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反抗遗忘：《归来》难能可贵
中共中宣部《党建》杂志网刊登文章猛烈攻击《归来》，正好反过来说明这部电影的难能可贵。
的确，电影《归来》删掉了原著小说《陆犯焉识》的大部分内容，“原本可以拍成史诗，最终却只是一出折子戏”，因而有人说张艺谋是“胆小鬼”。这不但张要自我辩解，原著严歌苓也说，“你们跟审查说去！”因为审查的原因，张艺谋一开始就考虑只拍小说最后二三十页，用比较简约的手法，“将视角放在家庭”。如果要直接反映文革题材，张艺谋1994年拍摄了一部被普遍证明是经典的《活着》，但这部电影到现在还在禁地里躺了二十年未能通过审查，没有真正活过来，无缘在大陆公映。所以公正的评论家都说，无视中国的审查现状去骂张艺谋不够勇敢的人，不是装孙子就是瞎扯淡。就像冯小刚拍《1942》，有人说你为什么不拍《1962》？说冯小刚在逃避在消费苦难，这都是属于站着说话不腰疼。大家要鼓励艺术家的突破，而非绑架他们去背炸药包。
中国有非常出色的电影导演、编剧、摄影、演员。各自作品题材不约而同指向中国现代史上最惨痛的段落“反右”和“文革”的，早期有前辈大师谢晋的《天云山传奇》（1980年）和《芙蓉镇》（1986年）；后来有在专制禁锢下的中国电影最绚烂的一年里出现的三位“第五代”代表人物张艺谋的《活着》（1994年）、陈凯歌的《霸王别姬》（1993年）和田壮壮的《蓝风筝》（1993年）。论者认为，与这些作品相比，《归来》可能是逊色的。但是，也如人们调侃说，这年头，把电影拍出来不算牛，拍出来能公映才牛。当年，《芙蓉镇》能够拍出能够公映甚至能够荣获官方大奖，是因为八十年代的官方还在致力于批判文革而且执行朱厚泽倡导并得到胡耀邦赞同的“三宽”（寬鬆、寬厚、寬容）文化政策；而“六四”之后的九十年代的《活着》、《蓝风筝》就不被允许公映了；如果放到现在，《芙蓉镇》不会通得过审查；《归来》能在环境愈加恶化的今天通过审查，可谓了不起。前文说过，《归来》定位为“生离死别、旷世之恋”，也许正是张艺谋设计的苦心。用眼泪掩盖谴责与愤怒，这是中国式的生存策略。特别是，张艺谋与本世纪最初十年的自己相比，可以说已经隐秘归来。
在今天中国，上述那类反映文革、批判极左的小说、电影几近绝迹，连谈论文革都成为禁忌了。与此同时，人们在经济大潮中沉浮，物质主义泛滥，关心的是金钱，不少所谓有知识的人也不再关注这些历史，而是只顾追求眼前利益，崇尚犬儒，享乐今宵。在这种气候下，近年来整个民族都患了“心因性失忆”，对文革这段黑暗的历史已几乎忘记。而文革余孽正在归来，翻案思潮沉渣泛起，一些政治势力公开为毛泽东发动文革叫好。这是一个令许多有识之士担忧的局面。中共中宣部前部长、一位了不起的思想家朱厚泽就曾经说过：“一个失去记忆的民族，是一个愚蠢的民族；一个忘记了历史的组织，只能是一个愚昧的组织；一个有意地磨灭历史记忆的政权，是一个非常可疑的政权；一个有计划地、自上而下地迫使人们失去记忆、忘记历史的国家，不能不是一个令人心存恐惧的国家。”
正当其时，电影《归来》横空出世。
《归来》这部电影最让人关注的，肯定不能只是爱情，更是文革苦难。有心人看出，表面上电影着意呈现的是一出精心包装的情感悲剧，至于深掘制度之险、人性之恶、悲剧之源这些，似乎并不是电影的首要考量，但观后的震撼却直指时代操弄，达致影片的终极目的。那电影的极终目的是什么呢？著名的中国文革研究学者徐友渔在《记忆即生命》中说：“如果出现了骇人听闻的暴行，集体记忆中将留下空白和断裂，某些事件被列入话语禁忌，一段鲜血淋漓的记忆不翼而飞。有人会对此心安理得，他们懦弱的心灵无法承受记忆的重负，他们只愿意享受当下。但毕竟有人要捍卫记忆，竭尽全力搜寻被偷窃和藏匿的东西，他们坚信，记忆的遗失不仅是过去的缺损，而且是未来的坍塌，他们捍卫的是民族的灵魂。”电影《归来》应该被认定是这样一种捍卫记忆、反抗遗忘的值得称赞的成功的尝试。这是一个新的尝试，也是一个新的突破。
电影《归来》海报上，红字写着：“5.16全国上映”。也许，全中国那些青少年男男女女，对此没有什么反应，但是，许多上了年纪的中国人，绝对为之心头一震。该知道，当年中共中央于1966年5月16日签发《五一六通知》，一般文革史研究都将这一天定为空前的文革灾难的开始。
（九）隐喻：中国民众被“心因性失忆”；中国的“陆焉识”还没有归来
正如许多论者都指出，隐喻便是《归来》取得这种成功的最重要的艺术手法。
这是一部花心思之作。电影里一片接一片的灰色调画面，还有从楼梯口脚踏车的拥挤的排列到纺织女工破旧的宿舍，从火车站到天桥上密集仓皇的人群，从音乐主旋律到芭蕾舞样板戏……构成了一个民族不堪回首的黑暗底色。在那个六七十年代，以革命的名义，女儿告发父亲、母亲赶走女儿、夫妻相见不相认，强势对弱者的欺凌，欺人者也被人欺，在一切都被扭曲的时代，太多的压抑、束缚、恐惧、禁锢、伤害，盘旋在每个中国家庭之上，久久不散。
影片中多次出现“革命样板戏”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的镜头，隐喻被压迫民众为求自身解放而参加革命的理想和信念，而这同文革期间严酷的现实形成强烈反差，相当荒诞。现实的状况是：人人自危，动辄得咎，人成非人，而这一切都是在“继续革命”、“群众专政”的名义下，堂而皇之、大行其道地进行的。特别是，贯穿整个电影故事，是陆焉识平反归来，理当合家欢乐，可是出现在观众面前的却是骨肉亲情竟无法相识，近在咫尺，实在天涯。这是何其荒诞！论者指出，正是这种荒诞增大了反思的砝码，增强了思想的张力，表现了历史的惯性，令人扼腕唏嘘，不能自已。
影片许多细节上留下了大量隐喻，比如冯婉瑜周而复始地在每个月的5日到火车站迎接陆焉识，比如陆焉识在漫长岁月中给冯婉瑜寄的大量书信，比如被女儿剪得面目全非的相册……最了不起的隐喻是电影的结尾——
陆焉识和女儿丹丹推着轮椅中的冯婉瑜再一次来到火车站的出口处。
出口处流量渐少，最后空无一人。
冯婉瑜举目四望。
出口处的铁门“哐当”一声，自动上锁。随着镜头的后拉，纸板上的“陆焉识”三个字仿佛又被锁进铁栅栏。
大雪纷飞，寒风呼号，冯婉瑜白发飞舞。
冯婉瑜在呼啸的风雪中望眼欲穿。她那无望的眼神充满了令人心碎的绝望；在她旁边，陆焉识拿着写有“陆焉识”的木牌，陪着一起等待自己……
有人问张艺谋：结尾为什么要让陆焉识和冯婉瑜在车站中等待？没有想过其他的结局吗？张艺谋回答说：这个结局，他在两年半的改编中，从来没有动摇过。我觉得，张艺谋对电影结局作出这样的处理，真是太高明了。这是一种荒诞的象征，是一个深刻的隐喻。人们已经指出了：妻子冯婉瑜，从中年青丝到晚年白发，月复一月年复一年，在等待二十年未归的右派丈夫陆焉识，肉身的丈夫就在身边，而被政治严重戕害的记忆却使妻子对面不相识，与其说妻子在等候丈夫的归来，不如说是一个饱受苦难的个体在等候国家记忆的归来。冯婉瑜心目中的“陆焉识”，即木牌上的“陆焉识”，不只是她的丈夫陆焉识，可以理解为一个普通公民的理想追求：人的尊严，人的自由，人的安全，人的正当合法权益，等等。冯婉瑜对此耿耿于怀，矢志不忘，她要一直等候下去。在这个意义上，“心因性失忆”的冯婉瑜比任何一个人都目光远大，她的执着的等候，就是无言的精神诉求，也是一个民族深情的永久的期盼。
文学艺术的力量，文学艺术的社会效果，有时可以出乎作者的意料，可以大大超过作者所预期达到的。也许张艺谋和严歌苓都没有想到，和上述结局处理相关，“心因性失忆”是《归来》中最深刻的一个隐喻。
冯婉喻的“心因性失忆”让人联想到中国民众“心因性失忆”了自己国家历史许多非常重要的章节。就说文革吧，中国著名文学家巴金在他生命有意识的最后那些年，不断呼吁成立文革博物馆，但始终得不到当局回应。当局尽可能不让民众追寻和探讨历史真相，特别是文革的真相。这是中国民众的“被心因性失忆”。为什么要这样呢？因为目前还跨不过毛泽东这个坎。
中国错失了评毛批毛的大好机会。审判四人帮时，明明有诸多证据直接或间接指向幕前幕后的毛手，却放过了他。在其后1981年的《决议》中，轻描淡写毛的一些错误，还要高举毛的思想旗帜。邓小平去世后，几个继任者都不敢动毛一根汗毛。毛的遗体至今躺在天安门广场，遗像至今挂在天安门城楼上。毛的阴魂至今盘旋在中国的上空，游走在中国的大地上。于是，许多民众每当感觉当前社会不公严重时，还把毛当神灵般抬出来。这些“被心因性失忆”的民众不了解，毛时代那种人分九等的巨大的政治歧视政治迫害更是残酷，更是可怕，更是最大最本质的不公；而对于某些当权者来说，毛自然是他们要小心爱护的尊神——毛的思想是他们的理论基础，是他们不可或缺的精神支柱。
其实，要评价毛泽东治下的那段历史，很简单，只要公布历史档案即可。在庄严的历史的客观事实面前，一切水落石出，答案自明。有识之士说得很清楚了，一个国家的苦难历史是这个国家记忆中重要的一部分，不管试图做出怎样的涂改和遮蔽，国家记忆必将凝化为国家历史中重要的篇章，是国民心智成熟的基础和公民社会发展的阶梯，国家记忆如同一个国家的容器，没有国家记忆的共同体是没有灵魂和民族精神的失忆之邦。
但是，在这之前，中国民众便只好“被心因性失忆”继续生活着。
想到有人责怪《归来》都是表现痛苦压抑中的被动承受甚至是麻木荒诞的生存状态。没有解脱，也没有真正的升华。《归来》中没有，《活着》里面也没有，严格的说《芙蓉镇》里面依然没有。其实，这就对了。中国的制度环境依然不允许电影人展现一个真实而完整的时代。而在这个制度环境的压迫之下，中国人精神状态的真相，依然是无奈，压抑，甚至是麻木的。无法真正反思，也无力从中升华。所以，不啻是说，《归来》（还有《活着》、《芙蓉镇》）倒是诚实的，也是真实的，包括对象主体和创造主体双方的诚实和真实。
电影名字《归来》本身就充满寓意，让人思绪万千，无限感慨。2014年5月21日，中国青年政治学院教授王东成在他的微博上就电影《归来》评价道：“归来，是重大的历史主题。中国的‘陆焉识’还没有归来。他们死了，疯了，傻了，废了，流亡了，失踪了，化作了泥土和尘埃。他们至今还跋涉在‘婉喻’们望眼欲穿的目光中。我知道，有人不让他们归来。但是，可能吗？总有一天，他们会和温暖的春风与黎明的曙光一起归来。”
但愿如此！
2014年7月3日于悉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