“世间最美丽的建筑也许是桥，人间最重要的是也许是搭筑心桥。对于夫妻来说，时时日日搭筑心桥，让两颗心越贴越近，甚至生死相依，就成了古往今来不变的功课。我们这对中西合璧的夫妻分歧常有常新，构建心桥维护心桥似乎更需精心。”

《人约黄昏》可以当作中西合璧的夫妻生活指南，还可用作端正人生观的指南，它的思想内容超出了一般的中西婚姻生活的描述，所展现的人生百态，历史沧桑，生活态度，内涵极其丰富极其厚重。阅读《人约黄昏》，人们不能不为这对夫妻享受爱情以及乐观、进取的生活态度所感染。辛夷楣在此书“缘起”中还表明她不认同俄国作家契诃夫关于“受苦”的观点。她说，我们除了受苦，不是也在尽可能地享受欢乐吗？单就这一点来说，在探讨澳华留学生文学“嬗变”问题上也很值得注意。让我们回想一下，在1998年出版的澳华留学生文学具有代表性的作品《她们没有爱情》中，所有女主角们的不堪境况多么令人辛酸、感叹。那些女人，或被人利用，或受人欺骗，或遭人遗弃，即使其中有些在苦苦挣扎中取得某种成功，但都没有享受到爱情。为什么“她们没有爱情”？为什么当年九位悉尼女作家都毫无例外地、非常忠实地描写“她们没有爱情”？而十几二十年之后为什么会出现辛夷楣这一类既在文学中又在生活上存在的个案？这些都很值得思考。

李克威

澳华文坛出道最早的，应该是来自北京出生于洛阳的蒙古族人李克威了。早在1979年，这位中国著名作家李准的儿子，就以他的电影文学剧本《女贼》惊动中国文化领导官员，并和其他争议作家作品一起被当作“样板”在整个中国文坛上引起了关于文学“社会效果”的大辩论。1989年，李克威自费赴澳大利亚留学（妻子严歌苓去了美国留学，他们并于同年离婚）。此后几年，他曾在悉尼艺术学院进修，也积极参与中国留澳学生民主运动和居留运动，并得以在1994年加入澳洲国籍，然后回到中国，现在大部分时间都在那里工作。据说，算命先生给李克威看过，说他适合红颜色，说他的事业在北方。这命看来也算得还准。李克威参与编剧的电视剧都成功拍制并在中国各地播出。较早时期如他以“李锅”笔名参与编剧的《紫玉金砂》，这部古装连续剧由中央电视台于2005年出品。最近这几年，他参与的电视剧果然相当“红色”，相当火。2010年12月18日下午，他编剧的大型革命史诗电视剧《我们的法兰西岁月》开机仪式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电视剧拍成之后在央视一套播出。2012年，他编剧的电视剧《中国骑兵》上演，在江苏卫视收视率很高。他编剧的红色青偶抗日剧《蜂鸟出击》也已于今年（2015）3月中旬在上海开机。他还一度参与2014年8月8日首播的《历史转折中的邓小平》的编剧。

在电视剧本的基础上，李克威把《我们的法兰西岁月》改编成书，于2013年3月由江苏文艺出版社出版。出版者力求将该书打造成“红色青春纸上偶像剧”，李克威虽然做了改编，但还是有外界影响之嫌。而最能表现他本人文学水平和独特思想的，当是2007年3月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长篇小说《中国虎》，其功力被认为为大多当今名家所不及。

《中国虎》讲述的故事，发生在浙江和福建交界的百山祖原始森林。2003年，业余摄影师龚吉在那里无意拍摄到一只被认为早已灭绝了的野生中国虎的照片，引起了国际注意。这可能是世界上最后的中国虎！一支由国内外专家组成的考察组立即深入原始森林，在特种部队的协助下极力维护中国虎的生存环境，帮助它衍生后代，延续这只中国虎的血脉。同时，国际黑社会势力也盯上了这只绝对珍稀的中国虎。一场惊心动魄的搏斗由此展开。中国虎祖祖、奎奎的机智、勇猛、宽容和所处的困境；考察组的大胆、冒险和无奈；盗猎者的狡猾、冷血和残忍；特种部队的强大、迅速和勇敢，被作者紧张有序、幽默风趣的笔触叙述得淋漓尽致。原始森林，珍稀中国虎，生态平衡，动物大战，盗猎分子，人虎较量，美女专家，变态杀人犯，洞中怪物，武装特警……这种种畅销元素被巧妙地有机地编织在故事情节之中，读来跌宕起伏，生动新奇，精彩纷呈。《中国虎》固然是围绕着保护中国虎这一意味深长的环保主题，但要深深打动读者还需要足够的文学手段。正如李克威深有体会地说：“我在写作过程中，最注重故事的生动和感人，我认为，无论作者想表述和传达什么，都应通过故事情节阐述，当情节吸引和打动读者，你的想法才可能被接受。”

由于此前已有《狼图腾》《黑焰》《藏獒》等动物题材作品出现，故《中国虎》出版后在受到读者好评的同时，也被部分读者指责为跟风之作。对此，李克威表示，狼、狗、虎各有其美，他在2000年就开始酝酿并在2002年就开始动笔写作《中国虎》了，并不是跟风。李克威本人是狂热的动物爱好者，自幼喜爱动物，尤其偏爱猫科动物，曾养过猫、狗、鸽子、兔子、麻雀、黄鹂、金鱼等，日常以素食为主，涉荤菜严格遵循他自定的“六不吃”。他平生崇尚大自然，喜欢旅游、探险和野营，足迹几乎遍及中国山水，也曾是澳洲国家公园和自然保护区的常客。李克威中年后开始关注地球生态平衡，在动物学、植物学、地理学等方面积累了大量的专业知识，此次全部用于《中国虎》的写作，可谓厚积薄发。这部长篇小说，呼吁拯救中国华南虎，不仅带给人们激情，更为人类敲响警钟。

齐家贞

墨尔本女作家齐家贞早在1987年就到澳洲留学，当年她四十六岁，可能是“四十千”留学群体中来澳较早的一个，也是最年老的一个。

齐家贞在澳洲生活一安稳后，便一口气涂下四十万字的《自由神的眼泪》，于2000年5月由香港明报出版社出版（2014年2月，该书易名为《黑墙里的幸存者——父女囚徒镇反文革记事》，由台湾秀威出版公司再版，有少量改动）。如书名所表示，这是“黑墙里的幸存者”也就是齐家贞回忆她和父亲前后二十三年父女两代囚徒的真实故事，包括其间全家的变故以及狱友的状况，里面满是“自由神的眼泪”。对于一位本非作家而且年过半百的人来说，若不是心中有话要倾诉，而且有不甘沉默的勇气不肯妥协的决心，此书写作无论如何实难想象。香港女作家周蜜蜜评论说，这部作品字字皆血泪，但写得冷静、客观、颇具现场感；尤其是作者写到自己一直极力保护的“知心朋友”，却原来是卖友为荣的公安耳目，两人相识的过程，折射出人性的多面和复杂，令人震惊。

此后过了好些年，齐家贞写出另一部长篇《红狗》,并荣获2006年度澳大利亚南溟出版基金资助（当届评审为萧虹博士、郜元宝教授、张奥列先生、毕熙燕博士及何与怀博士），于2010年3月由香港五七学社出版公司出版。这是“一个被释女囚的真实故事”，写她与父亲出狱后继续“二劳改”的遭遇，直到终于获准出国。关于这部书，齐家贞说：“我就是红狗——被活活剥了皮，满身鲜血，痛苦不堪，因为没有死，只得活下去，一个不折不扣‘非正常活着’的人。”悉尼作协副会长、中国名博杨恒均博士评论说，读人如读书，即便不读这本《红狗》，依然可以读懂齐家贞。他还希望某一天在中国大陆，参加《红狗》之后的《蓝太阳》新书发布会，听齐家贞用自身的经历告诉那些依然“非正常活着”的同胞们：什么才是正常的生活，如何去争取……（杨恒均：《读人如读书：齐家贞新书〈红狗〉》，北京《共识网》，2010年6月20日）。

两年之后，2012年，齐家贞果然没有辜负大家的期望，写出了全由澳洲点滴琐碎的故事串缀而成的《蓝太阳》。这是“一个中国女人在澳洲重生的故事”，从她的飞机在澳洲降落写起，此时的她已是迟暮之年，竟实现了少女时代曾为此付出坐牢代价的梦想——出国，她踏上澳洲的土地开辟新生，打拼，立足，并最终成家立业。她做到的还远远超越了当初的梦想：她用挣来的钱成立基金会，去帮助更多人去实现他们梦想。这些，齐家贞都要写出来。一是为了报恩，报“蓝太阳”下这片自由的土地对她的恩惠；二是要补偿她曾经被耽误被扭曲被毁坏的前四十七年，她要让生命活得更有意义。在《蓝太阳》“后记”中，她说，来澳二十七年后的今天，她什么都好了，什么都有了。她有个极好的丈夫，并非每个女人都有这个运气；她有个做律师的乖女儿柳欣，不一定所有父母都有这样的福气。她可以读她喜欢读的书报，她可以自由地写文章实话实说，她享受选举权。精神上她是富足的，物质方面她也不匮乏，境况绝非过去那个苦狱犯齐家贞所能同日而语。每个人都对她说，你应当满足了，你应当享受了。不过，她自己觉得，不能就此满足地享受余生，因为七十三年来她走的不是正常人的路，她度过的不是正常的人生。现在，她日益感到时间不敷使用，思维阵阵紊乱，智力衰竭，体力告罄，就像气血干枯的老妈妈，生孩子越来越不容易。她不得不承认：衰老在向她袭来，敬畏的死神在一步一步朝她逼近。可以说，齐家贞是和死神拼搏，是用生命来写作。

《蓝太阳》和《黑墙》《红狗》三部自传性长篇纪实小说一起，构成齐家贞传奇人生三部曲。由于她的特殊的人生经历，她的作品内容，她的写作路数，完全有别于当年的中国留澳学生作家，或者可以说是倒过来的——在《蓝太阳》里，此时才出现齐家贞在澳洲生活包括留学的故事。这看似又回到留学生文学题材，但和前述的刘海鸥情况相似，齐家贞重新回忆、描述当年这些留学生活故事，已经过了二十多年，此时作者的视野、心态、思想早已不是当年可比拟的，她以更宽广的视野更高的思想境界来检视、处理这个题材，因此，虽然同是留学故事，但味道与上世纪九十年代的的留学生文学完全不同了。

欧阳昱

在整个澳大利亚文坛（不单是澳华文坛），墨尔本作家欧阳昱博士更以他的翻译和诗歌特别是英文诗歌创作出名，但他创作的长篇小说也很值得研究。

他早期的《愤怒的吴自立》（墨尔本原乡出版社，1999年）就相当另类。主人公吴自立欲自戕而不能，终日沉浸在对死亡的暝想、对自我毁灭的设计、对他人地狱的仇恨、以及最终对另一自戕者的追寻之中。“真他妈的没劲！”吴自立这句话，相当点明这个“后现代”故事。他吓人的话还包括：“我只有彻底毁灭自己，才能够整个儿毁灭世界。”“死亡”意识似乎是欧阳昱情有独钟的艺术思考角度，显示了他不屑世俗的文人傲骨及忧患意识，让他的《愤怒的吴自立》这部作品在人生的思考、哲学的探讨上，达到了一定的深度。进而论之，还可以探问：在自由民主澳洲的背景下，欧阳昱执着他的“死亡”意识，这是否是处于东西方文化边缘所感受而且无法摆脱的尴魀的一种极端折射？（见何与怀：《精神难民的挣扎与进取——试探澳华小说的认同关切》，收进《精神难民的挣扎与进取》，香港当代作家出版社，2004年5月，29页。）

2014年3月，江苏文艺出版社出版了欧阳昱第二部中文长篇小说《淘金地》（原名《柔埠》）。在这部作品中，欧阳昱的思考和探讨从眼下的现实伸向深远的历史。这里，就远不是处于东西方文化边缘的尴魀的问题了；而是不同种族在罪恶的观念以及这种观念所衍生的包括法律的社会制度统治支配下所得到的绝然不同的生存状态和人生命运。

十九世纪中叶，数万中国人远渡重洋，前往澳大利亚淘金。当年华人被澳洲政府公然歧视，屡受白人的打击。当局的种族歧视包括政策歧视、法律歧视等等，达到了令人难以想象的野蛮程度。《淘金地》描述一万七千人踏上离家万里的旅程来到澳洲柔埠这个地方。他们为了淘金，忍受背井离乡的孤独，并要反抗、抵制白人公然的歧视。这些来自中国的淘金者，在逃过了饥饿、意外、伤病和人头税之后，能否最终摆脱艰难的困境，淘得黄金，荣归故里？这部长篇小说是十九世纪中叶海外华工的血泪淘金史，也是争取平等权的抗争史。

这些故事被写入历史封存起来，而这段历史被他乡人忽视、被故乡人遗忘，当再次被翻开时，他们的名字上都已积累了百年浮尘，变得模糊不可辨认。现在，欧阳昱把这段历史翻开了，呈现在读者面前。人们评论说，欧阳昱和当年华人一样，是一位旅居澳洲的离乡游子。也许，只有像他这样的作者，才能切肤体会先民心中与家乡远隔重洋的孤独感。他在书中，利用多重叙事角度和英汉双语，对这一历史事件进行了真切深刻的描述，让你感同身受。这是一本解构历史的先锋小说。它之于历史，是一段负责任的还原；之于文学，是一种先锋的尝试；之于作者自身，是浓浓的情感的寄托。如评者所说，每一位迷失在高楼大厦间的、字里行间的、心灵间的漂泊者，都能在“柔埠”淘到属于自己的金。

毕熙燕

再以毕熙燕的作品《天生作妾》为例。

在她这部长篇小说中，围绕“妾”、“作妾”、“天生作妾”这些故事背后的深层意义，毕熙燕表现了对女性甚至扩大到人类的命运的关切。

在五位女性中，四奶可谓“妾”的标本，是真正意义上的“妾”。她自觉自愿地做四姨太，完全臣服于宿命，不仅不去反抗，甚至认为这是自己最好的归宿。她忠于夫家，忠于正房的儿子，甚至忠于正房儿子的下一代，一辈子勤勤恳恳，惶惶恐恐，唯唯诺诺，无怨无悔，始终坚信男人是女人命运的拯救者和建构者。四奶的儿媳妇佩珊受过高等教育，是个新文化女子，意外沦为“妾”身，可谓负屈含冤，不愿作妾却又无法摆脱妾的命运。这对婆媳之间因为对“妾”身的不同态度，形成了一种静悄悄的又是紧张的持久战。传统的四奶用她的隐忍和沉默摧残着现代的佩珊；孤独和无望的佩珊因而常常处于痛苦迷狂状态。于是她将全部精力转移到女儿小六身上，但她那病态的母爱常常使母女俩龃龉不断，最后在她的“逼赶”之下，女儿远走澳洲，自己五十多岁即忧郁而死。整部小说的叙述者亦是中心人物的小六虽然是最年轻的一代，但也很不如意。她是一个妄想症患者，总是怀疑丈夫西蒙会背叛她，男人的爱似乎已成为她的生命意义的全部。于是，她只能在疑虑、忧郁和幻想中打发日子。至于小六的洋婆婆洛丝以及洛丝年轻时的同学芭芭拉，都是丈夫有外遇的不幸的女性。一个屈辱地默默忍受，在麻木中苦度余年。另一个在爱恨交织中不能自拔，毅然决然自杀了。

通过描写这五个女人各自的身世，她们的理想和命运之间的冲突，以及她们之间直接间接的矛盾和有形无形的影响，毕熙燕展示出不管东方或是西方女性命运中的一个共同的、难以摆脱的悲剧事实：天生作“妾”。通过每个人物不同的生活经历和背景，她还试图向读者揭示造成天下妇女这一悲剧的自身的和外在地原因。如论者所指出，毕熙燕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创作的《绿卡梦》，侧重于对新移民的身份问题进行探索；进入新世纪以后，她开始超越对文化差异、文化认同等问题的纠缠，而进入到对具有人类普遍性问题的关注。这一转变，既预示着毕熙燕自身创作的提升，也吻合了新移民文学发展的内在趋势。（吴奕锜、陈涵平，《毕熙燕：在身份重建中拷问女性命运》，见他们的《寻找身份——全球视野中的新移民文学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年10月1日）

这是一个很高的评价，而这个论断的根据就是她的《天生作妾》所达到的思想认知。书名中的“妾”，是“逆来顺受”的形象化解释。毕熙燕认为：“天生作妾这样的被动接受意识，不分男女，存在于每个人的性格之中。”（毕熙燕：《天生作妾·序言》）她在其作品中选择以女性为突破口去展现人类这种“妾”意识，通过女性命运来揭示隐藏于人类身上的普遍品格。论者感触之下进一步指出，如果不从根本上改变人类的文明体系，而是只有几个女权主义者的呼唤和思想家的呐喊，“天生作妾”的命运也许还会在女性身上或人类身上延续（吴奕锜、陈涵平，同上）。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