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文解字》（下称《说文》）是东汉许慎编著的我国第一部分析古文字形体结构和考究字源的古文字字典（小篆为主）。推究六经之义（六经为《诗》、《尚书》、《礼》、《乐》、《易》、《春秋》，合《乐》于《礼》则称五经），分部类丛，至为精密。历时21年（公元100年——121年）成书十五卷，按540个部首排列，收单字9353个，重文1163个，保存了周宣王太史籀所作《史籀篇》遗珠和战国时代六国文字的散珍（《说文》称籀文、古文）。
许慎字叔重，今河南郾城人（公元58年——147年），大约生活在东汉明帝至桓帝年间。明帝尊崇儒学；章帝大会诸儒；和帝数幸东观。“五经之道昭炳光明”然而“小学不修”“颇改定古文”，“未尝睹字例之条”者甚众（《说文·叙》）。当时学者分为今文经、古文经两派，今文经是用隶书写定的典籍，古文经是用古文字写定的典籍，两派都认为自家讲解五经才是最可靠可信的。时距秦始皇焚书坑儒和统一文字已过300多年，今文经用隶书辗转抄写隶定的过程中必然会发生漏划错简，久而久之，许多古文字的字形字义隐没不闻，致使今文经派以隶书结构解经说字，曲解误读五经真义，加上谶纬盛行，“诸生竞逐说字解经谊，称秦之隶书为仓颉时书，云：父子相传，何得更易？乃猥曰：马头人为长，人持十为斗，虫者曲中也。廷尉说律，至以字断法，苛人受钱，苛之字止句也。若此者甚众，皆不合孔氏古文，谬于史籀。俗儒鄙夫，玩其所习，蔽所希闻------巧说邪辞，使天下学者疑。”（《说文·叙》）。但是今文经流传既久（西汉时董仲舒即是今文经大师），时为显学，朝廷设立学官，招博士弟子员，受官受禄。鉴于此，既通今文也精古文的许慎，为保存古学，先撰《五经异议》以正五经传说之臧否；再著《说文》，其《叙》曰：“今叙篆文，合以古籀。博采通人，至于小大，信而有证，稽撰其说，将以理群类，解谬误，晓学者，达神情。”《说文》一出，古文经开始盛行，一扫今文经派的谶纬谬说。时誉“五经无双许叔重”，奠定了他古文经大师的历史地位。更重要的是他“以字考经，以经考字”（清·戴震语）开启了中国古代学术规范之先河。“以字考经，以经考字”是说字义和经义可旁推交通，彼此证发。汉字的本义与五经、诸子、史传的古义可融会贯通。清孙星衍曾说“唐虞三代五经文字毁于暴秦而存于《说文》，《说文》不作，几于不知六义，六义不通，唐虞三代古文不可复识，五经不得其解”。事实上若无《说文》，我们更不能解读战国文字，周代金文，商代甲骨文了。今天我们凭借《说文》，对古文字进行形、音、义的辨析，才能正确理解先秦文化典籍。因此《说文》是我们打开先秦文化宝库必不可少的一把钥匙。
下面试以一愚之见谈谈《说文》的内容、体例、价值和学习的注意点。
一、 《说文》的主要内容：建立“六书”理论系统（象形、指事、会意、形声、转注、假借）。首次明确“六书”定义，揭示了小篆以及籀文、古文的字体结构规律，在阐明造字本义的同时保留下大量古汉语语音和词汇，以及先秦历史、文献、社会典章制度的原始资料，弥足珍贵。
象形，《说文·叙》：“象形者，画成其物，随体诘诎，日月是也。”诘诎，曲折的意思。日月象形，一目了然。日，从〇从一，太阳之精，光明盛实，满也。古谚语：日出山兮，光明旦旦。成语：夸父追日、羿射九日，均用本义。月，太阴之精，缺也，象不满之形。甲骨金文中“月”与“夕”同形。成语：嫦娥奔月，口语：月儿弯弯照九州，均用本义。古人根据月相阴晴圆缺的变化规律，把“月”作为时间单位，分四段按时序以“初吉，既生霸，既望，既死霸。”命名之，类似现在的一个月有四星期。比如西周康王时器《庚嬴鼎》：“维廿又二年四月既望己酉，王客周宫”，铭文年、月、月相、干支记日四要素俱全，是标准的断代器。意思是说康王廿二年四月既望（第十五、六日至二十二、三日之间）的己酉这一天，王至周宫。但有些象形字就不易看出，如：“元”，小篆上面成两横，甲骨金文写作上面大大的圆人头，连带画出人身，本义是指人头，元者，首也。《左传·僖公卅三年 》：“狄人归其元，面如生”，即用本义。如：“州”，象河川中凸起的土块（陆地），本义是“水中可居者”，故《诗经·关雎》首句“关关雎鸠，在河之州”。
指事 ，《说文·叙》：“指事者，视而可识，察而可见，上下是也。”即用符号来指示字义所要表达的事物，使人一看就认识，细察就明了它的意义。古文“上”“下”两字均是长短两横，上短下长，为“上”；上长下短，为“下”
字。长横表示地面，地面上一短横，说明高出地面，义高也，故曰高高在上；《荀子·劝学》：“西方有木焉-------生于高山之上”。地面下一短横，说明低于地面，义低也，故《老子》：“高下相倾”。还有“本”，亦为指事字，本义指树根，字形在木的根部加粗圆点，表示此为树根。《国语·晋语》：“伐木不自其本，必复生。”、《诗·大雅·文王》：“文王子孙，本支百世。”用本义。古文“本”颠倒即是古文“末”，粗圆点在树梢上，本义指树梢，成语：本末倒置，是也。《左传·昭公十一年》：“末大必折”。存本义。
象形字、指事字为独体，所谓文；会意字、形声字为合体，所谓字。
会意 ，《说文·叙》：“会意者，比类合谊，以见指撝，武信是也。”（指撝，意之所指的意思）就是说会合两个以上的字或意符来表示一个新的意义。如“武”，从止从戈。《说文》：“楚庄王曰：夫武，定功戢兵，故止戈为武”，来解说“武”的含义：能使战争停止才是真正的武。但这不是“武”的本义，在甲骨文里，“武”字习见，本义是征伐用兵之意，“止”象人的脚印，表示人行进，持着戈，出兵征伐。商朝与周边方国战争频仍，国之大事就两件：祭祀祖先神灵和征伐用兵。古人造字无意中泄露了历史的硝烟——商人生活、战争的场景。“信”，从人从言，许慎释其义为诚实，人言必须诚实。现代学者认为“信”字是以“言”为形符，以“人”为声符的形声字，而非会意字。举个会意字“先”，“先”字《说文》从之从儿，有误。甲骨文“先”字，从止从人，表示脚印在人前面，说明先前有人经过，本义为：走在前面，先于，前于。屈原《九歌·国殇》：“矢交坠兮士争先”，成语：争先恐后；身先士卒。
形声 ，《说文·叙》：“形声者，以事为名，取譬相成，江河是也。”意思是说会合两个字（或字符）组成一个新字。一字（或字符）为形符表示字义，另一字（或字符）为声符表示读音。“江”，从水工声，本义专指长江，如《尚书·禹贡》：“江汉朝宗于海”以及春秋战国·吴《工敔太子姑发剑》铭文：“余处江之阳”。“河”，从水可声，本义专指黄河，如《韩非子·有度》：“燕襄王以河为境”。甲骨文“河”习见，从水丂声，与小篆有别。卜辞“贞，往于河，有雨？”（《甲骨续存》二·一七六）。另一类形声字，其声符不仅表音也表意，因为作声符的字本身就存在字义，合成新字后将其字义也带进来。比如：骈，骖，驷；骈，从马并声，驾二马也，义从“并”得，象两人并肩而行，故骈乃二马并驾，嵇康《琴赋》：“骈驰翼驱”，用本义。古者，卿士驾二马之车，《左传·哀公十七年》：“良夫乘中佃两牡”，良夫，人名，中佃，即佃中，甸中，辕车中间，一辕有四马，意思说良夫只乘辕中两雄马。骖，《说文》从马参声，驾三马也。恐非是。古者驾四不驾三，马以引重，左右当均，骖者騑也，旁马也。见屈原《九歌·国殇》：“左骖殪兮右刃伤”。驷，从马四声，一乘也，古者四马为一乘，天子至大夫同驾四，《诗》云：“四騵彭彭，武王所乘”是也。《史记·平准书》：“汉兴------自天子不能具钧驷”，意思是汉兴------即使天子也不能具备四匹毛色纯一的马。
形声字在《说文》中占很大比例，中国文字发展到小篆时“六书”具备，是很成熟的文字，东汉以后字体楷化，不断出现的新字，多是一形一音的形声字，说明中国文字有朝语音方向发展的趋势。这类字有不少是外来词和表示科技的字，林语堂翻译的“幽默”，是个特别例子，以两个字翻译英语一个字，音译意译珠联璧合，真正达到信达雅（英语字、词多不分）。还有最近披露出来的清华大学铊（t a）投毒案。“铊”《说文》原有这个字，读音蛇（食遮切），义为短矛。借来表示金属的“铊”(t a) 时，音义全变了。借得很巧妙：“铊”（t a），形声字，从金它声，从金表明是金属，它（t a）声，既兼顾“铊”英语读音也表明“铊”的化学属性，有毒——象它（蛇）一样有毒。因为“它”，就是古文字蛇的初文，蛇有剧毒。顺便插一句：“铊”作案者心之毒无乃甚于铊毒？当局十九年不作为，抑或亦中铊毒？甲骨文“它”习见，卜辞中常“有它”，“无它”对贞，就是卜问有恙，无恙。有灾，无灾。“有它”，“无它”，已成当时成语，“患它”已深入人心！历史传说尧舜禹时代，洪水泛滥，九州几成泽国，人或为鱼鳖。故《孟子·滕文公下》云：“当尧之时，水逆行，泛滥于中国，蛇龙居之，民无所定---”，《韩非子·五蠹》云：“上古之世，人民少而禽兽众，人民不胜禽兽虫蛇。”古文字“龙”，闻一多先生考证是巴蛇的象形文，一种大蛇，龙即是蛇，故蛇也称小龙。“巴”，《说文》：虫也，食象它。《山海经·海内南经》“巴蛇食象，三岁而出其骨。”故屈原《天问》：“一蛇吞象，阙大何如？”虫也是它，甲骨文虫、它是一个字，蛇也；从“虫”得字的“闽”、“蛮”均是蛇种，典籍中所谓南蛮，荆蛮，闽蛮，夷蛮等均指古代长江以南的荆楚，闽越乃至古粤、交址均是蛮荒之地，毒蛇横行，集居地之民族从蛇得名。
转注，《说文·叙》：“转注者，建类一首，同意相受，考老是也。”意思是说：异字同义即为转注。有两种情况，第一种：字不同而其部分形旁或部分声旁相同的，为建类一首；第二种：字不同而意思相同的，为同意相受；两种字均能互训相释。老、考，形旁相同，叠韵互训。属“建类一首”。《说文》：“老，考也，七十曰老，从人毛匕，言须发变白也。”甲骨金文中“老”，象人长发驼背持杖之形，本义为年老、衰老。《论语·述而》：“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云尔。”《说文》：“考，老也，从老省丂声（苦浩切），寿考也”，甲骨金文中“考”也象人长发持杖之形。考，老本为一字。在《说文》中就不同了，“老”下从匕，“考”下从丂；匕，丂都是持的拐杖讹变。“老”、“考”上部在甲骨金文中也不是从毛，而是画出长长的头发，三根四根五根都一个意思，古人认为肤发受之于父母，不能随意剪去，故头发越长就年岁越老。《蔡侯盘》铭文“不讳考寿，子孙蕃昌”，于省吾先生说：“讳通违，考，老也，不讳考寿即不违老寿，意思说不违失于老寿，则长享老寿之意。”《诗·大雅·棫朴》：“周王寿考，遐不作人”寿考，寿老；遐，何；作人，造就培养人；意思是周王长命百岁，何不造就培养众多人才，是歌颂文王的。与“老”形旁相同的还有“寿”、“耈”、“耆”、“耋”、“耄”，均可训为老。看以下例句：“寿”，老。刚引用的“周王寿考，遐不作人”，东汉另一位经学大师郑玄《毛诗传笺》说：“文王是时九十余矣，故云寿考”。“耈”，老，寿也，耈，面如冻黎色，浮垢，老人之寿徴也。《诗·小雅·南山有台》：“乐只君子，遐不黄耈”。黄，黄发，年老须发变黄；黄耈，面色黑黄如垢，高年之貌也。东汉刘熙《释名》：“九十曰鮐背，或曰黄耈”。鮐背，鮐鱼腹部是黄色的。语又见《师 口（上大下王）父鼎》：“用匄（介）眉寿，黄耈吉康”和《议礼·士冠礼》：“黄耈无疆，受天之庆”。“耆”，老。《庄子·寓言》：“以期年耆者”。“耋”，老。《左传·僖公九年》：“以伯舅耋老，加劳，赐一级无下拜”。“耄”，老。《左传·隐公四年》：“老夫耄矣”。综上述：老，考，寿，耈，耆，耋，耄是一组转注字。另一种转注字属“同意相受”类型的，《说文·段注》举“彘”，“豕”两字为转注。两字本义都为：大猪（野猪），（先秦小猪称“猪”、“豚”）。《说文》：“彘”，豕也，头锐而后蹄废，谓之“彘”，意思是说后蹄钝置仅靠前蹄屈伸，行步蹇劣。象形，篆文下部从两匕，指两蹄。在甲骨文中“彘：从矢从豕，表明豕中箭受伤，这应是《说文》彘义之所本。史载西汉吕后性残忍，将戚夫人剁手足挖眼珠灌药致聋哑，成“人彘”。称人彘而不称人豕，因彘乃后蹄废之豕，戚夫人被砍去四肢故称人彘。吕后之心，蛇蝎之心也！彘，豕同义，如《商君书·兵守》：“使牧牛马羊彘”。《史记》中《鸿门宴》：“项王曰：‘赐之彘肩’，则与一生彘肩，樊哙置其盾于地，加彘肩上，拔剑切而啖之”，彘肩，猪腿。樊哙剑切生猪腿，大口吃肉，大口喝酒，故项王说，壮士也！“豕”，甲骨金文习见，《说文》训彘也，竭其尾谓之豕，竭，举也，豕怒而举其尾故谓之豕，象形，画成头和四足而后有尾，尾竖起。《墨子·鲁问》：“取其狗豕食粮衣裘”。综之：彘，豕，都指大猪，在上古时代应指未完全驯化的猪或野猪。可从字形来看：彘，头锋锐嘴拱突出；豕，怒举尾巴，作攻击状，野性十足。《诗·小雅·渐渐之石》：“有豕白蹢，烝涉波矣”，一大群黑色白蹄子的野猪抢渡河流，来势凶猛，场面壮观。这是将士东征途中所见，慨叹艰苦，同时也说明当时野猪成群出没，肆虐横行，为害四方。距今七千年前的浙江余姚河姆渡新石器时代遗址中就出土了一件灰陶钵，钵体上描绘一头大野猪，嘴拱突出，野性、逼真。说明野猪早已进入古人的视野，因深受其害，故“铭”记在钵。成语有：“封豕长蛇”，即野猪长蛇，《说文》“封”训大，乃引申义，封，本义应为“植树造林”，甲骨文作树木种于地上，象形，郭沫若先生谓“封”即植林木为界之象形。金文孶乳为从丰从土，或从丰从土从又，丰亦声，丰的象形是由树木枝桠形状讹变而来的。故“封”有造林封疆之意，《说文》取“封疆”作本义，解为爵诸侯之土也。这从史实上可得到印证：武王克商后，分封诸侯，将王室兄弟、姬姓贵族、异姓亲戚、元老重臣分封往各地，充当周王朝的屏障。因此《左传·僖公廿四年》说：“昔周公吊二叔之不咸，故封建亲戚以蕃屏周”。这是封建一词的由来和本义。而一“封”定邦，奠定了中国几千年社会制度的格局，流绪至今成为“溥天之下，莫非党土，率土之滨，莫非党臣”的局面，包袱十分沉重！文明的遗产，是项链抑或桎梏？因为“封”有植树、造林、建树屏蕃之义，由此看来鲁迅三兄弟之名：周树人、周作人、周建人，就取得别致，义同而意深，他爸肯定精研过《说文》。话说回来，造林封疆，林子大了飞禽走兽必出没其间，封豕——森林之豕，必是野猪无疑，并一度为丛林之霸。典籍中封豕长蛇也作封豨脩蛇，故事见《淮南子》：上古猰貐，凿齿，九婴，大风，封豨，脩蛇，皆为民害，尧乃命羿射九日，-------断脩蛇于洞庭，擒封豨于桑林。故《说文》“豨”条下云：“古有封豨脩蛇之害，豨，豕也，豕走貌曰豨”。封豨即封豕；脩蛇即长蛇（脩有修长义），故封豨脩蛇即封豕长蛇。《左传·定公四年》：“包申胥如秦乞师，曰‘吴为封豕长蛇，以荐上国，虐始于楚’”。事件的背景是：公元前506年冬天伍子胥率吴国军队攻破楚国都城郢，楚昭王逃往随国，伍子胥掘楚平王坟墓并鞭尸三百泄恨，以报其杀父兄之仇。包申胥去秦国乞求救兵，说了上段话。喻吴国为凶残贪婪的封豕长蛇，为害楚和中原诸国，求秦国出兵。秦哀公犹豫，包申胥依庭墙而哭，日夜不绝，勺饮不入口七日，哀公感动，说：“楚虽无道，有臣若是，可无存乎？”遂发兵救楚敗吴，并赋《诗·秦风·无衣》赞之。呜呼！楚国因包申胥如秦七日之哭而得救，吴国因伍子胥掘坟鞭尸三百而扬名，两个发小以各自不同的方式实现其人生价值，而名垂千古！
转注字较复杂。形象，指事，会意，形声这四类字是从字本身的结构来辨析字义，它不牵涉到其他另外一个字。而转注字，是在辨析本身字义的过程中牵出与其他字之间的关系，在转注中或能产生新字。上文是在《说文》“六书”定义的框架下来表述自己的见解，即转注字有两大类：一，建类一首：（偏旁部首）形同音近的字之间的转注；二，同意相受：只意思相同的字之间的转注。自《说文》书出，1900年来历代的经学家，考古学家，语言学家，文字学家对转注字的理解分歧很大，众说纷纭。比较有代表性的有：1，以字义的引申为转注。清代著名的经学家江永、朱骏声持此说。2，以训诂为转注。清代朴学大师戴震、段玉裁主张此说。3，以反映语言孳乳而造字为转注的。近代经学大师章太炎主张此说。著名的古文字学家裘锡圭先生则认为暂且搁置这种争论，宜吸收“六书”转注说中有价值的内容，来研究语言文字才是最重要的。
现在讲假借，《说文·叙》：“假借者，本无其字，依声托字，令长是也。”意思是：口语里有的词语，还没有相应的文字来对应，就找一个和它发音相同（或相近）的字来表示它的含义，令长是也。这是“六书”对假借的定义和举的例子。以后历代学者多有异议，认为还有一种假借是“本有其字”的，并且“令、长”也不是假借字。
下面根据自己对假借字的理解谈谈心得体会，以期抛砖引玉：
假借是表现字与字之间的关系，是用字的方法，首先必须音同（音近）才能假借。分为两大类：1，本无其字的假借；2，本有其字的假借。在假借的过程中或可产生新字。
兹条述如左：1，本无其字的假借，也分两种：A，本无其字，有借有还；B，本无其字，有借不还；两种情况都能产生新字。先讲A有借有还的，举两个例子：一，“蚤，”，“早”。蚤本义为跳蚤，甲骨文已有此字，因为表示早晚的“早”字还没产生，故典籍中都借“蚤”来表示“早”，《史记》中《鸿门宴》：“项伯许诺，谓沛公曰‘旦日不可不蚤自来谢项王’”，《睡虎地秦简·日书》：“有为而禺（遇）雨，命曰央（殃）蚤至”。后来“早”字产生了，“蚤”字就回来当跳蚤了。二，“说”，“悦”。说，释也，本义是说明，解释。如《论语·八佾》：“成事不说，遂事不谏，既往不咎”。因为表示“喜乐”的“悦”字还没产生，故文献典籍中就借“说”表示“悦”，如李斯《谏逐客书》：“此数宝者，秦不生一焉，而陛下说之”，《论语·学而》：“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后来“悦”字产生了，就将“说”还回去，于是“说”就不高兴了。退货时间应在许慎以后，因《说文》无“悦”字，新字没产生不可言退货也。但《史记》、《孟子》等书中发现有“悦”字，这是后人改写的。
现在讲B有借不还的，也举两个例子：一，“要”，“腰”。《说文》要，身中也。象形，从交从双手，象人两腿交叉两手插腰，本义为腰。如《墨子·兼爱》：“昔者楚灵王好士细要”、屈原《离骚》：“户服艾以盈要兮，谓幽兰其不可佩”。以后被借去作“需要，求取”的要，借了不还，一直要不回来，很纠结，就自我加工制造一个从“肉”旁的“腰”字，表示要的本义。《说文》无“腰”字，说明“腰“字造出的时间在许慎以后，而《史记》，《论衡》有腰字，乃后人所改。二，“莫”，“暮”，莫的本义是日暮，傍晚。《说文》莫，日且冥也。象日在草丛中。《诗·齐风·东方未明》：“不夙则莫”，《越王者旨於赐钟》：“其台（以）鼓之，夙莫不忒”。夙，早；忒，差错。后来被借去作否定副词，表示“不要，不能”，借了不还，爱莫能助，只好另起炉灶，更造“暮”字表示旦暮义。《说文》无“暮”字，说明许慎在世时它尚未产生，先秦典籍中有“暮”字，是后人改写的。在“暮”字产生后，偶尔还出现用“莫”表示“傍晚”的，如苏东坡《石钟山记》：“至莫夜月明，独与迈乘小舟，至绝壁下。”迈，东坡子，苏迈。
以下讲第二类：本有其字的假借。这显然溢出了许慎对假借字的定义框架，许慎认为假借字都是“本无其字”的，但这又不符合语言文字产生发展的实际情况，古文字中“本有其字”的假借现象是客观存在的，为此，语言学家，文字学家都对之深入探讨和揭示。许慎是五经无双的大师，是中国文字学的开拓者，然可谓：智者千虑，亦有 一失。试看以下例子：如“壶”，“瓠”，《诗·豳风·七月》：“七月食瓜，八月断壶”，借“壶”为“瓠”，《说文》两字都有，壶，古代礼器。瓠，葫芦。如“唱”，“倡”，《史记陈涉世家》：“今诚以吾众诈自称公子扶苏、项燕，为天下唱，宜多应者”，借“唱”为“倡”。《说文》两字都有，唱，发歌，歌唱；倡，倡导，首号令也。再看“策”，“册”，《说文》：策，马箠也，一种赶马的杖。见《礼记·曲礼》：“君车将驾，则仆执策立于马前”。《说文》：册，符命也，诸侯进受于王也。就是说诸侯受爵，接受天子的任命书叫册，甲骨金文习见，象竹简用绳子穿系成“册”。周宣王时器《颂鼎》：“颂拜稽首，受令（命）册，佩以出，返入瑾璋”。颂，人名。“策”，“册”，两字意思不一样，但在先秦典籍中，常常借“策”为“册”，如《礼记·聘礼》：“百名以上书于策”。“策”被借用后就渐渐失去“马箠”的功能，真是束手无策。
现在讨论《说文》举的两个假借字：令，长。
《说文》：令，发号也。甲骨金文中“令”上部从A，下部一人跪着。“A”是铃的象形文，摇铃训人，有命令之意，徐中舒先生如是说，有理。如《诗·齐风·东方未明》：“倒之颠之，自公令之”。只有握权柄者才能发命令，所以“令”也成为长官的代名词，如中书令,县令。《史记·滑稽列传》：“魏文侯时，西门豹为邺令”。“令”的字义由命令到发号司令的长官，是词义的引申，而不是假借。“令”是会意字。
《说文》长，久远也。不确。甲骨金文中“长”，象人头发很长，其本义是长短的“长”，屈原《九歌·国殇》：“带长剑兮挟秦弓”。头发长的都年长（年纪大，参看“老”辨析），于是引申出长幼的“长”，即年长，年长的人在古代往往被推选出来任地方基层官长，于是引申出官长的“长”，如古代的“三老”制度：“三老”必须是有德行的年五十以上的长者出任。然也有不良于行者，西门豹治邺时，为河伯娶妇事，不是将蛊惑人心的“三老”扔进漳河去喂鱼吗？由发长——年长——官长，是引申，不是假借。“久远”是长短之“长”的引申义。“长”是象形字。
“六书”系统中“转注”和“假借”存在的争议最多也最复杂，但又最能体现中国文字的用字方法，其造字功能堪与“形声”媲美。东汉后字体楷化，随着语言的丰富和更新，出现不少新字，这些新字大多通过灵活多变的“转注、假借”的用字方法、以“形声”为主要手段造出来的，表现了中国文字极强的生命力，体现了华夏民族自己的语言思维逻辑和特有的智慧。
二、《说文》的部首体例
做个蹩脚的比喻，如果《说文》是个活生生的人，那么“六书”是他的血肉，“部首”就是他的骨架和经络，其灵魂就是贯穿于对九千多个单字的形、义、音的剖析中所显示出来的“五经”本义。而“五经”本义是中华文化之源。从这个角度讲《说文》就不仅仅是文字学史和语言学史上的巨著，还是思想文化史上一部很重要的著作。
以下主要讨论两点：1,《说文》9353个单字划分排列的规律；2，《说文》540个部首序列安排的特点。
1,《说文》9353个单字划分排列的规律，即部首划分的规律。许慎是采取以形相次为主，以义相次为辅的原则，将9353个字划分归纳，使具有共同结构成分的字归为一类“分部别居，不相杂厕”成540部。每个部中选出一个最简单的字列在这一部的最前端，即为部首。于是《说文》就有540个部首。每个部首统摄所在部内的字，使其“同条牵属，共理相贯，杂而不越，据形系联”（《说文·叙》），如部首“木”部：表示这部首内的字都与“木”义有关联；部首“人”部：表示这部首内的字都与“人”义有关联。清段玉裁说：“此前古未有之书，许君所独创，若网在纲，如裘挈领，讨源以纳流，执要以说详，与《史籀篇》、《仓颉篇》、《凡将篇》乱杂无章之体例，不可以道里计”。
2,《说文》540个部首序列安排的特点：始一终亥。即立为一端，毕终于亥。就是说540个部首的序列安排是以部首“一”为开端，以部首“亥”为终结。《说文》“一，惟初太极，道立于一，造分天地，化成万物”。这是以老子“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的思想为指归，东汉时期老庄思想在士大夫阶层开始传播以后经两百多年时间的酝酿到魏晋时期形成一股玄学思潮，许慎其时也深受影响，认为道即自然，道为万物之源，一为万物之始。于是在部首排列上也应道法自然，故始于一。《说文》：“亥，荄也，十月微阳起接盛阴”。意思是说：荄，根也，备也，故阳气备聚于根。十月微阳起，根又从地下接盛阴开始生长，阴极阳生，生生不息。反映出“亥而生子，复从一起”的循环通变的自然之道。此乃始一终亥的根本意蕴。
《说文》“亥”条还云：“亥为豕，与豕同”，此说有误。乃两字古文字形相似，误为一字。《吕氏春秋》记子夏之晋过卫“有读史记者曰‘晋师三豕涉河’。子夏曰：‘非也，是己亥也，夫己与三相似，豕与亥相似’。至于晋而问之，则曰‘晋师己亥涉河也’”读《说文》者不可不察也。
《说文》的价值已“始一终亥”地贯穿于本文的表述中，故不再另起章节赘述之。
三，学习《说文》注意点：
1，先熟悉540个部首的写法和含义，才能踏进研读《说文》的门槛。比如楷书偏旁“月”、“肉”不分，都写成“月”，而在《说文》中是两个部首，所指的意义完全不同。“月”部在《说文·七上》，只收15字，均与“月”义有关联。“肉”在《说文·四下》收字多达149个，均与“肉”义有关联，表明古人对自己“肉身”的深切关怀，故有一部古老的奇书《黄帝内经》流传至今。上文讲到“封豨脩蛇”，“脩”，也在“肉”部首，形声字，从肉攸声。表明与“肉”有关联，是一种肉脯，长状肉干。脩蛇之“脩”取其长之意，故又作“封豕长蛇”。孔夫子招生，收学费就是“束脩”，大概是条状的腊肉香肠之类，也够便宜的，并且有教无类，寒门子弟颜回也能亲炙教泽，门生七十二贤，弟子三千，传播中华文化的火种，善莫大焉。返观今日，学费高昂，连上个野鸡大学也令工薪阶层全家破产，各种培训、补习不是“束脩”能了得，代价要割你一块肉。还有很雷很囧者：马列博士论文须沾泽席梦思床上之“风水”，其“荷尔蒙”含量高。真是世风日下，道德沦丧！笔者书此正值“六·四”二十四周年，年年此日，心，一阵痉挛。莘莘学子，棟梁之材，为国担当，为民请命，何罪之有？！枪一响，恶已铸；血虽干，债须偿；海可枯，魂不散；山之痛，国之殇！
2，读懂《说文》解说文字的条例和用语。
解说文字的条例是：先释义，再释形，后释音。如“吏，治人者也。从一，从史，史亦声”。“调，和也，从言，周声”。
解说文字的用语：
“一曰”，用于解释多义词，释义后再说另一个意思。如“昌，美言也，------一曰日光也”。“播，种也，-------一曰布也”。
“读若”，给字注音的术语。如“绺，读若柳”，“毨，读若选”。也有“读若某同”、“读如”的，作用同“读若”。
“省声”也是一种注音的方法。如“烦，从页从火，一曰焚省声”，即省去“焚”的某些偏旁，但仍读“焚”声。此类字有会意字，也有形声字。“从某，某声”的基本上是形声字，如“超，从走，召声”。
“阙”，《说文》有四十七个字注“阙”。有的是义阙，有的是音阙。可能是《说文》在历代转抄过程中缺漏了。
“从某某”或“从某，从某”表示是会意字。如“秉，从禾从又（手）表示手里拿着禾”《诗·小雅·大田》：“彼有遗秉，此有滞穗”。还有“从某，从某，某亦声”是会意兼形声。如“吏，从一，从史，史亦声”。
“切”，是拼音术语。如“骈，部田切，古音在十一部”，是说取“部”的声母和“田”的韵母，拼读就是“骈”的读音。《说文部目分韵》称徐鉉是用《唐韵》为《说文》加注反切注音，此说不确。现在研究《说文》者均以段玉裁的《六书音韵表》为准。
3，参考其他书籍，加深对《说文》的理解。
《说文》成书至今已1900年，后代学者发现其中有些错误，故应多涉猎其他文字学、训诂学的专著，才能真正读通《说文》。主要参考著作可选乾嘉学派的高邮二王和说文四家，近代章、黄及其弟子，以及现当代许多著名的古文字专家的著作均可作为深入学习的宝典。其中段玉裁的《说文解字注》乃研究《说文》之集大成者，不可不读。黄侃的《手批说文解字》也应值得关注。近30年来许多自以为是地解说文字的小册子甚至大部头著作摆满书架，有贻误后学之虞，初学者不可不慎。正确的做法是选择专业出版社所出的书，如中华书局，商务，三联，社科院，各大学出版社。恕笔者孤陋寡闻，目前至少有两部砖头厚的书不能作为古文字研究之用：康殷《康氏古文字杂著》四种和璩效武《甲骨文字辨释》。康氏才艺多门，乃书法篆刻名家亦擅丹青，然用艺术的激情与敏感来做学问家的古文字考证似有所差距，其致命的缺陷是传统文化根柢问题，仅仅“望形生意”（康氏自评），而忽视文字的音义，这样就本末倒置了。古文字的音义都保存在先秦文献中，能娴熟地驾驭先秦文献的语言文字资料，方可在文字训诂中发前人之所未发。近现代的章太炎，黄侃，王国维，杨树达，于省吾，郭沫若，陈梦家等均是“五经穿肠过”的人物，故建树颇多，最著名的莫如王国维先生《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振聋发聩，乃“以字考经，以经考字”的典范之作。而康氏之作被专家学者评为，以玄想代替实证，缺乏文献语例，妄加牵连，当然漏洞多多了。这也使康氏很郁闷纠结，耗毕生心血一心想进阶古文字研究领域，到头来却为人所诟病。康氏很勤奋认真，一生坎坷，刚毅耿直，为人四海，这些都值得后学景仰，然“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对此只好扼腕兴叹。这从另一侧面告诉我们一个道理：“没有金刚钻，不揽瓷器活”。还有一部《甲骨文字辨析》1200多页，作者璩效武，名不见经传，经查是个安徽芜湖的老人，自发研究甲骨数十年，取得许多惊世骇俗的“成果”：诸如甲骨文不是卜辞，“女”应释为“人”，“母”应释为“儒”等等，自诩已考释出70%-----80%的甲骨文字。每一项都动人心弦的。拜读之余，窃以为现代汉语遣词用字的功夫尚未过关，辨析古文字存在很大的随意性和猜测性，读《说文》“六书”尚欠火候，遑论腹有诗书而治甲骨金文，故许多结论不敢苟同。若其“成果”真确，不啻全盘否定百年来国际甲骨学研究、商史研究乃至先秦史研究的成果，诸多大师穷经皓首之心血都成废铜烂铁？这个玩笑有点大。
4，书写、引用、辨析古文字时应持谨慎态度。
甲骨文、金文是许慎之前一千多年至几百年的文字，他不如今人幸运，没见过吉光片羽，故对由其演变而来的小篆作形、音、义的辨析时产生错误偏差是可以理解的，今天我们在辨析、引用、书写时应以最新的研究成果为依据，不宜再以讹传讹。
如《说文》中“为”释为母猴，然甲骨金文均从爪从象，乃以手牵象令其服役之形，故字之本义是“训象”，“作为”。古文字学家以此订正《说文》之误。另《说文》中“也”释为女阴，此之误直到《说文·段注》仍未获更正，实则“也”字古与“它”、“虫”均为一字。本义都是蛇。篆字，隶书，楷书中有些从“也”偏旁的也可写成从“它”偏旁，即是“也”、“它”同源的孑遗，现已为不刊之论。但一些不规范的解释文字的书籍和其他门类的著作仍津津乐道地讲说和引用此类错误，有的影响还很大，如刘达临《中国古代性文化》、《中国性史图鉴》两部著作都将篆文“也”说成女阴，并找《古籀汇编》中籀文“也”字写法作佐证，他说：“这个‘也’字在古文（古籀文）中形象尤其明显，表现出女性生殖器的大小阴唇和阴蒂，一看就清楚”（见《图鉴》2003年版P52，P59；《性文化》1993年版，内部发行P43---P46）。刘教授是我国著名的性学专家，亚洲性学联合会的副主席，出版著作80多部，还建立了我国第一个性文化博物馆，说出话来有一锤定音之效，却出现此等错误，不禁令人莞尔。还有他对“祝”的解释：“‘祝’所代表的则是一个对生殖器进行跪拜的人，这个人跪拜的对象是‘示’，但是这个‘示’并不一定只代表男性生殖器，相反地，很可能代表的是女性生殖器，因为在甲骨文中，‘示’又可以写成象征女性生殖器的‘匕’字”（见《图鉴》2003年版P50-----P51）。另外还将山东大汶口陶片上刻划符号，西安半坡遗址彩陶残片上图形符号以及甘肃马家窑彩罐上的鸟纹都说成是男根的象征，说：“这是因为鸟头与阴茎相似，鸟生卵，男根也有卵（睾丸），蛋白与精液相似，等等”（详《性文化》1993年版，内部发行P31），越说越有想象力，然以上解字举例乃圆凿方枘，实在不靠谱。专家学者都如此解字，其他戏说，图说的就更五花八门了。刘教授研究宣传科学的性学和性文化有筚路蓝缕之功，为此也为他带来巨大声誉，然而学业有专攻，举证宜谨慎，不宜什么都与女阴男根拉上关系，否则，让正长知识的少男少女；叫禁锢太久，“混沌初开”的父老乡亲，情何以堪！另一种引经据典来解字就扯得更远了：江苏某党校教授仅凭对古文字的一知半解，通过对羊、羌的解说，认为我们民族是羊的传人，而不是龙的传人。主要论点有三：1，甲骨文“羊”、“羌”同义，羌为甲骨中唯一族名，羌族有羊图腾；2，龙的形象、图腾不确定；3，代表我们民族的“黄河文明”礼仪之邦的形象不应是张牙舞爪的“龙”，而应是和祥温顺的“羊”。并越俎代庖作起古文字学家的文字训诂，对从“羊”的“美，善，详，义，样”诸字一一作解，“样”的解释更是中西合璧，他说：“中国人积极倡导的榜样的‘样’，‘木’字旁可视为自然的十字架，就犹如耶稣最初在十字架上的‘羔羊’形象，作为十字架上的‘羔羊’耶稣是信徒敬仰的上帝之子，也是学习的榜样”。（详《羊的传人》）言外之意要学习榜样做温顺的羔羊。此种解字犹如许慎所批“马头人为长，人持十为斗，虫者曲中也”的巧说邪辞。本文不想多费笔墨剖析似是而非的三论点，只是想指出其中似乎有点“御用”的味道。
反观老一辈的学人学者对学问都严肃认真，体现对学术的敬畏和虔诚。白石老人晚年客居京华，据说全聚德老板请他题篆匾“全聚德烤鸭”，老人提笔踌躇再三，因《说文》无“烤”字，“烤”之义在《说文》有“炮”，有“炙”，但总不能题“全聚德炮鸭”或“全聚德炙鸭”，沉思良久，老人题了从火从考的“烤”字，并注明“说文所无，老夫自撰也”。老夫子严谨认真的治学态度可见一斑。《说文》“炮”，毛炙肉也，连毛裹烧曰炮。“炙”，炙肉也，以物贯之而举于火上曰炙。炮与炙应该就是烧烤，看来这是很古老的烹饪技术，古者燧人氏钻木取火，烧出的人类第一道“国宴”大餐应该就是烧烤野兔野猪，烧烤山羊野牛，烧烤虫蛇蜥蜴，甚至烧烤虎豹豺狼，从此人类脱离了茹毛饮血的时代，跨进文明的门槛，脱去体毛，知道羞耻，才有刘教授所说的女阴男根崇拜，才有了文明的种种故事和传说，才有了文明的种种创造和辉煌，才有了今天的你和我。不要小看“炮”与“炙”只两个字，却蕴含着如此丰富的远古信息，这大概就是中国文字的魅力所在，自它产生之日起就携带着我们华夏民族特有的文化基因。
古文字在书写上的应用也存在不少问题，原因是许多书写者的古文字学养不足，近三十多年来随着书法的繁荣，甲骨文，金文，竹简文，石鼓文，小篆，古隶等各种古文字都出现在书法家的腕下，大大丰富了书法的表现形式和内容。但这些古文字可资书写的文字不多，甲骨金文更是如此。至目前为止，可认识的甲骨文仅约1200字、金文仅约2400字，其中有一部分还是现在已经不用的“死字”。而有些书法家却有“本事”名曰用甲骨文金文书写几十上百字的《沁园春》，《念奴娇》，《满江红》等内容不同的长调，以及自己所作的长诗，祭炎帝陵（见《中国书法》2012,06期）等等，似乎甲骨金文就是现在通行的常用字，俯首可拾。仔细推敲之，许多字都是随意替代通假，有的干脆以楷书的形体去造个“古字”拼凑，显得很混乱，错误百出。大有“反正你又不认识，你奈我何”的架势。有的还出字帖如《简帛书千字文》，《古隶滕王阁序》等，许多字都是“简书所无，由我来造”，有乖“六书”，很不规范。早年罗振玉，董作宾，于省吾，容庚，商承祚诸位先生都创作过甲骨、金文的书法作品，但都只是五，七，八，九言的对联或短诗，为何？他们知道甲骨金文的少量字数是不敷应付于写长篇大幅作品的，他们既是满腹经纶的古文字大师也是名副其实的书法家，懂得敬畏文字，尊重学术。书此，想起一件事，在“文革”初期，笔者通过陈玉章老画家借到陈子奋先生用篆书写的《毛泽东诗词三十一首》。那是非常时期，资料匮乏，有幸借得，喜出望外，埋头临摹，从此嗜痂成癖，一发不可收拾。子奋先生是近代国画白描第一人，其成就得力于他的古文字修养和篆字功夫。他写的虽是小篆，但已融进诸多金文笔意，茂密华滋。小篆在《说文》中就有九千多字，加上瓦当封泥，战国陶文币文，秦玺汉印，汉碑碑额，汉镜铭文等，可资参考的字数在万以上，但仍不敷应用于三十一首诗词，临摹中时见子奋先生在某字旁边所作的说明，如：峥嵘岁月的“峥”，剩有游人处的“剩”，心潮逐浪高的“潮”诸字均注“无篆”；莫道君行早的“早”注“见敔敦”，“芙蓉”古作“夫容”，黄洋界上炮声隆的“炮”（篆字从石从駮）注“《说文》所无，此见《六书统》”等等，不一而足。
这些老先生严谨认真的治学精神，至今仍使人感动，我想这或许也是他们之所以能成为大师大家的一个很重要因素吧。
另外，有些字的小篆写法比较特殊，如：仗篆作杖，池篆作沱，洲篆作州，针篆作鍼，帆篆作颿，腋篆作亦，添篆作沾，彬篆作份，翻篆从番从飞，等等，不能详列，这些只能在学习《说文》过程中慢慢地熟悉积累。当然，这个慢慢的过程是十分漫长的也许还有点痛苦，“罗马不是一天建成的”，有人终其一生研究一部《说文》，最后才卓然成家。初学者当务之急宜先了解文字“六书”的结构内容，熟悉540个部首，也就是说熟悉组合各个字的“零部件”，以及“零部件”的含义。但有的“零部件”在具体的某个字里边不易察出，如《说文》“龟”从“它”，不懂“六书”之人，是摸不到门。同样《说文》“育”“毓”“弃”都从倒“子”，想一眼看出亦非易事。“育”、“毓”为同一个字。“毓”古于“育”，因甲骨文已有“毓”字，从母从倒“子”，字形表示母亲生育孩子，“毓”的右偏旁即是倒“子”的象形，头顶还有三根毛发，头朝下，表示顺产。古人造字多神奇，一个字就讲清楚一个大事件------你我是如何来到人世间的。若到期脑袋不先出来，患糊涂，还想待在妈妈的肚子里，问题就严重，生命攸关，难产。典籍就记载一件因难产而引发的兄弟阋墙，母子相见于“黄泉”的故事。主角乃战国初年的郑庄公，“庄公寤生，惊姜氏，故名寤生。遂恶之。”寤生即难产，然而庄公却是个先天一时糊涂，后天一世精明的人物。（详《左传·隐公元年·郑伯克段于鄢》）。“毓”象形会意字，后来又造个会意字“育”，上从倒“子”下从肉，表示孩子是母亲身上掉下的一块肉，很确切。引申为“有妈的孩子像个宝”。反之，没妈的孩子像根草，即“弃”字，甲骨文“弃”上从“子”中从“箕”下从“双手”，表示双手将簸箕里的婴儿抛弃掉。史载周的始祖后稷，出生后三次遭弃，故取名“弃”。《诗·大雅·生民》：“厥初生民，时维姜嫄。生民如何，克禋克祀，以弗无子。履帝武敏歆，攸介攸止，载震载夙，载生载育，时维后稷”。讲述后稷诞生的神话传说，其母姜嫄履天帝脚印（武敏），感应（歆）而生，人家十月怀胎，她却十二月怀胎，认为不祥，故生而弃之。大凡古代的英雄超人都只知其母不知其父（耶稣，商始祖契“玄鸟生商”），说明其时尚在母系氏族时代。后稷教人播百谷，农耕文明始繁荣，于是有了男根崇拜-----社稷。“社”者，男根牌位之象征，“稷”者即农业之神后稷。社会进入父系氏族时代，其父权思维一脉相传至今。
中国文字很神奇，它“一字一世界”负载着众多远古的信息，负载着先秦的五经古义。回想百年来一直鼓噪着汉字要拼音化，似觉不可思议，试想将“育、毓”写作YU，“弃”写作QI，失去字形剩下几个字母能让我们追思千古，缅怀先祖吗？那样文字所承载的远古信息，五经古义全部流失，岂不是文化消亡之兆？黑格尔说：“存在即合理。”中国文字已存在数千年，自有其存在发展的合理性，没必要拼音化而自断文脉。新时期出现不少有新义的字，如：酷，囧，宅，菜，等等。旧字赋新义，文字呈现出相当的灵活性和旺盛的生命力。诗曰：“周虽旧邦，其命维新”，于文字，亦此之谓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