距离我结束插队、离开农村差不多早一年，便已经在蹲10年大狱的公社副手，自然也就不管经他口交代给我的那座蒋家庄村边的水泥拱桥了。我得同施喇子书记打交道了，可他从没有过问过我一句话。我当初接受任务时，同他副手的对话也已经没有意义。我说，“如果你让我边干边学，我就敢试试。”现在想来这是何等的莽撞。还记得当年立即请了一天假，特地赶回常州家，翻找一本建筑书，我从小就有记忆的一本红绸封面书，虽然已经褪色，却是父亲当年在四川搞过建筑当过“包工头”时用过的，父亲说过，他自学的；上海的大舅有回也说过，你爸也是很辛苦的，带一帮无锡工友，自己夜晚一条板凳，头枕一块砖头地在工地守护。在上海北郊顾村国际电台职工宿舍区大舅家，不多几次听大舅讲过去事，怕还是自己小，从不会想到该深问一句，父亲当年建造的是什么啊？直到2000年前后，香港的姐姐打来电话，说四川雅安的表妹问，雅安车站（雅安有车站吗？记得当年去四川看外婆，是坐车到成都，换汽车到雅安的）附近那座红砖楼，当地人有个老称呼，这里不提了，就是当年我父亲造的，现在要价3万元，要不要盘下来？我说：“疯了？要她干什么？”但更震惊的是那楼的“老称呼”；现在说也已经拆迁掉了。我赶回去要找出的那本书，就是造两层楼房的书，砖墙、木地板的那类。父亲当时也没任何特殊的言语，就看着我把它装进了书包带回溧阳。现在常想，我是错过了怎样的一个历史机遇，可以更多地了解自己的父亲，了解父亲在四川的那个八年生活。很自然地，那本书也就不知什么时候弄丢了。只留下至今我依然非常清晰的一个念头：自学！

自学，把那座桥造起来。那种劲头，大约是13年后来到悉尼的中国自费生，最初寻工时的赶拍胸脯劲才可以与之媲美。那年头，不缺的是“上海人的海口寻工”笑话。虽说是“笑话”却千真万确。那时的上海人，虽然大都是小弄堂子里长大，但滩头的风使得他们精明，人缝里哧溜出的胆子圆滑而刁钻得大。有个小子寻工，厂方要电焊工。他去了，自然要他试试手艺如何。结果他把焊枪都焊到了铁板上，气得招工的头儿差点要揍他。问题是上海人一般不肯丢面子，回去对同住的室友说，自己手艺不够好，但机会依然在那里，他竟然怂恿别人赶快去试试，还把自己怎么说的调教给朋友，以便朋友可以抓住试试的机会。第二天，他朋友去了，刚开始说，“I can do everything,…”对方脸色马上变了，拿起一把扫帚就挥过来，骂道“The bloody Chinese, always say’ I can do everything!”  那朋友气愤难平却不知就里，回去后，他的先驱者笑得直不起腰来。

但13年前，我还是要比这上海小子谨慎得多，自觉能仰赖自己在高中里学到的几何三角知识，不虚。平时几个月里也看了泥水匠师傅们用的水平尺，垂铊等工具，原理很清晰。便敢动手土法上马。那时要是想到浇筑六根大梁必须控制好每根大梁的桡曲度，两边桥座的各三对落梁的孔洞，其水平距离要同三对大梁合拢时的尺寸匹配，还得都要在一个水平面上，等等众多的技术细节，我大概是要缩手缩脚的。可那时只是想，怎么定位？石工们等着开工建两边桥墩呢？不开工他们记不到每天建筑站的两个工---抵2块钱哪！便想出了用根铁丝预先标量好尺寸，叫一工友将铁丝绕在腰间，两手拽住，我拿另一头摆渡过河去，两人象拔河般拼命把铁丝绷直，18米孔距不就定出来了？桥墩就能开工。浇筑大梁时，我寻了一方秋收后的稻田，基本干透了，一把铁锹，一根放样画圆弧用的钢丝，一把水平尺，中心弧长多少，中心弦高多少，挖出的土沟就是模板，仔细地夯实，细心地铺沙，反复地用水平尺拖过。然后是水泥、黄沙、石子，钢筋。按配比让派工来的社员搅拌好，我扎钢筋。浇筑好后，将横向连接孔位置标好，就交给了一个老石匠。那时，公社建筑站的大师傅们有时会过来看看，但不插手，我还真没细想他们的并不言语，他们忙，觉得自己顶了个“施工技术员”的头衔，这些三角平面几何他们也没学过，自然该是自己的活。直到后来造第二座时，见他们就踩着我脚印干才明白自己当初是如何幸运。记得大梁浇筑好，要保养几周，我便去南京梅山工地出差；但交代好石工打孔时要小心。回来一看，因为误差的累积以及垂直没把握好，石工把大部分孔洞都打歪了。好在这家住“西湖里”的石匠，一叠声地说“没事”，他重新搞；还真重新用水泥填好，一锤一锤地将多少对孔全部凿了出来，第二次全部合格。那天，我横骑在三对大梁合拢来了的那悬空的水泥桥顶上，将三对合拢处的铁板上的螺钉拧紧时，一位也在梁上拧螺钉的师傅说，看，施书记站在河堤上看呢！我扭头看看，心想，要是安装时垮了，我是不是就得进监狱了？说是哪里一座桥，当然不是乡村小河道上的18米桥，是公路桥，垮了，一位无锡工程师便吃了官司。施书记远远看到完全合拢后，转身就沿着高高的河堤回公社了。

这是我如今想起这个人物，记得非常清晰的一个景象。77年我离开时他“被通知”“进学习班”了，说卷入了“地区与省里”的派系斗争，输了。。。。。。小道消息说，当时溧水县的书记是许世友的干女儿，十分了得，施喇子就同她站在一条线上。而我最后听到他说的一句话是：“这些知青，是真有学问的。”----那天，我自觉高考无望，三天给外省高校发通知的期限已过，我没戏了，隔天便买了60斤磷肥，买了几斤肉，挑回知青点，在家一天，请人一起把自己的一分七厘的自留地土豆种下了，考不上，日子还得过下去。心里难受着盘算该怎样给一定失望的父母亲写信，又想想插友甘青他们填的都是本省志愿，便到邮局一起等看他们的消息。哪知收到一封发自“南京航空学院”的通知书，甘青他们都很奇怪，我也蒙了，我没填这个志愿，我填的三志愿是上海同济的土木工程，这是同我父亲商量好的，“撞一下”—“起码我专业对口”，湖北一个学院，广州一个，都是“建筑”，都在外地，可能机会大一些？至少我已经“建筑过”一两座水泥桥了吧？正当在弄不懂时，施书记进来，默默听了一会，说了这句话走了。可他已经不管事了。

中国的官吏，要么退休了，要么出事了、在牢里了，常识才会回到他们身上，智商才会正常。几十年过去了，变化大吗？如今是讲“梦里乾坤”了。

我放样的那座桥，后来，县水利局来验收，只说我把两边基坑的尺寸放大了一米，其他完全合格。1978年20公里外有过一次5.6级的地震，社员写信给我，说桥没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