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北京飞到酒泉发射场，我本来是去执行中国载人航天员额编制方案研究任务的，没想到立着来到发射场，却横着用专机运回了北京。我在那里发生了车祸，给发射基地添了很多麻烦，给领导添了很多乱，对己对他人都增添了太多的痛苦。1993 年9 月14 日，塞外戈壁的金秋过早凋零显得光秃荒凉，但卫星发射的准备工作热火著名书法家张又栋赠送的条幅朝天进入了关键时期。我身兼数项使命从北京又一次飞到了酒泉卫星发射中心。
然而，这次我却在卫星发射场遭遇了车祸的噩运。而且危及到了一同工作中的领导、同事，生活中的大哥、大姐的生命。这也是我人生中的憾事，尽管过去了十多年，但那是一段刻骨铭心的惨痛教训。当一个遭受灾难时，人们劝说他的时候总爱用中国民间流传的一句话，那就是“大难不死、必有后福”。而他们哪里知道，人在大难临头时，哪还能顾得上想后福，当时所想的充其量也就是如何躲过大难、如何遭大难而不死！
这种想法也只有真正亲身经历过大难的人才会有真实的体会。以至于总装备部书法家张又栋要送我八个字“大难不死、必有后福”时，我坚持只要“大难不死”四个字就行了，但他大笔挥完后嘴里直念叨：“不妥、不妥”，于是又在右上方加了“建蒙兄必有后福”。酒泉卫星发射场四周的大漠草木难生，金秋的戈壁滩天高云淡，令人心旷神怡。虽然已经是下午四五点钟，如血的残阳却仍然偏斜地挂在当空，被烈日蒸腾了一天的大地虚幻着层层叠影，仿佛海市蜃楼般使人飘渺。
我们在发射场南部一个航天测量站结束调研工作后，分乘两辆日产越野吉普车向驻地飞驰前进。尽管戈壁滩的空气干燥如火，但我们每个人的身上都被汗液闷得黏糊糊的。这些人大多来自内地，短时间内对这种干燥气候还不太适应，再加上在这种没有路的戈壁滩上颠簸了一天，各个口干舌燥。尽管车内音响播放着节奏感很强的美妙音乐，但看着车窗前方海市蜃楼般蒸腾的幻影，上下左右的摇晃震荡使人疲乏得昏昏欲睡。
一望无垠的戈壁滩空旷无人，忽而是坚硬的碎石，忽而是松软的沙土，再就是由一簇簇骆驼草造就的星星点点大小不一的沙包。吉普车在这种路上行驶，那就是哪平往哪开。确切说，仅仅是在地上而不是路上，因为根本就没有路。厄运降临了。灾难发生了。黑色幽灵呈现在了我们眼前。就在那一瞬间，我只觉得头向上往车顶猛地一冲，立刻意识到车已失去平衡，接着便失去了知觉……
若干分钟后苏醒过来的我，浑身剧痛，仰面朝天躺在那里。我的身子疼痛无比不能翻动，斜着眼睛看到车的四个门都开着，现场一片寂静。车上的音响仍然在播放着音乐，车旁好像有人的呻吟声，我意识到车翻了。
我们车里的人都不同程度地受了伤，年纪轻的好像伤得轻一些，要说轻那是说四肢还能动。年纪大些的伤重，其中两位处于昏迷不醒状态。我们前面那辆车折回来立即把我们一个个抬到了那辆车上，紧急运到发射场医院组织抢救。
发射场医院的医疗设备和医疗条件毕竟比北京差。第二天，上级机关派军用专机带着救护队从北京赶到了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就这样，我换了担架上汽车、倒火车、上飞机，几经周折安全到达北京的医院。这可是上级专门从北京派出的专用飞机呀，可以看出这场车祸惹出了多么巨大的麻烦，我也忘不了时任副参谋长段双泉将军、我的部长李宝铭亲自到北京专用机场关怀我……
我妻子当天随首长有外事活动，会议结束才知道我发生车祸回到北京，措手不及的妻子被送到医院见到了生命垂危的我。
我的肋骨多处骨折，胸内积血，就是医学上说的“血胸”，经穿刺将胸内的血抽出来后，病情控制住了，可以说对生命形不成危险了。然而，更大的危险在后面，死神又凑热闹似的跟我开了一个大玩笑。
车祸已经过去十天，我的脖子总是疼得不能动。正好国内知名骨科专家吴子康老先生来医院会诊，据说邓小平的儿子邓朴方的截瘫病就是由吴老先生负责诊治的，我想，我也是赶上机会了。吴老先生看完我的片子后，第一句话就是：“这个人现在瘫了没有？”我当时躺在病床上，当然不可能知道，但发现病房里一阵异常的紧张和忙乱。我问护士，他们忙乱中也只是应付我一下。
而妻子来到我病床前，我却发现了异样。我问她：“你怎么了？”
她泪水涟涟地摇摇头说：“没什么。”
我说：“不对，到底发生什么事情了？”因为我从她那眼神中看出了问题，进一步追问，她却面露难色，似乎又要哭的样子。
这时，医院领导和胸外科主任来到病床前，并给我介绍了同来的时任骨科主任邹德威（后升任为医院院长）。随同一起进来的还有一帮医生和护士，把病房挤了个满满登登。
我不知所措急忙问：“怎么回事？发生什么事情了？”
医院领导这时和气地告诉我：“今天专家会诊发现你的颈椎有些问题，经医院有关科室会商决定，需要将你由胸外科转往骨科。”
一到骨科，立即给头拉上了牵引。所谓牵引就是平身仰卧，在头上缀上几千克的秤砣。这样，头不能转动，身子不能侧，一天24 小时吃、喝、拉、撒都在仰面朝天这一种姿势下完成。人在一种姿势下躺着坚持几十分钟没什么问题，几个小时姿势不变就会觉得难以忍受。那么近千个小时都这么一个姿势躺着，是需要点毅力来忍耐的。但是为了活命，为了今后的生活质量，毅力和忍耐在我身上出现了。
据医生说，绝大多数像我这种情况的患者都有高位截瘫的症状，少数脊椎椎管宽大的算是侥幸。《实用创伤骨科学》中是这样说的：“颈椎骨折脱位：此种损伤多系骨折伴发脱位，以致伤及骨髓而出现四肢性瘫痪，为颈椎损伤中最为严重者。其中也有个别病例虽然有明显骨折脱位，却无脊椎受压，可称之为幸运者损伤，这主要是由于患者椎管宽大之故。”我真的就是那“幸运患者”。颈椎脱位患者本来要特别注意脖子不能动，以防脱位加重造成脊椎受压。否则，重者死亡，轻者也要落下高位截瘫性残疾。而我呢，医生要我回忆了一下，在发现我颈椎有伤之前移动了十次还多竟没有出事，可以说是更幸运者。医生说：“你真是命大，真是大难不死，这一是要感谢搬运你的同志小心翼翼，但主要应该感谢你爹妈给了你的这副椎管宽大的骨骼。是你妈生你生得好啊！”可事到临头，我却不敢告诉远在外地的爹妈。他们年纪大了，心理上会承受不起。我这“大麻烦”全部交给了妻子。她承担了救治、照顾我的全部压力。她把女儿安排到姥姥家，24 小时住在医院全程陪护我。
也正是由于椎管宽大的原因，虽然颈椎脱位但没有神经症状，使医生未能及时做出诊断，过后想起来真是后怕。我恳切地告诉医生，我起码还是个唯物主义者，请你们按照实情给我交个底，我会积极配合治疗。
颈椎脱位在医学上有保守治疗和主动治疗两种思路。保守治疗以通过人体自身的再造功能自行恢复为主，辅以其他医学治疗措施；主动治疗主要是通过人为手术的方式达到治疗目的。前者在治疗中虽然风险小，但头上挂着秤砣要水平躺很长时间，并且由于颈椎软组织再造功能较差，在以后的行动中要时时加以小心。
这就给患者戴上了一顶“高危颈椎”的帽子，将无疑让患者在以后长期生活和行动中背上“谨小慎微”的包袱。而后者疗期短、后遗症小，但在脖子上动刀子要担比较大的手术风险。听医生讲，随着医学技术的发展，颈椎手术已趋于成熟，但也发生过在手术台上把人做瘫的病例。保守治疗虽然没有手术那样的风险，可也发生过患者病愈很长时间，下楼不小心一脚踏空而出现从脖子以下高位截瘫症状的。
掌握了这些情况，我已经暗自下决心：我要接受主动治疗！我清楚妻子的办事能力和一贯的稳妥作风。她出面请来了北京做颈椎手术的“第一把刀”和我们医院最好的骨科主任邹德威同台为我手术。剩下的事自然也全部交给妻子去办理。
手术前需要病人亲属在手术单上签字。单看手术报告单上的几条风险，就可知妻子心里的压力有多大。手术的各个环节都已经准备好。上手术台的头一天，我的部长李宝铭来到病房鼓励我。第二天我从病房进入手术室前，按惯例需要患者亲属签字。直到生死关头，我父母和兄弟姐妹还没有一个人知道这事，我坚持不让告诉他们。妻子的手打哆嗦就是签不了那个字。为了给她壮胆，我仰面朝天躺在将送我进入手术室的四轮床上，在手术报告书上写下“出现任何问题由我自己负责”，并签上了自己的名字。妻子也只好含着眼泪签上了“同意”二字。我那卫星发射试验处的几位参谋早已等候在医院的走廊内。他们安慰我说：“处长别紧张，我们安排了两辆车在门口待命，万一需要血，需要救助，我们也都有准备。”
这时我突然生出了一丝生离死别的感觉。难怪妻子的神色如此紧张。于是，我强装笑脸对大家招手说：“谢谢大家，现在就先跟大家告别了。一会儿我能够出来的话就又是一条汉子。相信我会出来的！”大家的神情都很凝重。
此时我的心情是坦然的，我唯一的念头就是不论受多大的罪，也要与医生积极配合，活着就要有个活的样，绝对不能像包袱似的让别人背着。如果瘫在床上生活都不能自理，那将生不如死，那样不仅对自己不负责任，而且对单位、对领导、对亲属以致对社会都是一种不负责任的态度。如果那样，且不说自己的感受，单单就是给别人背上包袱就足以使我度日如年，丧失生存的勇气。
手术圆满成功了，我非常感谢治病救人的专家、医生，他们真的让我大难不死、大难不残，我站起来又是一条汉子了。等我的身体一天天好起来时，累的面容憔悴的妻子终于叹口气对我说：“你就是个不省心的家伙。当时别说其他压力，单说在手术台上有个三长两短，我怎么向你远在外地的父母亲交代？
在医院的日子里，每天前来探视的人络绎不绝，有领导，有同事，还有朋友，光机关的领导、发射基地的司令员这些将军就来了好几十位，使我内疚的心深为感动。一开始，我的身体还处于危险期，医院为了能让我得到休息，专门在门口设了岗。给组织上找了那么大的麻烦，使我更加问心有愧。但前后来的数百人给我带来了安慰，带来了鼓励，使我垂危的生命感到了人间的温暖和情谊。我深深地感到，当自己有了从死亡边缘被抢救而挣扎的身体会，更加发自肺腑地感激抢救自己、关心自己的单位、领导、同事以及亲人们。十天后我可以下地活动了，三个月后基本康复如初。我们几个同车难友都从死亡的边缘回到了人间温暖的怀抱。随之而去的是鲜血，是痛苦，留给我的是教训。深深的教训永世难忘。
我那次出差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的工作笔记本，随着车祸定格在了那一天。这个定格也成为这本笔记本的结尾页。如今仍然能看到在这一页上，记载着酒泉卫星发射中心为了完成国家赋予未来的载人航天发射任务、某测量站所需要配备各类人员的设想方案以及其他待办事项。这些工作在我手头成为永远的待办事项。人这一生总会遇到种种令人意想不到的突然事件，要从主观上尽量避免，要从客观上极力遏制。但灾难降临，也要有积极向上的应对心理，要立足现实、提高勇气、树立信心、锻炼毅力。这其实也是我当时内心的真实写照在我最困难的时候，妻子总是对在我耳边温柔地说：“既然灾难降临了，那就要面对现实，不管你的身体怎样？不论你今后的前景如何？我都会陪伴在你身边。”这些话语深深触动了我的内心世界。疼痛算什么，困难又怎样，关键是你敢不敢挑战。我终于告别了病床，又重新站立了起来。立起来就应该是一条汉子。在这航天路上发生的惊险一幕过去了，要继续在这航天路上走下去，要做更多对航天有益、有意义、有贡献、让更多人高兴开心的事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