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一直叫她陳姨，至於她的本名「陳莊」，我倒不容易記住。直到幫她編輯了這本《人生何幸夕陽紅》的自傳式相冊之後，我不僅記住了她的名字，也瞭解其人生經歷。她的人生沉浮，也折射了國運世情的滄桑。
我認識陳姨，還是很早的事情。她的大兒子敏剛，是我在廣州第一中學讀書時的同班同學，那時，我就知道他是幹部子弟，家住東山。廣州有句老話：西關小姐，東山少爺。近代廣州，商家、藝人，多聚居於城西的西關，而官衙、幕僚，則佔據城東的東山。當然，新中國後，東山也順理成章成了省委機關、軍區大院之地。比起文革中那些穿上軍裝，揮舞皮帶到處亂砸的幹部子弟，敏剛倒很「逍遙」、超然。現在我才知道，他父親就是文革初期的受害者、殉葬品。陳姨那時就要含著悲痛，獨自拉扯大五個小孩，真不容易。
後來，我和敏剛都被「上山下鄉」的大潮一起沖捲到海南島，在廣州軍區生產建設兵團四師十團「屯墾戍邊」。很巧，我們又在同一個連隊「戰天斗地」。與許多家長一樣，陳姨也曾到過海南探望敏剛，看到兒子的困境，比她下放在粵北的「五七干校」吃苦更甚，便下決心並付出了代價，把敏剛調到自己身邊，最後落實政策才一起返回廣州。後來我也考回廣州讀書，曾上過東山敏剛的家，見到了陳姨。當時見面的情形已記不住了，但陳姨那種首長的淡定，慈母的呵護，還是留下印象。從那以後，我和敏剛都有各自的人生道路。
沒想到多年以後，我和陳姨會在悉尼相聚。大概五、六年前，我還不知道陳姨已經旅居悉尼，她卻得知我在中文報社工作，邀我飲茶。見到她，我才得知敏剛的弟弟敏峰一家也在澳洲生活，並開有旅行社。雖然同在悉尼，但我們都忙於各自的事情，很少往來。
最近，陳姨托中文電台的節目主持人鄧善炳農藝師轉告我，她想出版一本自傳相冊，但年紀大了，又是外行，希望得到我的幫助。我當然義不容辭。她不禁追問：「你是大忙人，是不是因為我是敏剛的母親，你才肯幫這個忙？」我一笑。其實這也是個緣分，敏剛和我是同窗是戰友，但陳姨也是老革命老前輩，她在槍林彈雨中過來，在政治硝煙中沉浮，對我來說，瞭解其經歷其經驗，也是一種人生養分的汲取。
當她捧來一大堆新舊照片攤開在我家的長桌上時，我覺得這個忙幫對了。她有豐富的人生閱歷，也保存了一些珍貴的歷史照片。比如，她父親陪同各方外賓與毛澤東會談的影照，與周恩來、與陳毅的工作生活照，她在粵北打游擊的記錄，烈士的遺書，以及她在婦幼保健方面的貢獻等，如果整理出來，這不是一般的生活相冊，而是一本人物傳記。這既是個人的記憶，也是社會的記錄，更是國家的記載。我可以按時間、事件、主題編排，也希望她從這些相片中寫些相關文字，把自己的人生片段串聯起來，理出一條清晰的人生軌跡。她說，她正有此意，也希望借相冊對自己作個人生總結，給子孫留下一份記憶遺產。
照片和文字資料雜亂無章，只得慢慢整理。在編輯過程中，陳姨的人生履痕逐漸浮現，令我肅然起敬。陳姨常參加悉尼的華人社團活動，人們雖然知道這位外觀平凡的80多歲老人是位老革命，但並不清楚她的身世，更不知其命運坎坷。陳姨開始時也只是寫些戰鬥啊，工作啊，兒孫樂之類的回憶。後來她問我，是不是覺得她的經歷一帆風順？我說，您如果有生活曲折，有情感波折，不妨如實寫下來，這才是真實，才是重要的遺產。她很猶豫，生活很沉重，有些也不便於下筆，但她還是慢慢披露了一些。寫出來後，她也覺得坦然了。
陳姨是出生在香港的一位「小姐」。當然，這不是指今天的「選美」，更不是指「三陪」，這是傳統的語彙，指大城市的閨秀。當年游擊區爬山涉水的戰士們，就是這樣看待她的，不過，並沒有取笑她的「洋相」，而是共同出生入死。一位香港「小姐」，怎麼會跑到山裡來衝鋒陷陣？是他父親把她送上革命之路的。她至今仍由衷地稱他為「恩師慈父」。
說起來，她的父親也是位「神秘」人物，連陳姨至今也未完全清楚他的真實身份，具體經歷。在香港，他的公開身份是港英政府渔政司高級職員、《大公報》顧問，但暗地裡，卻常常帶著十來歲的陳姨去會見滯港的進步文化人士，如郭沫若、沈鈞儒、張瀾、馬寅初、史良等，這些人，建國後幾乎都是中央政府副部級以上的人物。她父親，還親自把女兒交給地下黨，但到達聯絡點之前，就隱退不露面。所以，許多人都認為他是位「民主人士」。上世紀五十年代，他常常陪同外賓會見中央領導人，單獨會見時還兼做翻譯。當我掃瞄他陪同美國黑人學者杜博依斯和女作家斯特朗與毛澤東會談的黑白照片時，發現照片背後注有：「外交部歐美司司長朱伯深」的字樣。我告知陳姨，她也糊里糊塗，大概是第一次知道這個頭銜。這也許是他父親唯一公開的官方身份。
每年冬天，一些中央領導人和知名人士，或重要人物，都要到廣東從化溫泉療養。陳姨記得，有一次他父親到溫泉時，還邀請她一家到溫泉住幾天，她見到了在此療養的一些文化名人，如田漢夫人安娥等。她父親喜歡打橋牌、下圍棋，還與舞蹈家戴愛蓮等一起打牌下棋。但對於父親在北京的工作，她不甚瞭解，只知道其工作保密性很高。她也知道母親的英語比父親說得更好，也很會跳舞，在香港時常參加籌款的慈善舞會，到北京後，常和周恩來他們一起跳舞。我在網上查找，沒有她父親照片，只有寥寥幾句介紹：在香港為聯共黨（即以蘇聯為首的第三共產國際）做情報工作。1950年奉調回中共，曾在軍委聯絡部、外交部任職。說起來，陳姨的三姑朱仲芷還是解放軍海軍司令肖勁光大將的夫人，八姑朱仲麗也是中共中央對外聯絡部部長王稼祥夫人，七叔朱竟之是新中國首任廣東省商業廳長，姨丈董方中也是周恩來總理的保健醫生。
無論如何，這樣一位父親，這樣一個家族，對陳姨的思想人生都產生極大影響，令她義無反顧投身革命。但這樣一位從頭到尾被「染紅」的黨的女兒，曾被子彈射穿身上背包的開國將士，在其後 「三反五反」的「打老虎」運動中，竟被當場繳下駁殼槍，誤打成「老虎」關禁閉。後來雖查無實據放了出來，職務仍被連降四級。直到七十年代她被下放到「五七干校」勞動，父親與干校溝通，邀她同游江南，她才把降職的傷心事告訴父親，還真有「無臉見江東父老」之感。粉碎「四人幫」後，她雖然獲得平反，但錢沒補發，工資級別沒恢復。我雖然晚她幾十年參加工作，出國前，薪酬竟和她差不太多。
她的厄運不僅於此。她的初戀情人犧牲在戰火中，而她的丈夫雖然躲過「反地方主義」的大棒，卻葬身於領袖發動的「文化大革命」中。但她是位堅強的女性，一切都挺了過來。隨著歲月的流逝，這種為理想奮鬥那麼「純真」的人越來越稀少了。歎息乎？慶幸乎？但願逝去的是那種荒唐的日子，留下的是那種執著的品格。
老照片，打開了陳姨的思緒。她斷斷續續撿拾了許多人生碎片，連綴起一條人生足跡。但她的字裡行間，仍不時跳出「同志」、「黨」之類曾經耳熟能詳的詞語。我們這代人已經不習慣用這類語言了，80後、90後更是不會使用這種語言。但我明白，這是時代的烙印，是陳姨那輩人用生命，用新鮮血打造出來的特殊語境。雖然我們已經有了新時代的話語，但對於前輩的言詞，還應該理解，應該尊重，這畢竟是一種歷史存在，是今天社會嬗變、時代發展的歷史依據。
如今，我們正是站在陳姨那輩人打下的江山中，去施展，去作為。因為有了這片熱土，這塊根基，我們才能以開放的眼光，從容的氣度，去審視國家，去打量世界，以新的思維，去建構符合時代潮流的新的「理想王國」。
為理想奮鬥了一生的陳姨，至今仍兩袖清風。她很關心子女的成長，但子女們一個個出嫁迎娶時，她都沒能送出什麼，作為母親，她至今仍有點內疚，惟有為子孫編本相冊，留下生命的記憶。可喜的是，她已經是四世同堂的曾祖母級人馬了，膝下兒孫成群，散居於中國、美國、澳洲、加拿大各地，各奔前程。如果這些子孫們，能夠從母親、或奶奶、或曾祖母的這本相冊中，讀出家庭的悲喜、人生的冷暖，悟出國家的盛衰、人類社會的演進，那麼，陳姨的用心就沒有白費了，這就是一份有價值的精神遺產。對我們晚輩，對所有翻閱此冊的人也然。
編完陳姨這本傳記式的相冊，感觸良多，錄下點滴，是為編後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