睁开眼睛，模模糊糊地看见两个人影在身边晃动着。看清了，是两个护士在忙碌着。一个正在本子上写着什么，另一个在摆弄着吊在我床头上方的瓶瓶管管。看到我醒了，那个那着本子的护士亲切地跟我说话：“很高兴你醒了。你知道你为什么在这里吗？”“在动手术”，我回忆着。“对了。现在手术已结束，医生也都走了。我们正准备把你送往病房”。
我的病床被推出手术室，进入走廊边上的电梯，一直上到六楼，出了电梯往左拐，再往左，穿过一个护士工作台，进到一个大病房。这是一个四人病房。已有三个病人住着。再仔细观察，每个病床都可以用布帘隔开，这个大病房就可以分割成四个单人病房。在我对面的病人可能病得较重，脸上不太有表情。在我旁边的病人似乎刚进行过大手术，两个护士在她身边忙着静脉插管输液等事项。而她还能忙中抽闲看我一眼，问我是否感觉到冷。只有斜对面的病人精神不错，跟我说了声hello，还对我介绍她们三个人的名字。她叫朱丽叶， 我对面的叫林达，我旁边的叫朗塔。
麻药的效力已过去，我感到伤口很疼，护士给我拿来了止痛药和水。我又感到很饿，从上午到现在我还没吃过东西，连水都没喝呢。但现在已经是夜里11点了，护士也没办法为我找到吃的。只好再挨一夜俄。罩在脸上的氧气罩弄得我嗓子很干，护士不敢把它摘下来，我就自己摘下。很奇怪，我以前也做过全身麻醉的手术，从来没有带过氧气罩，为什么这次要带这么长时间？吊在上面的输液袋已经瘪了，我让护士替我拿掉，护士只把管子抽走，针头仍然留在我的手背上，用胶带固定着。我就这么睡着了。
我的手术并不大，准备着第二天出院。第二天的护士也跟我说我可能当天会出院，我的床暂时先不整理了。病友们向我投来羡慕的眼光。谁知护士后来又告诉我昨天作手术时的心电图异常，心脏科的医生要对我做进一步检查，一时还不能出院。就这样我在医院里一住就住了五天整。闲着没事，就和病友、护士们聊起来。朱丽叶是senior citizen，心脏四年前动过手术，装了一个人造心脏阀。护士柳说她的一位朋友没敢做这个手术，觉得这个手术风险很大。朱丽叶说她当年考虑时认为自己是在死亡和手术之间作选择，而手术至少能给她带来希望。她的手术很顺利，直到如今都感觉良好。她的两个膝关节都已磨损。其中一个两年前动过手术，还有一个也等着处理。医生告诉她这第二个不用开刀了，只要用注射器从关节里抽出一些软骨组织，经过培养后再把大量的这种软骨组织注入关节就可把关节修复。我忽然记得进医院前两天从新闻节目中听到过这种新技术的报道。没想到普普通通的朱丽叶身上根快就会凝聚着两项医学科技成果。她这次进医院是因为肺部感染。除了不时有些咳嗽外她的情绪一直很乐观，很愿意跟别人聊她自己的事。没人聊时她就用棉线勾她的编织品，还很高兴地向别人展示她完成的作品。
朗塔这次是在腿上作血管旁路手术。这是一个大手术，需要一段时间才能恢复过来。谁知她第二天就嚷着要自己去厕所。护士过来阻止她。但她第三天就自己走动了。她的输液管一直没撤销。除了输液管，她还带有其他的不知什么管。每次她走动，就得随身推着支持这些管子的架子。这些管子并没有阻止她勤快地走动。她照常洗澡、上厕所。她念念不忘的是她还没有把圣诞节的礼物准备好。我笑着说：“不用担心，你可以让别人替你准备”。她说：“有的礼物还非要我自己准备不可。我得准备一件给丈夫的，还有一件给女儿的”。但愿她能及时出院去准备她的圣诞礼物。
林达始终没有离开过她的床，吃喝拉撒全由护士照料。听说她得的是什么癌。我不禁对她感到有些怜悯。她虽然不像朱丽叶和朗塔那样活跃爱说话，脸上也没有什么表情，但也常能表示出对别人的关心。吃早餐时朗塔谈到她喜欢吃草莓酱，林达马上让护士把她自己套餐里的草莓酱给朗塔送去。当我谈到想吃水果时，她又让护士把她的香蕉送到我面前。护士一边送香蕉，一边跟我开玩笑：“看，你又让我添麻烦了”。四天后林达要转病房了。当她的病床被护士往外推时她向我们招手道别，脸上露出一丝笑意。
林达走后的当天晚上又进来一位病人。这位病人一进来就打电话，打到很晚。第二天离开病房后就没回来，也许是出院了。
护士柳是这个病房里唯一的华人护士，因为可以和我讲Chinese，当然跟我聊得比较多。我发现她办事比其他护士更认真。当她发现我的血压很低时就有些不安，又打电话给医生，又不断重测我的血压，直到数据不是很离谱她才放心。她在中国曾是个中医，来澳州后读过护士文凭，就干起了这个行当，一直干了近二十年。她并不讨厌这个行业，只是对她不能继续干中医有点遗憾。事隔这么多年她始终耿耿于怀。最近她加入了澳洲中医学会，准备重抄旧业。她丈夫不反对，也不支持。我对她的想法表示支持，给了她一定的鼓励。
心脏科的医生对我的心脏一直没查出什么原因，准备让我先出院，以后再到门诊继续检查。我总算解放了。五天的时间不算长，但这里的病人、护士却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让我真正体会到生命的无常与无奈，而这其中又由于有人努力和坚持让医院显得肃穆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