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对过春节情有独钟，其浓浓的亲情和团圆之情、友人之情皆在这节日里显尽。不过，春节对我们这样平时整天忙于工作上的事而无法静下来写作的人来说，实在是难得理理思绪、好好行文动笔的好时机。一句话，别人欢饮豪放，我等敲键就文。这就是我已经养成了十几年习惯的“文学春节”。
最早的一件事算是从我的成名作——《落泪是金》开始的。那是1998春节，我正在《中国作家》主持赵瑜的《马家军调查》一书的出版与发行工作。这一年赵瑜的这部作品把整个中国好好折腾了一番：从6月份出版之后的几个月中，围绕“马家军”的事着实热闹了之后的大半年，当时由于马俊仁出来要同作者打官司，故而事情越扯越复杂，甚至中央几位领导出面调解此事。而当时的“马家军”如同今天的航天团队一样，是国家的荣誉和形象，赵瑜的一篇《马家军调查》把整个事情翻了个底，这种颠覆性的报告文学，已经不再是文学的问题了，而是一个国家的社会问题。事情就这样闹大的。身处旋涡中心的我和《中国作家》杂志自然格外忙乎，问题的另一个关键是：我们《中国作家》因此跟着又大红大紫起来了，读者期待值飞扬，希望有更多好作品在我们杂志上出来。我当时是总编室主任，实际上负责杂志的经营和发行市场工作。这份责任让我更明白“抓住时机”这话的实质意义。作为经营管理者和作家的双重身份，我可能比一般人更着急能不能在《马家军调查》之后还有没有好作品推出。记得这个时候我们又拿到了杨沫儿子老鬼拿来的一部长篇，该作品发行也算不错，但与《马家军调查》没法比。这个时候我倒对一本纯文学杂志如何走向市场有了些自己的主张：原来的拼盘式组稿需要改进——整本推出一部或两部大作品，读者更愿意接受和喜欢。这是反常规的文学杂志操作，到底如何，得有市场和读者来检验。
好作品不是想要就会来的。可杂志是周期性的，断了粮肯定会影响杂志的印象和刚刚建立的市场效应。怎么办？有一个办法：自己动手吧！就在这个时候，我接受了一项任务：团中央李克强书记正在主持一项调查大学贫困生问题的工作，具体实施这项任务就交给了团中央学校部的邓勇部长。他们希望我以报告文学的形式将中国大学贫困生问题作一调查，并通过作品来呼唤社会对贫困生问题的关注。这是一项非常重要而紧迫的任务，所以调查采访工程非常大，我是有自己岗位工作的人，不是专业作家，故写作和采访就必须是业余时间。这弄得我很苦，采访量是全国的大学和众多贫困生及老师和家长等多方面的人员，后来我用了近几个月的时间，走访了40多所大学、采访人员达380多位，可想而知工作量之多。我记得有几次到大学采访是中午时间——因为我不能影响学生们上课时间，所以只能等他们下课或放学时去采访，那时没有汽车，只能骑自行车。太困，有几次我骑着车竟然打瞌睡……写报告文学的现在人数越来越少，重要原因就是需要花大量时间去实地和现场采访，这让许多人退缩了。
访是一方面，写作一部长篇的时间就更难安排了。这也是业余作家很难成为一名报告文学作家的重要原因之一。那时已经临近春节了，我必须把作品写出来。于是这一年的十天春节假期——单位提前放假三天，这样我就有了10天整时间的“春节”假期。我第一次感觉春节真好：不用早出晚归，想什么时间起床什么时间吃饭皆由自己定；不用做饭卖菜，家人早已准备了各种丰盛的美味佳肴，想吃什么都有；不用为啥事烦恼，一心专注地敲键盘……平时因为上班，十天写不出几行字。这春节十天，我差不多将整部作品的大纲和几个要害的章节都完成了！电脑上一打“工具”栏，显示的文字数令我兴奋不已：89000余字！这意味着我每天完成创作的文字近达9000字！
就是这春节假期，让我有信心为完成自己的后来定名为《落泪是金》的长篇报告文学了！作品在《中国作家》上发表后，没有想到社会反响之巨大。有人说，何建明的《落泪是金》让全国人民掉了一次眼泪。美国《洛杉矶时报》评价《落泪是金》是“九十年代以来中国最有影响的校园文学”。其实这个评价并不意外，因为这部作品后来在社会上引发了一场对中国教育的热议，尤其是对贫困大学生和我提出的“弱势群体”这一概念，有了普遍的认识。中国官方部门之后推出了诸如“绿色通道”、“救助政策”、“西部行动计划”等等，随即许多对贫困大学生救助的国家政策出台皆多少与我的《落泪是金》有关系。这部作品是我的成名作，使我的文学创作获得了社会和文学界的认可。团中央的同志后来告诉我，他们收到读者读《落泪是金》后自动捐助贫困生的善款就达三千多万！
这个春节让我感受到了特别多收获和喜悦。因为是1998年春节的这份特殊收获，使我的文学创作进入了之后的十几年漫长的创作高峰时光……
记得印象较深的有几个春节：
有写《中国高考报告》的2000年。这一年印象很深，因为是世纪交替的时光，我记得那一个春节我关在八平方米的小书房里敲着并不太熟悉的电脑，正进入《中国高考报告》的写作。这是又一部赶时间的作品。当晚的“春晚”节目里直播中央领导在世纪坛那里举行隆重的世纪交替时间的仪式时，我的电脑上刚完成“中国必将翻开教育的新一页”这样的文字。如我预言，《中国高考报告》发表后，收到反响与《落泪是金》一样，是我个人创作上空前的，那时我有些明星的感受——走在北京大街上经常被人认出来。各大报纸都在不停地转载《中国高考报告》……甚至后来拍成电视连续剧。最关键的是，这部作品对中国教育提出的比较尖锐的问题引起了人民的强烈共鸣。
2000年的春节假期让我对春节多了一份浓浓的期待和感情。
2002年1月，我被一个题材所吸引：当时中央对农民问题和党内腐败问题十分关注与焦虑，正好我发现了一个好题材。这年1月20日，我刚从中央党校中青班学习结业。箱子还没有打开，我就请假到了山西采访，10天时间，我完成了对作品主人公的采访，这个人叫梁雨润，后来成为全国典型，“感动中国人物”。为了赶时间，我不得不又一次利用春节来完成我的作品。这一年的春节度过得很愉快，也很敞心，因为假期前后半个月，我就把名为《根本利益》的作品完成了。15万字的作品一经发表，又一次轰动全国。中央政治局常委中三位领导对这部作品作出批示，要求有关部门向我作品中的主人公学习。梁雨润的事迹迅速传遍了全国，当时河南的任长霞也专程跑到北京让我写她，但那时我并不熟悉她，所以没有答应，没想到半年后她因公殉职了，成了又一位当代英模人物。《根本利益》的收获是我获得了更多的文学容易。这部作品成为中宣部确定的“迎接党的十六大的优秀图书”。
2003年，北京的春节被南方突然冒出来的事搅乱了，先是广州的，后来袭卷了全国的“非典瘟疫”事件。这一年的春节本想写一部关于“毛泽东”的作品，后来因此搁耽了。但这一年我的“北京保卫战”在全国热闹了一番，写的就是北京城的“非典抗斗”全过程。结束“抗非”战斗后，我受命一部反映三峡大移民的题材作品。那时我和同事杨志广开始一起主事《中国作家》日常工作，整天忙于应付编务和改刊策划，难有时间外出采访，更不用说写作了。但三峡移民事件是国家大事，必须完成。采访过程不必说有多艰辛，有一事可说：仅一次在巫山大昌镇采访，八天时间我没有洗一次脸、洗一个澡……该作品是为江西一家出版社写的，他们希望能够赶上当年度中宣部“五个一工程奖”的评选活动，所以希望我在这年的三四月份前完成。于是2004年的春节，我又是一个赶日子的“写作假日”。不过仍然愉快，我不仅把书名为《国家行动》的作品完成了，而且后来真的获了国家大奖，且央视将这部作品改拍成电视连续剧在黄金时间播出了。
之后由于“名声”越来越大，求稿者频繁，似乎有些接暇不过来，因此每个春节我几乎都是在电脑前过度的。也许有人会问：大过节了，你还坐在电脑上烦不烦？哈哈，也许吧，对那些平时有心情安定地坐在电脑前从事自己的专业的人来说，春节假如再在电脑前端坐着敲键，确定有些烦了，甚至是烦透的事！可我很惬意，一点儿也不觉得，反觉得舒服、开心，因为在春节里我能够收获平时不能收获的宝贵财富——自己所喜欢的一部部文学作品的诞生！
这几年，随着自己的工作变化更多，职务也越加叠起，可利用的写作时间更少了，甚至连春节都不能安静——需要去看望老作家、慰问下属同事，还有诸多必须的应酬。然后我还是会尽可能地将春节的有限几天假期用在敲电脑上。这份愉快的假期劳动对我来说实在太难得和宝贵了，这并非虚伪，也并非假意，而是实实在在的，因为这样的结果是使我比朋友间碰酒杯、聊大天、吃吃喝喝有了更大收获和喜悦。比如大前年我完成了自己的《部长与国家》作品改编成电视电视连续剧《奠基者》的准备工作；前年春节构思完成了《我的天堂》，这部作品后来也获得了中宣部的“五个一工程奖”；比如去年春节写成了《忠诚与背叛》的前十万字的创作……创作是辛苦的劳动，然而劳动所获得的收获是喜悦的。
现在是2012年春节的大年初一，我写下这篇短文，回顾自己近十五六年间所度过的“文学春节”，格外感到满足，因为它伴我走过了一个又一个值得回味和收获的美好时光。俗话说，一年四季在于春，如果我们能够把春节假期的每一天利用好，不是比别人更早更多地迎到了新一缕那温暖的春光吗？
最早的一件事算是从我的成名作——《落泪是金》开始的。那是1998春节，我正在《中国作家》主持赵瑜的《马家军调查》一书的出版与发行工作。这一年赵瑜的这部作品把整个中国好好折腾了一番：从6月份出版之后的几个月中，围绕“马家军”的事着实热闹了之后的大半年，当时由于马俊仁出来要同作者打官司，故而事情越扯越复杂，甚至中央几位领导出面调解此事。而当时的“马家军”如同今天的航天团队一样，是国家的荣誉和形象，赵瑜的一篇《马家军调查》把整个事情翻了个底，这种颠覆性的报告文学，已经不再是文学的问题了，而是一个国家的社会问题。事情就这样闹大的。身处旋涡中心的我和《中国作家》杂志自然格外忙乎，问题的另一个关键是：我们《中国作家》因此跟着又大红大紫起来了，读者期待值飞扬，希望有更多好作品在我们杂志上出来。我当时是总编室主任，实际上负责杂志的经营和发行市场工作。这份责任让我更明白“抓住时机”这话的实质意义。作为经营管理者和作家的双重身份，我可能比一般人更着急能不能在《马家军调查》之后还有没有好作品推出。记得这个时候我们又拿到了杨沫儿子老鬼拿来的一部长篇，该作品发行也算不错，但与《马家军调查》没法比。这个时候我倒对一本纯文学杂志如何走向市场有了些自己的主张：原来的拼盘式组稿需要改进——整本推出一部或两部大作品，读者更愿意接受和喜欢。这是反常规的文学杂志操作，到底如何，得有市场和读者来检验。
好作品不是想要就会来的。可杂志是周期性的，断了粮肯定会影响杂志的印象和刚刚建立的市场效应。怎么办？有一个办法：自己动手吧！就在这个时候，我接受了一项任务：团中央李克强书记正在主持一项调查大学贫困生问题的工作，具体实施这项任务就交给了团中央学校部的邓勇部长。他们希望我以报告文学的形式将中国大学贫困生问题作一调查，并通过作品来呼唤社会对贫困生问题的关注。这是一项非常重要而紧迫的任务，所以调查采访工程非常大，我是有自己岗位工作的人，不是专业作家，故写作和采访就必须是业余时间。这弄得我很苦，采访量是全国的大学和众多贫困生及老师和家长等多方面的人员，后来我用了近几个月的时间，走访了40多所大学、采访人员达380多位，可想而知工作量之多。我记得有几次到大学采访是中午时间——因为我不能影响学生们上课时间，所以只能等他们下课或放学时去采访，那时没有汽车，只能骑自行车。太困，有几次我骑着车竟然打瞌睡……写报告文学的现在人数越来越少，重要原因就是需要花大量时间去实地和现场采访，这让许多人退缩了。
访是一方面，写作一部长篇的时间就更难安排了。这也是业余作家很难成为一名报告文学作家的重要原因之一。那时已经临近春节了，我必须把作品写出来。于是这一年的十天春节假期——单位提前放假三天，这样我就有了10天整时间的“春节”假期。我第一次感觉春节真好：不用早出晚归，想什么时间起床什么时间吃饭皆由自己定；不用做饭卖菜，家人早已准备了各种丰盛的美味佳肴，想吃什么都有；不用为啥事烦恼，一心专注地敲键盘……平时因为上班，十天写不出几行字。这春节十天，我差不多将整部作品的大纲和几个要害的章节都完成了！电脑上一打“工具”栏，显示的文字数令我兴奋不已：89000余字！这意味着我每天完成创作的文字近达9000字！
就是这春节假期，让我有信心为完成自己的后来定名为《落泪是金》的长篇报告文学了！作品在《中国作家》上发表后，没有想到社会反响之巨大。有人说，何建明的《落泪是金》让全国人民掉了一次眼泪。美国《洛杉矶时报》评价《落泪是金》是“九十年代以来中国最有影响的校园文学”。其实这个评价并不意外，因为这部作品后来在社会上引发了一场对中国教育的热议，尤其是对贫困大学生和我提出的“弱势群体”这一概念，有了普遍的认识。中国官方部门之后推出了诸如“绿色通道”、“救助政策”、“西部行动计划”等等，随即许多对贫困大学生救助的国家政策出台皆多少与我的《落泪是金》有关系。这部作品是我的成名作，使我的文学创作获得了社会和文学界的认可。团中央的同志后来告诉我，他们收到读者读《落泪是金》后自动捐助贫困生的善款就达三千多万！
这个春节让我感受到了特别多收获和喜悦。因为是1998年春节的这份特殊收获，使我的文学创作进入了之后的十几年漫长的创作高峰时光……
记得印象较深的有几个春节：
有写《中国高考报告》的2000年。这一年印象很深，因为是世纪交替的时光，我记得那一个春节我关在八平方米的小书房里敲着并不太熟悉的电脑，正进入《中国高考报告》的写作。这是又一部赶时间的作品。当晚的“春晚”节目里直播中央领导在世纪坛那里举行隆重的世纪交替时间的仪式时，我的电脑上刚完成“中国必将翻开教育的新一页”这样的文字。如我预言，《中国高考报告》发表后，收到反响与《落泪是金》一样，是我个人创作上空前的，那时我有些明星的感受——走在北京大街上经常被人认出来。各大报纸都在不停地转载《中国高考报告》……甚至后来拍成电视连续剧。最关键的是，这部作品对中国教育提出的比较尖锐的问题引起了人民的强烈共鸣。
2000年的春节假期让我对春节多了一份浓浓的期待和感情。
2002年1月，我被一个题材所吸引：当时中央对农民问题和党内腐败问题十分关注与焦虑，正好我发现了一个好题材。这年1月20日，我刚从中央党校中青班学习结业。箱子还没有打开，我就请假到了山西采访，10天时间，我完成了对作品主人公的采访，这个人叫梁雨润，后来成为全国典型，“感动中国人物”。为了赶时间，我不得不又一次利用春节来完成我的作品。这一年的春节度过得很愉快，也很敞心，因为假期前后半个月，我就把名为《根本利益》的作品完成了。15万字的作品一经发表，又一次轰动全国。中央政治局常委中三位领导对这部作品作出批示，要求有关部门向我作品中的主人公学习。梁雨润的事迹迅速传遍了全国，当时河南的任长霞也专程跑到北京让我写她，但那时我并不熟悉她，所以没有答应，没想到半年后她因公殉职了，成了又一位当代英模人物。《根本利益》的收获是我获得了更多的文学容易。这部作品成为中宣部确定的“迎接党的十六大的优秀图书”。
2003年，北京的春节被南方突然冒出来的事搅乱了，先是广州的，后来袭卷了全国的“非典瘟疫”事件。这一年的春节本想写一部关于“毛泽东”的作品，后来因此搁耽了。但这一年我的“北京保卫战”在全国热闹了一番，写的就是北京城的“非典抗斗”全过程。结束“抗非”战斗后，我受命一部反映三峡大移民的题材作品。那时我和同事杨志广开始一起主事《中国作家》日常工作，整天忙于应付编务和改刊策划，难有时间外出采访，更不用说写作了。但三峡移民事件是国家大事，必须完成。采访过程不必说有多艰辛，有一事可说：仅一次在巫山大昌镇采访，八天时间我没有洗一次脸、洗一个澡……该作品是为江西一家出版社写的，他们希望能够赶上当年度中宣部“五个一工程奖”的评选活动，所以希望我在这年的三四月份前完成。于是2004年的春节，我又是一个赶日子的“写作假日”。不过仍然愉快，我不仅把书名为《国家行动》的作品完成了，而且后来真的获了国家大奖，且央视将这部作品改拍成电视连续剧在黄金时间播出了。
之后由于“名声”越来越大，求稿者频繁，似乎有些接暇不过来，因此每个春节我几乎都是在电脑前过度的。也许有人会问：大过节了，你还坐在电脑上烦不烦？哈哈，也许吧，对那些平时有心情安定地坐在电脑前从事自己的专业的人来说，春节假如再在电脑前端坐着敲键，确定有些烦了，甚至是烦透的事！可我很惬意，一点儿也不觉得，反觉得舒服、开心，因为在春节里我能够收获平时不能收获的宝贵财富——自己所喜欢的一部部文学作品的诞生！
这几年，随着自己的工作变化更多，职务也越加叠起，可利用的写作时间更少了，甚至连春节都不能安静——需要去看望老作家、慰问下属同事，还有诸多必须的应酬。然后我还是会尽可能地将春节的有限几天假期用在敲电脑上。这份愉快的假期劳动对我来说实在太难得和宝贵了，这并非虚伪，也并非假意，而是实实在在的，因为这样的结果是使我比朋友间碰酒杯、聊大天、吃吃喝喝有了更大收获和喜悦。比如大前年我完成了自己的《部长与国家》作品改编成电视电视连续剧《奠基者》的准备工作；前年春节构思完成了《我的天堂》，这部作品后来也获得了中宣部的“五个一工程奖”；比如去年春节写成了《忠诚与背叛》的前十万字的创作……创作是辛苦的劳动，然而劳动所获得的收获是喜悦的。
现在是2012年春节的大年初一，我写下这篇短文，回顾自己近十五六年间所度过的“文学春节”，格外感到满足，因为它伴我走过了一个又一个值得回味和收获的美好时光。俗话说，一年四季在于春，如果我们能够把春节假期的每一天利用好，不是比别人更早更多地迎到了新一缕那温暖的春光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