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几天在香港凤凰卫视的“锵锵三人行”栏目中，老作家王蒙先生谈到：新加坡开国总理李光耀先生生前十分关注中国的“和平崛起”，并提出了自己的不同的看法。

据说，李先生认为“崛起”这个东西本来就会使人感到恐惧，与“和平”的氛围不合适，故应将“和平崛起”改为“和平发展”。(其大意如此，原话有待进一步查证)回到现实中来说，若是你身旁一个比你矮半截的人突然长高起来要与你平起平坐甚至要超过你，你是不是会感到惊吓和害怕呢？可见李光耀的意见是有一定人之常情的道理的。听说他的意见已经引起了中国高层领导人的注意，如今在中国媒体上“和平崛起”的说法比前少了些，而“和平发展”的说法则多了起来，可能与此有关。

不过，坚持“和平崛起”说法的人依然是主流，为什么呢？笔者分析认为：

一，从辞源上说，“崛”是特起貌，“崛起”是突起、兴起之意，如种子发芽、山峰隆起、人才辈出等状态都可以说是“崛起”，与人的恐惧心理没有必然的联系，与和平并无冲突。

二，事物的发展有不同的阶段和形态，有常态(常规)发展，有低常态发展，有超常态发展。所谓“崛起”就是对超常态发展的最形像的一种文学语言描述，最鲜明地把中国式的超常态发展同其它的发展形态区别开来，也最生动地体现了中国改革开放的辉煌成就。

三，在事实上和在人们的感觉上，中国的兴起似乎是突然性的，是奇迹般的。对此我们这些从中国大陆移居澳大利亚的移民深有体会，比如有的人如此说：“我们原想来搭澳洲的快车，可没曾想到中国的车突然提速了。”在公元2000年前夕，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外国人能预料到落后了几百年的中国的经济总量(GDP)会在2012年后来居上，跃居全球第二位而仅次于已经发展了一百多年的美国。许多人们之所以没能有所预料，是因为他们对中国所隐藏的巨大发展潜力和最终必将爆发出“蘑菇云”来一无所知，以至于后来产生了“黄河之水天上来”的突然性感觉。然而突然性(偶然性)是存在于必然性之中的，并非天上无缘无故掉馅饼，也就是说，中国在崛起之前的相当时间内已经做了一系列的发展铺垫工作，没有这些发展铺垫就不可能出现后来的和平崛起。

四，一个国家的振兴和崛起需要安定团结的国内氛围和国际和平的环境，非和平不能崛起，哪有崛起就不和平了的道理呢？并非国强必霸，并非凡是崛起之物都令人恐惧。有些国家对中国崛起的恐惧感主要根源于他们所持的中国注定落后的习惯性思维和对中国繁荣富强的不适应症，那是他们自己吓唬自己，与中国和平崛起无关。

中国的改革开放不但给中国人民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利益，而且惠及全世界，是对世界和平事业的巨大贡献。发展是可持续的，但导致崛起式发展的某些因素却是不可持续的。因为崛起式发展往往在特殊的历史条件下比常态的发展获得更多幸运的机遇，比如中国在崛起的过程中就收获了幼儿出生率下降、青壮年劳力充沛、老年人退休率尚未到达高峰等因素所产生的人口红利，而这种幸运机遇一般来说是不可复制的；再者，崛起式发展是有代价和牺牲的，比如中国经济的持续高速发展致使粗放型生产方式得不到改造，成本过高，浪费极大，环境污染严重，这些老大难问题最终将成为发展的拦路虎，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

新常态发展应运而生了。优化结构，提质增效，有所进退，波浪式前进，这便是新常态。新常态就是不同以往的、相对稳定的状态。新常态的指向是全国民生活质量的提升，老百姓“获得感”的提升，就业稳，价格稳，民生保障更加完善。如此则中国人民幸甚矣！

2015年4月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