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您是达州哪里人？当初怎样走出达州的？
答：我从小在铁山脚下的渠钢长大。考上达一中那年，父亲工作调动，搬家进城。1969年入伍到北京。1972年上南开大学中文系。1975年毕业后在部队当文化干事。1981年转业到文学杂志做编辑，直至今日。走南闯北，履历平平；寒来暑往，乏善可陈。
问：不过，您的“走出达州”，倒令我心有所动。记得小时候乱翻书，记住了“周游列国”几个字，心中荡漾开来，生出人在旅途的许多想象。又居然悟得不可好高骛远，应脚踏实地，从“周游列县”起步才对。这样说，并非润饰自己少年老成。而的的确确，在19岁当兵之前，我已将达县专区所辖11县，县县走遍。
答：列县皆入吾心，人便与年龄不符地自负起来，说起各县土产特产，两眼放光，如数家珍。通江县的白木耳、南江县的黑木耳，大竹县的米劳 糟、邻水县的豆干，平昌县的小角楼，绥定府的灯影牛肉，等等等等，杂花生树，不一而足。另有一些内容，亦是令人亢奋的话题。周游途中，如果跨出本专区地盘，稍稍多走几步，往往别有洞天。譬如开江县的柑桔林，东延几十里，便是刘伯承的开县；平昌县的石板路，西去几十里，便是朱德的仪龙县；渠县的渠江水，南流几十里，便是邓小平的广安县……少年的脚，攀过几座山，趟过几道河，竟有了成年人的心，眼睛里视之俨然的事情越来越少，误以为自己涉世宽阔而腹中充盈。
但实际上，我的心思，从未“走出”过达州。在外数十载，总有异乡漂泊的感觉。孩提时代的一切，包括饮食习惯，语言习惯，甚至为人处事的思维习惯，往往影响人的一生。比如，许多年来，我始终一丝不苟地养着一坛泡菜，成为单位同事间的笑谈。又比如，我平常说普通话，但只要有对象，最地道的川话（不只发音，关键是语汇）会不假思索，张口就有。
问：您觉得自己哪一段人生经历最重要？
答：对于我来说，最有意义的，应是少年时的文学记忆。绥定风水奇异，盛产诗人。进中学后，读到梁上泉的《山泉集》，开始东施效颦，涂些押韵句子。十四五岁时，我写过一首诗，头几句是：“桐子花开，李子花落，我有一首春天的歌，歌子虽然唱得不好，但不唱心头不快活”。桐子、李子的花期，孰先孰后，人们多不留意。我几上凤凰山，得出准确结论后，快活无比。
十六岁那年，我在城西的“云水山房”，拜见本地诗界泰斗李冰如。其时红卫兵四处抄家，满城鸡飞狗跳。我读他新写下的诗句：“一走二走三走，都未走出门口，门坎儿本不甚高，是什么将我绊倒……”恍惚觉出一位古稀老人的惶惑、无助与恐惧。这些少年时代的“文学”往事，润物无声，左右了我平日的爱好，甚至限定了我一生的职业。
问：在您的职业生涯中，您最得意的事情是什么？
答：岁月蹉跎，碌碌无为。聊以自慰的，就是以二十多年的光阴，将《文学自由谈》张罗成了小有影响的文学批评刊物。
问：您如何看待文学批评？最喜欢哪类作者？
答：眼下文坛，文学名著越来越多，著名作家越来越多，文学表扬越来越多，文学批评越来越难。前三多，当然是一种虚热。依文学批评的本质，所有作家、作品，所有文学现象、文学事件，无一例外都可以成为击打的靶子。所以我多年来总是把热衷笔墨官司、张扬不同声音作为办刊的目标。
一本刊物，通常由名家奠定品牌，由非名家保持锐气。所以，我最欣赏的写手，还是那些没有任何精神包袱的非名家。不论他是剥皮抽筋，还是隔靴揉痒；不论他是抱团儿策应，还是互不买账；不论他是图穷匕首见，还是温言恭俭让；不论他是正经在说话，还是故意来打岔……只要谁出语奇绝，那人便是我们喜欢的作者。
有性格的作者多了，刊物自然就可爱起来。所以，作家王蒙先生曾说过一句话：“在我们的阅读中，有《文学自由谈》和没有《文学自由谈》是不一样的。”
问：作为茅盾文学奖的评委，您如何看待“时下文学不景气”的说法？
答：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一部小说炸响全国、文学发烧友遍地皆是的景观，已一去不返。回归寂寥，这才正常。一个健全的社会里，只有具备文学感觉和文学冲动的人才会关注文学、纠缠文学。
问：茅奖评选过程中，评委之间会有争论吗？茅奖的启示何在？
答：我体会，茅奖的竞争，实际上是评委之间的博弈，但绝不是利益的搏弈，是评委的文学见解和文学标准相互较量、包容的结果。所以会有唇枪舌战，也会有握手言欢。
茅奖结果公布，尽管众说纷纭，但正面效应为主，是不争的事实。凡纯粹地有志于文学的作家，从中得到的启示应该是，相对于文学写作本身，包括茅奖在内的一切文学活动，皆属于庭前的花开花落，天上的云卷云舒。惟有独自面壁伏案，才是写作者实在的本分；而外界的“承认”，顶多算附产品而已。
问：您在文坛从业多年，一定心得不少，能提供一二与大家分享吗？
答：文人相轻，自古皆然。但世间诸事，包括我们自己的言论、文章、声名等等，最终最终，都只是过眼云烟。积我大半生阅人体会，凡自珍自爱者，如一意孤行，必导致自恋；自恋发展，必坠入自虐。人生在世，学会莞尔，善于释然，于人于己，利莫大焉。
问：您回达州的时候多不多？达州变化大吗？
答：几乎每年回一次吧。家乡变化不小，尽管尚不到“令人惊异”的程度。但人们观念上的变化，与沿海地区，甚至与大都市基本上还是同步的。达州知名度还待宣传，可从做大某些品牌着手。比如，元九登高，别市、别省、乃至别国皆无，实属海内外的“孤本”、“绝活”；又恰逢春节、寒假期间，非常适于聚集八方人气。
问：您对打造“巴山作家群”有何建议？
答：每次返乡，迁居外地的不算，呼朋引类、同行同止的有陈官煊、宋小武、喻德荣、刘秀品、邹亮、刘成见、常龙云等一干文学朋友。他们出道早，成绩大，又各有自己的人脉，对达州文学的繁荣，承上启下，相辅相成，角色重要。所以，我对他们，常在钦敬之中，又满怀期待。企盼家乡的文学同道，在强调个体劳作的同时，不忽略交流文学感觉，净化文学心境，提携文学新人。假以时日，就有希望打造出具有巴山气派的文学品牌，于华夏文坛占据应有的一席之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