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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校史的编写方法
作者:吴中杰  发布日期:2011-12-10 02:00:00  浏览次数:24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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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复旦中文系研究生“系史组”访谈会上的发言

                                

编写校史、系史,是对过去所走过的办学道路做一个历史总结。这样就可以看到,我们过去做出过哪些建设性的工作,又走过哪些弯路;我们现在所做的事,哪些是向前发展的,哪些是倒退的,将来应该怎么做才好。这样就有了一个比较,对历史的发展有一个过程感。鲁迅不是讲过,历史上都写着中国的灵魂,指示着将来的命运吗,所以,研究历史,了解历史是很重要的。当然不单是校史、系史,而是包括对中国整个历史,世界整个历史的了解。人类历史过程是怎么发展过来的,学校是怎么发展过来的,在发展过程中,哪些方面是好的,哪些是坏的,我们把它总结一下,写出来,作为历史的借鉴,所以这个工作是很值得做的,不只是为了应付系里布置的任务,而要看到它本身的价值。

研究校史或者系史,大体上有两种不同的方法。一种,是比较普遍的做法:摆成绩,唱赞歌。现在的校史,一般都是这样写的。各个学校庆祝校庆,大抵是九十周年,一百周年,甚至一百几十周年,愈长愈好。实际上,有些早期的历史,跟现在的学校已经搭不上界了,也都挂起钩来。比如,有些院系调整时被合并、被分散、被取消了的大学,早已不存在的了,与你后来新建的大学有何相干?硬要归入你的校史,有什么实际意义呢?现在大家都是觉得历史愈久愈好,有如阿Q所说的:“我先前比你阔得多啦!”。以这种心态去写史,就容易走上评功摆好的路子。中国的领导人,也是喜欢评功摆好的,所以歌功颂德的史书较多。写校史的总喜欢写我们这个学校历史上有哪些辉煌的地方,出了哪些人才,特别是我们毕业生中有多少是当大官的?中国跟外国不一样,在美国,里根总统要到耶鲁去,想参加他们校庆,耶鲁的教授们说,不欢迎,不要你来。英国首相要到剑桥大学去,也遭到反对,说你领导的政府缩减了教育经费,你没有资格到我们学校来。但中国不是这样,中国是官本位国家,学校以请到大官为光荣,而且认为请到的官愈大愈好。听说,我们复旦百年校庆的时候,当初是想请胡锦涛来的,但是胡锦涛没有来,叫人大委员长吴邦国来,也觉得不得了。但咱们知识分子里头也有些有独立意识的人,我们中文系的贾植芳教授——今年过世了,学校领导叫他去陪吴邦国吃饭,他说“我不去”,就在那天晚上,我们班级同学聚餐,请他去吃饭,他很高兴地来了,说“我还是陪学生吃吃饭好。”这就是思想观念的不同。我觉得现在研究校史的,有很多实际上都是走歌功颂德这一条路,写的是官样文章。这不是研究校史的正确方法。我觉得真正要研究历史,不管校史也好,国家的历史也好,目的总是要总结经验,过去我们做过哪些事情,哪些是做得好的应该去发扬的,哪些做得不好的以后应该克服的,应该避免的。但是,真正从总结经验的角度去研究校史的很少。你若要认真总结经验,就必须有好说好,有坏说坏,但这就要犯忌。讲好当然太平无事,但讲不好的地方就会引起麻烦。因为领导上总喜欢听好话,你讲不好的地方,他就不高兴,这样,整个路子就弄歪了。我当然不是说我们研究历史一定要专讲不好的地方,这也不全面,好的就要讲好的,不好的就讲不好的,对吧,这样才能够总结经验,以后才能够避免错误,将正确的方面发扬光大。而中国人写历史,往往都是根据领导意图来决定取舍,甚至着意编造,这是“秘书史学”。

秘书与历史学家是两种不同的职业,他们有不同的工作要求,具有不同的思维方式。秘书是首长的助手,他的工作特点是根据领导意图办事,不好自作主张的,领导要讲什么话,你得根据他的意思写成讲话稿,领导认为这段时期的工作有哪些成绩、哪些缺点,你就得根据他的意思来写总结,来做文章,当然也有领导叫你先写成稿子,他再来提修改意见的。总之,要写得符合领导意图,这才是一个好的秘书。以前,复旦党委书记杨西光有个秘书,很能领会领导意图,据说,他根据杨西光的意见写成总结,请杨西光过目,杨西光提出修改意见之处,他当然马上修改了,连杨西光没有说出口的意见,只是在看到这个地方时眉头一皱,他就有数了,这个地方也能够马上改过来。这就是一个高级秘书的才能。但这不是一个历史学家所应该做的事情。历史学家是需要有独立见解的,他根据自己的见解来写作。当然,这种见解不是凭空想出来的,而是从大量历史资料中提炼出来的。严格根据史实,写出自己的史识来,这才是历史学家。

我并不轻视秘书工作,要做好这项工作也是很不容易的。我这个人做秘书就不行,因为独立意识太强,不大能按照领导意图行事。我在参加“四清”运动时,也做过秘书。复旦的一位党委副书记在我们那个生产大队里蹲点,他让我帮他写总结,我到下面各生产小队去跑,先搞调查研究,然后根据调查所得的材料写成总结,本以为写得还是符合实际情况的,但是党委副书记一看就否定掉了。他说,总结不能这样写的,要根据上面的精神来写。他给我列了个提纲,叫我根据这个提纲来写。我觉得提纲上所说的,跟我们大队的实际情况不太符合,他说,就这样写吧。那没有办法,只好根据领导的意见来写。但隔了两天他再来时,意见又变了,因为上面的精神变了。不过他倒还承认原来说过的话,他说,根据我上次讲的提纲呢,你这份总结写得可以了。但是现在情况变了,现在西光同志(指上海市委文教书记兼复旦党委书记杨西光)在奉贤西渡公社蹲点,他的总结是这样的(他给我一份载有西渡公社总结报告的《社教简报》),所以我们要根据这份总结的精神来写。我说这份总结是根据西渡的情况写,我们要总结的是罗店公社金星大队的情况,两边情况并不完全一样。他说,你不要去管它,我们就要根据西光同志的经验来写,因为他是上海四清运动总的领导。我想,这样的总结,怎么能够反映实际经验呢?我不愿意再干这种工作了,领导上也觉得我这个人用起来不顺手,所以我干了一个短时间后,这秘书工作就做不下去了。因为独立性太强的人,不适宜于做秘书。所以我认为做秘书跟做历史学家或做文学家是两码事。

老师对一个研究生说:)×××,听说你不做秘书了,是好事情。秘书做久了之后,养成按领导意图写作的习惯,做学问就不行了。你看有些人秘书做久了,现在他搞的历史著作,都是根据上面所规定的的要求写的,并没有真正的历史价值。这不是信史,而是根据领导要求写的历史。我觉得历史观念很要紧。我们要写信史,就是要根据真实情况来写,而不能根据别人的指示来写。如果领导上把你写作的具体观点都定好了,那史料的价值何在呢?史家的史识何在呢?但现在有些事情很怪,比如,写历史不是根据真实的史料写,而是要根据什么决议的精神来写。历史是客观存在,历史问题是要根据史实来写的,怎么可以根据意识形态性的“决议”来写呢?所谓历史问题的决议是政策性的东西,它是根据政党目前的利益,根据某种政治需要而定的,与历史的实际情况是两码事。历史学家不能根据“决议”来写作,而要根据真实的历史情况来写。根据“决议”定好的框框来写,这不是先验论是什么?还谈什么实事求是?我觉得现在历史学上的一个大毛病,就是根据历史决议来写,根据领导意图来写。不能这样,应该根据历史的真实情况来写。

当然,这里还有一个价值判断问题。如果文化观念不同,历史观念不同,对同一事物,也会有不同的说法。我举一个例子,北大在蔡元培就任校长时,曾制订一条校规:北大教授必须是专任的,外面来兼任的教员,只能给以讲师的名义。这原是他改造北大的一条有力的措施。因为北大是由京师大学堂改组而来的,京师大学堂是培养官僚的学校,整个学校官气很重。学生是带着听差来学堂的,什么事都由佣人伺候着。改为北京大学之后,当然听差不能带来了,但官气还是很重。那时的学生喜欢做大官的老师,真正做学问的老师他不太喜欢,为什么呢,做学问的老师在外面没有势力,我跟了你,虽然能获得学问,但是将来职业不好找。所以他们喜欢的是那些兼职的老师,就是当官的在那里兼任教职的。就像现在有一些部长、局长到大学里来兼职的一样。学生喜欢和他们接近,为什么呢,我是他的学生,将来他会给我找工作。蔡元培提出,大学应以学术为主,为了要在北大树立好的学风,他决心要改变这个不良的风气。他就把那些不学无术的官僚都赶走了,把一些不学无术的外国官员也赶走了。两个英国教师很狠,他说你蔡元培看着,将来我要你下台。结果真的去请了英国公使朱尔典,出面与中国政府打交道。但蔡元培就是不买这个账,他们对蔡元培也没有办法。蔡元培跟我们现在那些听从上级命令的校长不同,他有自己的办学理念,有很深的资历,官方对他也无可奈何,他能顶得住。为了使北大能够驱除官气,以学术为主,所以他才订出那条规定,就是北大的教授,一定要专任的,外面来兼任的,只能做讲师。鲁迅为什么在北大只能做讲师?不是因为他学术水平不够,而是因为他是教育部的官员——佥事、课长,他在北大只是兼职,按规定,兼任的只能做讲师。应该说,这是蔡元培在北大搞教育改革的的一个重要措施。但现在有些人就不这么理解了。前两年,我在《文汇读书周报》上看到一大版的文章,作者是解放初期北大经济系的一个秘书,他从另一个角度来谈,观念大不相同。他说,1949年刚解放的时候,薛慕桥是周恩来下面搞经济工作的官员,他到北大来兼课,北大根据蔡元培定下的规矩,只能给他兼职讲师的聘书,薛慕桥本人倒并不计较,但回去之后,那些政府官员很有意见,认为北大这样做太不象样,薛慕桥这么高的官员,又是的名的经济学家,怎么可以给个讲师聘书呢?后来,北大只好改了这个决定,将一些官员聘为兼职教授,而这些兼职教授,有些还是不上课的。这位先生写这段历史时写得很得意,因为改变这个决定,他是出了力的。他就不晓得,蔡元培这样做是一种人文主义的表现,是注重学术的表现。而解放后这些人所做的事,实际上是推翻了学术本位,而恢复到官本位。这是历史的倒退。所以校史上同样一个事情,是会有不同的看法的,就看你站在什么立场上,站在人文主义的立场上,站在学术本位的立场上,还是站在官本位的立场上,就会得出两种不同的结论。所以,我们研究校史要从总结经验出发,要面对现实。但是要用人文的观念去看待这些问题。如果从官本位看问题,我们中国老是讲培养了多少官员,做什么官什么官,而国外那些大学,哪把官放在眼里头,他要说我培养了多少有成就的学者。思想观念不同,校史的写法也不同,校庆的搞法也不一样。我们的校庆活动——不单是复旦,其他的学校也一样——基本上是一个大官和大款的世界。一些学者回来,根本没有他们的地位,受不到好的招待。我觉得国内大学,不仅是复旦,之所以老是办不好,就是这种思想观念作怪。我退休前,有一次校方找了我们几个老头子开会,有文科的,有理科的,谈怎么样把复旦办成为世界一流大学。大家提了好多意见,我就提一条,我说你办一流大学,首先就要打破官本位,杨福家校长当时定了三个终身教授,或叫杰出教授:章培恒,陆谷孙和另一位青年教师,我觉得章、陆都是有学问的人,做杰出教授是够条件的,那位青年教师咱们也不谈他学问多少,只是他根本不在复旦,而是到北京做官去了,却还是杰出教授,还是复旦的什么系主任、院长,这从何谈起呢?我说你要想办世界一流大学,你就要学学哈佛大学。我看到过一篇文章,里面讲到基辛格,——你们年轻人可能不大晓得基辛格是何许人也,我们年轻时他可是个风云人物,尼克松总统的国家安全助理,沟通中美关系他是打前站的。他原来是哈佛的教授,后来到政府里做了国家安全助理,又做了国务卿,退下来的时候,他想回到哈佛大学教书,他跟哈佛大学校长是老朋友,用我们这儿的话讲叫“哥们”,当然不存在人事矛盾问题。在我们这儿,要是国务卿下来回到复旦做教授,那不晓得吹成什么样子了,但哈佛大学校长却不要基辛格回去。不是跟他关系不好不要他,而完全是从教学出发。他说你以前在我这儿,能够全心全意给我带学生,现在你虽然退下来了,但是个名人,一会儿这边午餐会发表演说,一会儿那儿晚餐会发表演说,你还有什么时间来给我带学生,我不要。这样哈佛才能办成世界第一流大学,不管你是什么世界有名的风云人物,他就是不要。他要的是真正能全心全意教学的,我们中国办得到么?以前蔡元培办得到,现在北大也不行了,复旦也不行。这都是是官本位思想作怪。有些官员有实践经验,你可以请他来做报告、开讲座,但做教授却不一定合适,因为他的知识缺乏系统性,跟学术的要求还是有一定距离。而教授则需要有系统的学术知识。

从这个角度去看,有许多办学的历史经验值得总结。

如果不认真总结历史经验,我们就无法前进。我觉得现在所犯的许多毛病,实际上过去都犯过了。由于没有好好地总结经验,所以就不断地重犯。比如说,现在大家喜欢搞集体项目,因为这样很快就能搞出成果来。可以上报成绩,可以应付检查。人家检查团要来检查我们,大家要赶快拿出许多成果来。有的学校为应付检查,花上九牛二虎之力,为了显示成绩,就喜欢走捷径。这种做法,哪里能够搞出好的成果来呢?高质量的著作,是学者穷毕生的精力搞出来的。从历史上看,这种大呼隆地搞集体项目,是大跃进时代的产物。应该总结一下1958年大跃进的经验,对这个问题可以有比较清醒的认识。以前,教授们著书立说是很认真的,穷毕生的精力,才写出一两部象样的著作来。到大跃进的时候,情况就不同了。为了要打破对于“资产阶级学术权威”的迷信,就发动批判运动,愈是有影响的教授,愈是有影响的著作,愈是要批判。这叫“拔白旗”。既然拔掉“白旗”,那么就要插上“红旗”,这样才能占领学术高地。于是发动学生跟青年教师一起搞集体著述。文学史还没有读完,还没有获得完整知识,就动手编书了。北大先带头,搞了两本红皮本的文学史,复旦马上跟上去,搞出三本黄皮本的文学史。在当时,影响都很大。复旦中文系很有雄心壮志,还要搞配套成龙,搞系列教材。《中国文学史》之外,还出版了《中国现代文艺思想斗争史》、《中国近代文学史稿》、《中国现代文学史》等,搞了一整套。都是学生跟老师一起搞,白天晚上一起战斗。大家分工,你写一章,他写一章,或几个人合写一章。有些学生还没有学过这门课,尚未入门,就可以去写教材了。因为上面支持,形成一股风气,出版社也要配合。我们系搞现代文学史的时候,上海文艺出版社特地派了三个编辑来参与,那时候书还没有写呢,编辑就先来了。一起来讨论,一起定提纲。这种集体编教材的方法,叫做“大兵团作战”。这么多人,日夜作战,那当然进度很快,一本教材很快就搞出来了,符合“多快好省”的总路线精神。但是,中国的事情都是讲风向的,先搞出来的教材,正在集体编书的风头上,当然有人出版,但风潮一过,搞得慢一点的教材就出版不了了。现在你们这些复旦学子,都不晓得复旦当年出版过一整套的教材吧?不要说你们,他们中青年教师也都不晓得。只有我们这些老头子还晓得。我因为下放到乡下劳动,回来迟了,我参加编写的两本书都没有能够出版。一本《鲁迅评传》。是辅导王继权这一班搞的,一本是《文学概论》,是辅导吴立昌这一班搞的。这两本书编好之后,大跃进的高潮已经过,就不能出版了。

有人鼓吹集体写作,说集体写作能够快出成果,快出人材。但这要有分析。当时集体编写的文学史的确很有影响,但那是因为上面提倡,吹出来的。时过景迁,都没有能站得住脚。所以,要做出站得住脚的成果,并不那么容易。

出人才呢?各大学校都出了一些,可能与当年搞集体著作时所造成的影响也有些关系。但出人才主要看两个条件:一是个人努力,二是学术环境。留在北大、留在复旦的,当然容易做出成绩来,分到边远地区的,就难了。中国和外国不一样,在外国,个人奋斗的力量比较强一些,中国当然也有个人因素,个人不奋斗完全随波逐流混日子,当然也不行。但是客观条件显得更重要。就拿我个人来说,1957年我们毕业的时候,领导上号召去支援边疆,我们当然都要响应号召。那时兰州要人,我就报名到兰州去,我爱人也支持我去,说她毕业以后也跟着来,我很高兴。后来因为兰州的学校要语言学教师,不要文学教师,我们班有两个语言专业的同学分配去了,我就没有去。另外,朱东润先生很爱护我。先生当时是系主任,我是班级中年龄最小的,他总把我当小孩子看,他说这个孩子就留下来吧,我们慢慢再培养培养。当时的系总支书记李庆云同志也有爱才思想,这样,就把我留下来了。在国内,复旦的学术环境还比较好些,我留在复旦,再怎么折腾,还有条件搞一点学问。我同班同学,分配到兰州去的,都搞不出学问来了。所以客观的条件跟外国不一样。当然你们现在的条件比我们那时好一点,你们觉得这个学校对你不合适,可以辞职另外再找工作,我们那个时候却不行,你一辞职就没有工作好做了,所以客观条件是有很大的关系。

搞集体项目,有些人也可以受到一定的写作训练,但很不均衡。原来我们读书的时候,要做学年论文,毕业论文,各人自己选题,自己搜集资料,自己构思,自己写作,能受到论文写作的系统训练。搞集体项目就不同了,大家分工合作,有些人是分工搞资料,你不好讲我不搞资料,我要写,那是个人主义,不行的。所以,执笔写的人,他的锻炼可能比较多一点,而有些专门搞资料的人,写作训炼就少了。所以后来还是恢复了毕业论文的写作。

当年发动学生来编书,是为了冲击老知识分子。以前的学者,有一本教材,有一部著作,就很了不得了。为了剥夺知识分子最后的资本,就要打破著书的神圣感。你们教授有知识能够写书,我要打破这个迷信,所以我将这些学生们发动起来,他们没有学过这门学科也可以写书。我给他出版,做宣传,照样可以搞得轰轰烈烈。大跃进时代的集体写书,就是这么一种背景。这样匆忙写出来的书,怎么能站得住脚呢?现在留得下来的,基本上都是个人的研究成果。现在重印的文学史,还是刘大杰先生的《中国文学发展史》。先生的那本书,当年是被批判的靶子,因为它是资产阶级学者写的书,而且很有影响。我还收藏了一本书,书名叫做《〈中国文学发展史〉批判》,这本书专门收集了我们中文系师生写的批判文章,从中青年教师、青年教师,一直到学生,大家都写批判文章。但现在回过头来看看,还是先生这本书写得好。我们应该总结这个经验。以我的看法,现在许多人的研究著作,实际上是做表面文章。现在我们喜欢搞重点项目,重点学科,既有钱,又有名。那个时候搞集体项目是没有钱的,我们大家去找资料的时候,在食堂里买了馒头当中饭,啃着馒头找资料,现在有大笔的经费下来,大家就更愿意搞了。我们过来人觉得,现在整个还是大跃进时代的那种搞法,不是踏踏实实做学问的味道。过去那样做,是为了要把做学问的旗帜从这些老知识分子手中夺过来,掌握在党领导下的青年人手里头,也就是掌握在党的手里,有这么个意图;另外呢,还要贯彻多快好省的总路线精神。你一个人长年累月地写,那是少慢差费,不符合总路线精神。刘大杰写这本书写了好多年,上册是1942年出版的,下册到1948年才出版,其间就相差6年,当然,先生这一辈子也写了好多东西,开始时介绍过德国的表现主义,而且还写过小说,他以自己为模特儿写了《三儿苦学记》,他什么都写。还写过情诗,有人写文章介绍他的情诗,题目是:《刘大杰寄情春波楼》。我们做学生时,最喜欢去找老师的著作看。但他真正有价值,能够留得下来的则是这本《中国文学发展史》,——还有一本《魏晋思想史论》也写得很好。一个教师,一个学者,这一辈子有一部书到两部书能够留得下来,能够有保留价值,这就很了不得了。郭绍虞先生有一本《中国文学批评史》可以留下来。当然他还有其他著作,但其他著作并不是太有名。我们现在的学者出书很多,一下子出来一部,一下子又出来一部,热闹一下子,很快就完了。以前没有这个风气的,以前发表一篇文章很不容易,出一本书很神圣。出的书不多,但是很慎重。复旦中文系的学风,原来是比较扎实的,现在完全变了,变得很浮躁。我觉得这一变化的转折点就是大跃进时期,就是搞“大兵团作战”搞的。当时很多领导人是从部队上下来的,所以用的是部队上的术语,叫“大兵团作战”。现在很多领导人都是理工科出身,所以用语也改了,不叫“大兵团作战”了,而叫做“××工程”。你们仔细想一想那些用语,都是有一定背景的。不但用语,而且随着这种用语而来的,是思维方法和工作方法的渗透。他们是拿部队的方法或做工程的方法来领导文科,这都是外行领导内行,这怎么能领导得好呢!

大跃进时候的情景,你们不可想象。上午开会,下午开会,晚上还得开会。不晓得谈些什么,大家轮流发言,你发言,我发言,他发言,每个人都要轮流发言。上午轮一遍,下午轮一遍,晚上再轮流一遍。大家就根本没有时间备课。我原来是搞现代文学的,毕业之后就下乡,下乡回来调入新成立的文艺理论教研室,叫我到外文系上“文学概论”课。我根本没有时间备课,我说我明天有课我得回家备课,领导说,会不能不参加,你明天有课,晚上吃了夜点心之后你可以提早回去备课。吃过夜点心之后,已经快11点钟了,连日疲劳,那里还有精神备课,只好拼拼凑凑去上课。好在那个时候学生也连续作战,非常疲劳,许多人都在下面打瞌睡,就这么胡弄过去了。我真正认真地写讲稿,是1961年回到中文系上课时。那个时候大跃进失败了,党中央提出了整顿、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可以有一部分时间坐下来读书、写讲稿了。

现在为什么学风搞得那样浮躁?学校的领导似乎也有苦衷。

有一次我在路上碰到一位副校长,两个人聊起天来。谈到有些教师的剽窃事件,我说你看看我们的老师,一辈子都是搞一部两部书,这才能够搞得像样。像现在这么急于出成果,他们怎么会不抄袭呢?而且抄袭的人还不是水平差的,有些人评不上副教授,抄两篇文章当成果,我说这些人还情有可原,现在揭露出来的,都是复旦的学术精英啊。那位副校长说我也是复旦毕业的,当然也晓得老先生的治学精神,但是现在每年要向上面报成果,复旦已经滑坡了,如果像过去老先生们的做法,几十年搞一部,我们怎么报成果啊。——可见,这是整个体制问题,不是个人问题,也不是一个学校的问题。我当年带研究生的时候,就给我那些博士生讲,我说你们要认清这个问题,要知道做学问是怎么一回事,我不给你们唱高调,叫你们不管这一套,自己沉下心来做学问,因为你们自己要吃饭,还要养家糊口,现在体制如此,你们无法超脱出来。但你们可以分两手搞,一手是尽快搞一点东西出来,出一两本书,骗骗学术委员们,先弄个教授副教授当当,这样,生活问题可以解决了。但是你们千万不要把自己也骗了,你自己还得要沉下去,认认真真地做学问,一辈子能搞出一两本象样的著作来,就算对得起自己了。我的学生们说,老师这个说法还比较实在,切实可行。但我看,要做到也难,我自己都不能完全做到。我这个人一向自行其是,不大买上面的账,既不要领导重视,也不想做学术带头人,但饭总是要吃的,所以有些不愿意做的事情还是要做一些。在这个教育体制和学术体制下,要沉下来做学问是很难的。我真正象样搞的,还是在退休以后。退休之后,研究生我也不带了,课我也不上了,别人的研究生我也不参加答辩、不参加审阅论文了,学科点的事更加不必过问了。我只做三件事情,第一,读点想读的书,第二,写点愿意写的文章,第三,玩点好玩的地方。因为摆脱了一切杂务,我觉得退休之后我倒还做了一点事情。当然,很多资料是原来积累的,有些书是原来写过,现在重新修订和扩充的。

上面说到体制问题,而这个体制,我觉得根源可以追到1958年,或者更早些。如果我们认认真真研究校史、系史,就会发现一个奇怪现象:凡是很虔诚的听领导的话,跟着领导走的人,没有成才的。我们系里头,现在年轻的一辈我不熟悉,年纪比较大一些,像我们这一辈,或更老的这一辈,业务上好一些的,都是受批判的。你完全跟着领导走,倒反而要迷失方向。因为领导的意见是跟着形势转的,形势一变,领导的口气也变了,他不会为你过去付出的代价、付出的时间来负责。过去谁要钻研业务,就要受到批判,你跟着领导走,热衷于搞政治工作、社会工作,浪费了大好光阴,怎么能找补得回来?我们这一辈人中,有许多在业务上做不出什么成绩来,就是因为太听话,不敢钻研业务的关系。不过,当时不听话也不行,你们现在不听话还好一点,我们那时候不听话就要挨批判。我们中文系开始批判刘大杰、蒋孔阳、张世禄,后来就批判“三吴一潘”,三吴:一个是我,吴中杰,一个是吴欢章,后来到上海大学去了,还有一个胡锡涛,他是姓胡,古月胡,因为吴语方言里头吴胡不分的,所以也弄在一起;一潘,是潘旭澜。这四个人是白专道路的典型。胡锡涛后来跟了姚文元之后,做了《红旗》杂志的负责人,成为“又红又专”的人物,但后来又拉下来了,那是政治问题,另作别论。应该说,他业务上还是比较强的,能写文章。当时批判我们四个人,就是因为我们的文章写得多一些。对我们一批判,其他教师就被吓住了,都不敢写文章了。你们现在需要发表文章作为学术成果,文章写得越多越好,我们那时候多发几篇文章是要受批判的。但写作是要从年轻时候就开始练习,年轻的时候不写,到年纪大了再写,笔头就显得很重了。文革结束那一年我是四十岁,同辈的教师都比我大几岁,甚至大十几岁。一个人到四十几岁才开始学习写作,是有点迟了。以前耽误掉的时间,谁负责?没有人会给你负责。上面路线一个急转弯,坐在他车子上的人,都甩到外面去了。所以我就讲,该走什么路要自己把定主意,不要盲目地跟着上面转,也不要去赶时髦。学术道路应该怎么走?我觉得研究校史会提高认识能力,还是有好处的。看历史上怎么培养人才的,哪些方法是好的,哪些方法是不好的。我不晓得你们是从哪一个角度去研究系史、校史,我是想从总结历史经验的角度去研究,但要自己去总结,不能够跟着上面定的调子去搞。现在各个大学都在写校史,并成立有专门机构,叫校史办,但校史办并不能自己决定怎样写,要听从校领导的指示来写,这怎么能够写得好呢,都是些官样文章。还有各方面权力人士都会提出要求,都想在校史上占有一席之地,弄得写校史的人无所适从,苦不堪言。这样编校史,那里会编得好呢?复旦百年校庆前夕,校领导要我参加编校史的工作,我自己晓得我这个人自主性太强,不擅遵命写作,所以我就推掉了,还是去写我的野史吧。后来,低我两班的一个同学去了,他对我说:“师兄,好在你没有来,你独立性那么强,怎么能做这种工作,我这个人是够听话的了,也被他们搞得吃不消。”可见遵命编校史也实在并不容易,而编出来的史书又不能反映真实的情况。

要认真总结经验,这样写出来的校史才能反映真实历史面貌,也能对今后工作有借鉴作用。如果是歌功颂德式的,能反映全面情况,能总结历史经验吗?

要编写校史,必然要面对校史上一些重要领导人。我们现在对领导人的评价,完全看他的政治地位而定。这不是真正写历史人物的方法。无论写什么人,都要有全面观点。过去有一个讲法很好,叫作“面面观”。上面很肯定的人物,也有他的缺点;上面否定的人物,有时也有他的优点。我们要从多侧面去看,这样你才能看出他的真面目来。比如说,要写复旦的校史,就不能避开杨西光这个人,杨西光长期做复旦党委书记,后来做了市委书记处书记,也还在管着复旦,与复旦关系密切。杨西光在文革时期曾经被打倒,大字报上说他如何如何坏;现在则受到人们的追捧,讲他如何建设复旦,如何爱护教师,人格如何高尚。但是我觉得他是一个复杂的人物,具有两面性。他对复旦办校的确有贡献,文革结束后他自己也说过:我晓得办学校要靠人才、靠教师,我不能把教师都打成右派。这是实情。华东师大那个常溪萍就差得多,常溪萍在反右的时候把华东师大很多老年、青年、中年的学术精英、学术骨干都打成右派,所以华东师大反右之后元气大伤。复旦当然也打了好多右派,但的确也还保了一部分下来,这样子复旦也还保存了一些元气。这就是杨西光的聪明之处。常溪萍到了文革的时候就给斗死了,斗死了这本身当然也不对,这也是个悲剧。但他在反右时也是积怨太多。杨西光比他要聪明,所以杨西光升得比他高。杨西光作市委教卫部部长的时候,他做副部长,他做部长的时候,杨西光做文教书记了,总比他升得高。所以杨西光有他聪明的一面,好的一面,但是也有霸道的一面,也是整了很多人,特别是对他不听话的人。他保了一些人,也整了一些人。杨西光霸到什么地步?在复旦大搞一言堂,不听话的都要受打击。甚至党代会上选举时有谁没有投他的票,也要追查。有一次党代会选举党委委员,杨西光自然高票当选,但不是全票,大概缺一票,这是很自然的,但是马上追查,谁没有投这位西光同志的票。有一位政治教师,也是党代表,他不赞成这种做法,说:我是投杨西光同志的票的,但是我认为,人家不投票也有他的权利。就是这句话,反映上去,被打成右派。霸到这个样子!由此可见,评价一个人得要面面观。他有好的地方,也有坏的地方。巴赫金论陀斯妥耶夫斯基的小说叫作“复调小说”,复调,就是不能单调,鲁迅批评《三国演义》的写法,说好人就是绝对的好,坏人就是绝对的坏,那是古代的写法,现代作品不能这样了。我们现在写人物,真正写得好的也很少,也是片面化的多,还是好人是绝对的好,坏人是绝对的坏,而且好坏评价都是由上面定的。中国整个历史都是这么个写法,不真实。

文革结束之后,什么坏事都往林彪、四人帮身上推,这也不真实。其实,有些坏事是他们做的,有些不是他们做的。要写出真实情况来。上海有位作家写了一篇散文,说文革初期,某作家是“四人帮”抛出来的。其实,那时“四人帮”还未形成,王洪文还在国棉十八厂做保卫干事,他那里有权力管市里的事?决定将这些“反动学术权威”抛出来的,是当时市委第一书记陈丕显。但陈丕显现在重新复出了,有权了,做了湖北省委书记,这些作家又跑去拜访他,还津津乐道,实在有点奴相。我写了一篇文章,指出真相,报纸也给我发了,但删去了陈丕显的名字。我认为,写历史,就要写出真实的情况,这才是信史。但这很难。中国的知识分子,独立意识太差,总习惯于按上面的口径来讲话。比如,纪念朱东润先生时,人们总是说造反派怎么怎么搞朱老,其实,朱老是党委点名抛出来的,当时造反派还没有形成。一位当时的党委常委跟我讲,文革开始时,党委常委决定,各系都定出一个重点批判对象,中文系原来报的是刘大杰,杨西光说:“你们什么都是刘大杰,中文系就没有人啦?”所以就换成朱东润。怎么说是造反派揪出来的呢?是总支提名,党委抛出来的。但是,在我说明实际情况以后,继我之后而发言的人,还是说造反派抛出来,不敢讲党委。这也是奴性在起作用。所以,要真实地叙述历史事件,不去掉奴性意识是不行的。要直面历史真实,还需要有一点勇气。不单是个校史问题,整个历史的问题,一笔糊涂帐,没有很好的总结。不但现在,中国历来都如此,安史之乱之后,都说杨贵妃不好,所以把杨贵妃赐死。其实,没有你唐明皇,杨贵妃能够做什么事?主要的责任人当然是唐明皇。但是唐明皇是皇帝,尽管后来改朝换代了,但封建文人们也没有一个敢追究唐明皇的责任,总是说杨贵妃不好。杭州岳坟你们都去过,岳坟前面跪着秦桧,秦桧的老婆,还有另外两个人。当然,秦桧做了很多坏事情,但若没有宋高宗,秦桧能杀得了岳飞吗?岳飞是一个大将,地位也是很高的,没有宋高宗的同意,没有他的指示,秦桧能杀岳飞吗,但很少有人指责宋高宗。应该说,秦桧只能够负次要责任,杨贵妃连次要责任我看都还谈不上,首先是皇帝。我们现在要总结文革历史,只能笼统地讲毛主席有失误,具体的没有了。总是讲林彪、四人帮,有些是林彪、四人帮做的,有些不是他们做的,有些事他们担不了这个责任。那么同样的,校史的总结也是这样。所以我觉得要实事求是地面对现实,这是一个大问题。我讲的都是一些原则的问题,写校史、系史的方法问题。不知对你们有没有帮助?

……

(下面是回答同学所提的问题)

问:大跃进时,你参加了《鲁迅评传》的编写?

答:那是鲍正鹄先生指导的项目。他抓了两个项目,一个是《中国近代文学史》,一个是《鲁迅评传》。他当时是教务处主任,还有其他工作,是个大忙人,他把章培恒调去帮他辅导《中国近代文学史》编写组,把我调去辅导《鲁迅评传》编写组。我都搞不清鲁迅传编写组有那些人,我只记得跟着我一起到北京访问的两个人,一个王继权,现在还在复旦,退休了,一个盛钟健,后来分到戏剧学院去了,是余秋雨的老师,就是他两个人跟着我一起到北京的。其它的具体的哪些人我也搞不清楚。一是人员有流动,另外是大兵团作战,人很多,顶多最后定稿的几个骨干可能还搞得清楚。他们工作紧张到什么地步?我举一个事例可以说明。那时我还参加《文学概论》编写,我记得有一天晚上,我们讨论搞文学概论大纲的时候,有一位金子信同学,他突然摔倒了,好在下面是地板,不是水泥地,头没有撞破,后来把他扶起来,以为有什么病了,但说是什么病也没有,就是好几个晚上没有睡觉了,疲劳的结果。大家都是连夜作战,都没有时间睡觉的。陈允吉讲当时杨西光要大家一个晚上要贴多少张大字报,他们班同学有人贴着贴着就睡着了。这个场面现在讲起来你们都觉得好笑,当笑话听,因为你们没有遇到过这种事情,实际上我们就是这么过来的。

问:是不是大跃进的时候,朱东润先生的陆游三书算是做得不错的?

他这些书实际上不是大跃进的成果,陆游三书他是早就开始弄了。我们先生作事情是一板一眼的,他几年搞一本书,是有计划的。先生年轻的时候写文学批评史,他自己规定,每天晚上我一定要写好多少字,即使开夜车开通宵也要把他写完。他跟我讲,陈寅恪有个弟弟,叫陈登恪,当时跟他同事,这个人不大读书,喜欢吹牛,老是跑过来跟先生聊天,聊得息灯时间到了——那时到一定时间就要拉断电源的——,他还不走,只好点了蜡烛再陪他聊。等到他走了之后,先生再振作精神来写,一定要赶完当天的定额。先生计划性很强。但是有一次系里有一个年纪不大的同事突然死了,原因是太劳累之故。于是朱老重新安排生活,以后每天晚上九点钟(或九点半,我记不清了)一到,一定睡觉。他说,如果我在写字,这个字没有写完,哪怕只写了一半,时间到了,我马上停下来,去睡觉,另外半个字明天再写。朱老的计划性是很强的,他不会因大跃进去赶任务,当然也不会偷懒。他的生活很有规律,所以他活得长。到了九十出头还在那里写书,写《元好问传》,别人到了八十几岁还能写短文章就已经不错了,他是写著作。他的陆游三书,是原来就计划好要写的,当时要他提早,要拿出来作展览。这种形势下他没有办法,只好提早,但还是不肯马虎,要好好的写。那个时候他书还没有写完,系里要搞展览,给他的书做了假封面,充作真的著作。我们青年教师都要参加这种展览工作,要做杂务。系里叫我去跟朱老打声招呼,朱老很不高兴,当然不是对我来的,他说“怎么好弄虚作假呢,这不作兴的。我这书还没有写完,怎么可以弄个假封面算是已经出版了呢!”后来,他说:“唉,真是没有办法了。我要是不同意,你也难去交账了,那就随便他吧。”这算是对我的照顾。朱老是个实在人,不喜欢弄虚作假。所以我说,他这三本书不是大跃进的成果,而是他原来计划的东西,是上面给放到大跃进成果里去的。有很多东西也就是这么统计进去的。那些集体的东西倒是大跃进的成果。没有大跃进,没有大兵团作战,这些东西也就没有了。老先生那些东西,你跃进不跃进,他都在那里搞,顶多稍微提早一点。但总结不能像我这样讲老实话,那是不行的。朱老的作品有质量,就得算是大跃进的成果。当然,你要说是大跃进成果,那也可以,因为这几本书在大跃进期间刚好搞完,但没有大跃进他照样这样写。所以,我还是讲这句话,看你们怎么写。是为了评功摆好,还是为了总结经验,指导今后的工作。

……

问:朱东润先生的历代文学作品选是什么时候编的?

答:大跃进的结果,出现了全面的饥荒,后来政策调整了,叫做整顿、巩固、充实、提高,八字方针。在这个背景下,后来就重新搞教材,邓小平委托周扬,抓文科教材建设,搞主编责任制。就是在全国找一些专家来做主编,然后再由他再找一些人进行编写,由主编来负责,不是像过去群众说了算,党支部说了算。当时朱光潜的《西方美学史》也是在这个背景下搞的。复旦中文系有胡裕树先生主编的《现代汉语》,朱东润先生主编的《历代文学作品选》,郭绍虞先生主编的《历代文论选》,还有外文系伍蠡甫先生主编的《西方文论选》,都是这个背景下面搞的。那个时候已经是1963了,你看中国的各种书籍出来,都是有一定时代背景的,不是偶然之事。如果没有这个背景,先生要自己主编什么教材是不行的。要是早几年,在大跃进的时候,他就不能主编。批判还来不及,怎么还可以叫他主编。现在上面政策变了,要请这些老专家出来主编。周扬抓的这套教材,当然也参差不齐,各本水平并不是完全一样,但总的讲这套教材还是比较好的,有价值的。因为这些主编的人,参加编写的人,都是专家。朱光潜名义上叫主编,其实是他一个人写的。你们买到的《西方美学史》,封面上写朱光潜著的,我买到的朱光潜《西方美学史》,它是上下两卷,上卷写的是朱光潜主编。开始时还不好写朱光潜著的呀,如写“朱光潜著”,不是又搞个人主义,个人奋斗吗,所以要打破这个迷信,要写主编,实际上是他一个人搞的。后来形势进一步发展,干脆写他著了。其实,无论做学问也好,搞创作也好,一定要有自己的主见。要有独立的精神,自由的思想,要有自己的东西,不能够随大流搞,随大流搞不出东西来。但是,独立的精神,自由的思想,要坚持下来很难,不是那么容易的。

我们读书的时候,可能是复旦的全盛时期。因为时在院系调整之后。院系调整,复旦是受益的,调来很多高水平的教师。但院系调整也没有很好的总结经验,到底哪些地方是做得好的,哪些地方做得不好?院系调整有好多学校合并了,撤消了,或者缩小了,这个大概和政治情况有关系。但复旦是受益者。复旦本来不是很大,开始是私立大学,抗战时期改为国立大学,规模也不是很大。院系调整之后,复旦变成一个全国重点大学,在综合性大学中,仅次于北大,因为清华是理工科。清华本来是综合性的,后来把文科并到北大去了,变成一个理工科大学。交大也变成理工科大学。照苏联的排法,是综合性大学在前面,所以,以前都是北大、复旦,复旦搞得地位很高,这是同院系调整有关系,另外同它在上海这个地方也有关系,因为上海毕竟也是中国最大的城市。

胡中行插话:我记得周谷城写过一首诗的,他第一句就是“学府东南第一流”

答:所以,当时我们读书的时候人才济济,那时候系主任是郭绍虞,搞古代文学批评史的,他原来是文学研究会的。但是我们进来的时候,他是已经高血压经,常生病,我们的文学批评史还是他教的。他生病的期间刘大杰代理系主任,刘大杰代表作是《中国文学发展史》。先生的学问很好,但讲课并不精彩。他的苏州口音很重,“zeguo,zeguo”,“这个,这个”, 讲了半天结果还是讲不清楚,我与其听他讲文学批评史,还不如看他那本文学批评史来得清楚。但是,他名望高,讲课的时候很多人都来旁听,教室都挤满了,蒋孔阳自动的要给他来作助教。蒋孔阳教我们文学概论,当时介于中青年之间,也是很有名气的。刘大杰讲课很生动、活泼,高年级的同学说他是死蛇能讲得活。从来没有听过一个口才这么好的老师讲课,他到北大作红楼梦报告,北大同学都讲从来没有听到过这么好的报告。先生原来是读英文系的,开始研究外国文学,视野比较开阔,讲课讲得特别好。我快毕业的时候,他因为肠癌开刀了,后来就不上课了,偶尔做做报告,做起报告来还是神采飞扬。他讲《红楼梦》时,能把乌进孝年终的时候进贡贾府的那份清单背下来,什么乌鸡多少,什么鹿多少,等等,他都能够背出来。他讲话有时候也很随便,他上课经常引诗,人家都很佩服他说,你古诗记得真多,他说,我就是记那么几句,骗骗你们的。再要多一点,上句下句都要连着我就背不出来了。但是他有一次又跟我讲,他读书的时候,要跟同学比背诗,他说,我都拿手电筒在被窝里头读,一定要背过人家。可见他背的诗还是挺多的。所以,你也不好完全相信他的话,他一会儿这样子讲,一会儿那样子讲。但是会讲,上课上的好。我从来没有听到过这么生动的课。现在那些学术明星讲课都是说书化了,先生那才是大学教授上的课,他的生动跟说书说的生动那是两码事。因为他肚子里头的东西也多,再加上口才好。光是腹笥丰富还不行,郭老肚子里的东西也很多,但是讲不出来。先生肚子里的东西多,他能讲出来。

还有一个鲍正鹄先生,课也讲得好。鲍正鹄先生当时还是讲师,后来他是他那一批人中最早提副教授的,他是跟胡裕树、蒋孔阳、王运熙先生等同一档的。他最早提副教授,他讲课是另外一个路子,就是启发性很大。能够给你打开思路,但是他没有条理的,一会儿讲这,一会儿讲那。我一直很喜欢听他的课。我毕业之后,做助教的时候,他讲近代文学,我还是去听。那时有些进修教师听他的课不习惯,因为笔记记不下来,没有条理。他们习惯于一二三四,条理清楚,便于笔记。但先生讲课,一会儿讲这,一会儿讲那,一会儿外国文学,一会儿中国文学,一会儿古代,一会儿现代,思路像跑野马一样东跑西跑。但是有个好处,思路开阔,启发性大。我这个人本来就懒得记笔记,听先生的课,我干脆不记笔记,就听他讲,他能给你的思路打开。思路打开之后,你再去研究,再去思考,就能懂得很多问题。我倒是觉得这样子讲法好,但是这种讲法很不易学,一定要知识面广,古今中外东西懂得多,而且要把问题思考得深。但是这位先生不喜欢写作。书是写了一本《鸦片战争》,也不是文学的,文章写过一篇《龚自珍集》的序言,写得非常好,但是他很少写,不愿写,过去有这样的老师,学问好,课讲得好,但是东西不大写。在当时还是名牌教师,现在恐怕这样的老师就不能存活了。不要说是教授,恐怕连副教授也评不上。所以我觉得风气变了,我老实讲还是喜欢当时的风气。各个教师不一样,比如蒋天枢先生,是陈寅恪的学生,他喜欢搞考据,讲实学。那个时候我们有些老师都已经学苏联的东西,大讲人民性啊、现实主义啊,但他不讲这些东西,他提交校庆科学讨论会的论文是《诗大明“缵女维莘”考释》,考证《诗经》里头的一句话,他可以考两万字,他还是搞他那一套。但复旦这点还好,在学术上还有些容量,还允许他走自己的路,不是非要你讲人民性不可。那时,一面提倡学苏联,搞马列主义,但真正有学问的教师,他搞他的老一套,也还是容忍,还是同意的。就是不提倡搞这个,但是还是可以搞。这使我们学生能见到各种治学方法,还是有好处的。现在搞什么学术带头人,又是首教授,要把大家统起来,这很不好。过去根本没有这些,各人走各人的路子,倒是百花齐放。学术上的方法和路径是很难统一的,今天社会上流行这种方法,领导上所提倡的路子,很难说就是最好的方法和路子。那时候许多人都说蒋天枢先生的治学方法过时了,但是过了几十年之后,觉得还是蒋天枢先生做的学问扎实。但现在像蒋天枢先生这样做,是难以存活的。他写的文章很少,后来他重新注释《楚辞》,出过一本《楚辞新注》,还有一本论文集,是薄薄的十几万字,好象是他死了之后,他的学生帮他出的。要是现在,还能当得上教授吗?所以我觉得风气变了。应该说,教我们的这些教师都各有特点。朱东润先生原先也搞批评史,因为郭绍虞先生搞批评史,他不搞了,去搞文学史、搞传记文学,写了很多古人传记。赵景深先生主要搞戏曲小说,他戏曲小说材料搜集的非常多。但各位老先生也各有他的缺点。我们做学生,各个先生都要接触,我觉得好的东西我都吸收过来,不好的就扬弃掉它。

还有一点,现在的师生关系也不同于以前。现在因为研究生多了之后,就变成一个导师一个门户,分起来了。这当然也有好的一面,老师可以多关照,多指导你一些,但是也有不好的一面,因为一个老师,即使水平最高的老师也是有局限的,应该“转益多师是汝师”。我们那个时候,所有的老师都是我的老师,所有的学生都是他的学生,我们那时候研究生很少,1955年、56年学苏联,搞了一些副博士研究生,副博士研究生实际上就是硕士研究生,后来也没有搞下去,很多都转为助教了,后来不知怎么一来,又开始招研究生,但研究生数目很少,不成气候。因为都是学生,当然所有的老师都是我的老师,所有班上的学生都是他的学生,没有什么分别。现在学生有了门户之别,我觉得有很大的弊病。不要说是我辈这种一般的教师,就是陈寅恪、钱钟书这样学富五车的人,也有他的局限性,所以最好是能够吸取各个教师的长处,能够跟他们都有接触。我们读书的时候,因为在反右以前,教师对学生戒备还少一点,当然经过思想改造也有一些戒备,但是总的讲还比较小一点,我们经常吃过晚饭到一位老师家里去坐坐。我们的体会,就是在老师家里头所听到的东西,所得到的东西,要比课堂里头所得到的还要多。你们现在不可能了。这一点不单是我的体会,我到北京去,七七届的学生召集起来请我吃饭,聊聊天。他们都跟我讲,说“唉,我们觉得,当时在课堂上得到的,还没在课后跟你们瞎聊聊的收获更大。”但是你们现在难了,到别的老师家去,也难了,我还是老观念,一视同仁,后来我就有警惕了。我太太一个同班同学,他的女儿到复旦考研究生,考试时还住在我们家里的,考到一位老师的门下。有一次,我请我的研究生来家做饺子吃,我把她也叫过来。大家都分工干活,叫她去倒垃圾,她说等一下,天黑了再出去倒,问她为什么呢?她就跟我讲老实话,她说她的老师是不允许研究生到别的老师家去的,要她们继承他的体系。我当时也不好讲什么,其实,他有什么体系呀。我是鼓励我的研究生多去听其他老师的课,多接触其他老师。我对别人的研究生也很愿意接近。但我发现了有这种情况之后,别人的研究生就不去多接触了,免得犯嫌疑。这种导师制所带来的后果,大概是学校领导所预料不到的。我要是没有这次经历,也体会不到。后来,这种门户的区分慢慢地明显起来,谁都感觉得到了。现在变成是一个导师一个门墙,弟子们结成一团。这样,会形成门户之见,怕未必是好事情,对学生的成长,对整个学科的发展,都会产生负面影响。

(当时毛泽东在文化大革命时要的保知识分子,都是复旦的吧?)

不全是。北京也保了一些,比如翦伯赞。翦伯赞保了之后就自杀了。上海保了四个人:谈家桢、周谷城、刘大杰、还有一个苏步青,都是复旦的。不保还好,本来造反派倒不去冲击他们,造反派兴趣是在搞党委,对这些教师兴趣不大,所以都没有搞他们。后来也没有怎么太为难。一保之后呢,叫做一批二保,重新拉出来批斗。当然,他们那个时候也晓得毛主席保他们了,批一下就是了,不会将我怎么样,心情当然也不同了。像我们先生很聪明,就是做戏一样的,很配合。反正上面都已经保我了,你也不会奈何我,无非是当众出出我的丑就是了。对苏步青,要考他计算数学,那个时候电子计算机还未普及,就要他用手摇计算机来计算,老先生几何学很好,但手摇计算机没有摆弄过,不行。数学家搞的是数学理论,你让他打算盘就未必打得好,所以工宣队就嘲笑他,说数学家连这种手摇计算机都不懂,你还算什么数学家?这是存心要出他的洋相。其实,苏步青是搞几何学的,算盘跟手摇计算机不懂也没有什么了不起的。高等学校的教师,大家都心中有数,但是不好讲出来。所以保了这四个人,再拉出来批,批判之后再用,就叫做“一批二用”。

先生就是西装穿得蛮好。)

     他因为到埃及去讲过学,到苏联去讲过学,所以有西装,但是平时也不大穿。倒是我们读书的时候蒋孔阳先生是西装革履,金丝边眼镜,很洋派。他不戴手表,用的是怀表,上课时怀表掏出来,讲台上一放,然后开始讲课。蒋孔阳后来文革的时候就很邋遢了,大约是思想改造的结果。但是蒋先生这个人还是很有主见的,你不要看大会上点头称是,什么意见都能接受,但心里自有主意。我当时因为喜欢写文章而受到了批判,别人都叫我不要写了,说你不写,就不会批判你了,只有蒋孔阳先生私下跟我说,一个人二十几岁不冒出来,三十几岁还没有一点成就,将来就出不来了,不会有成就了。他信得过我,晓得我不会给他抖出来,所以将真实想法告诉我。他还是有自己的看法的,平时不说而已。我觉得他这种看法是对的。当然不是讲绝对要二十几岁冒出来,我当时就是二十几岁的时候,所以他就讲二十几岁不出来,就搞不出来了。所以对他们这些人,批斗归批斗,承认错误归承认错误,如果能讲心里话,他还是有自己的看法的。现在蒋先生过世了,但我过年的时候还要请濮先生吃饭,我说我现在有稿费请你吃饭,是蒋先生鼓励的结果,蒋先生当时要是给我泼冷水,我也许就不写了。我说,所有人都要我不要写,只有他鼓励我写,所以我现在还能拿稿费请你吃饭。有些事你们青年人是很难想象的。现在写文章成为好事情了,你们不晓得那个时候压力多么大。不但领导上有意见,说你走白专道路,周围的群众也有意见,因为你拿稿费,收入比别人多。现在经济来源多了,就是说赚钱的渠道多了,那个时候讲学机会极少,青年教师更不会有机会讲学,当然有的时候人家通过组织叫我们去讲一两次课,稍微有点钱,那个钱很少的,十块二十块不得了。写文章收入就多了,我一篇长的文章拿到一百六十块稿费,我的工资只有六十块,后来加到六十五块五角,长期是六十五块五角,中等的文章大概五六十块,小文章也有十几块。那时的钱经得起用,我们礼拜六晚上到五角场改善伙食,那时候淞沪食堂是最好的,一条大糖醋黄鱼,再加上炒菜,一瓶啤酒,我们两个吃的酒足饭饱,还吃不完,只花三块钱左右。即使每个周末这样吃,一篇小文章也可以吃一个月。文革初期学生贴我大字报,说吴中杰拿了稿费,带着老婆到五角场大吃大喝。大吃大喝才三块钱。

当初批判我走白专道路时,我很不服气。我觉得我一个暑假没有休息,那个时候复旦宿舍没有空调,连纱窗都没有,蚊子多得不得了,点着蚊香,还要穿上长裤子长袖衣服,才能坐下来写文章,但又热得得受,过一阵子再把衣服脱掉,用凉水洗一下,然后再穿上衣服继续写。这样,搞了一个暑假,发了两篇长的文章,还受批判。很多人在家里摇摇扇子,不做事情,却成为批判我的积极分子。我很不服气,心想,你们不做事情倒是好的,我努力读书写作,倒反而挨批。当初想不通,后来我就想通了。为什么,那个时候大家钱那么少的时候,你拿那么多稿费,不批你批谁呀。我一个暑假写了两篇大文章,每篇一百多块钱,抵得上三四个月的工资,人家当然要批我了。你去吃糖醋黄鱼,人家在家里面吃什么呢,所以我后来也想通了。现在是谁看得起你这么点稿费呀,这也是时代的进步吧。但实际生活就是这样过来的,说给你们听听,也算是长长见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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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者20462014-11-20发表
吴老师,乃性情中人也!——当初批判我走白专道路时,我很不服气。我觉得我一个暑假没有休息,那个时候复旦宿舍没有空调,连纱窗都没有,蚊子多得不得了,点着蚊香,还要穿上长裤子长袖衣服,才能坐下来写文章,但又热得得受,过一阵子再把衣服脱掉,用凉水洗一下,然后再穿上衣服继续写。这样,搞了一个暑假,发了两篇长的文章,还受批判。很多人在家里摇摇扇子,不做事情,却成为批判我的积极分子。我很不服气,心想,你们不做事情倒是好的,我努力读书写作,倒反而挨批。当初想不通,后来我就想通了。为什么,那个时候大家钱那么少的时候,你拿那么多稿费,不批你批谁呀。我一个暑假写了两篇大文章,每篇一百多块钱,抵得上三四个月的工资,人家当然要批我了。你去吃糖醋黄鱼,人家在家里面吃什么呢,所以我后来也想通了。
读者2014-11-20发表
澳华网上的人物们,吴先生的这篇文章要是不看,真的可惜了。读后看这验证码也顺眼喜洋洋的:8181。我就是这样想的。了解到一个时代里的,一个想认真生活,认真学习,认真努力,还是认着真作学问的中国知识分子的肺腑之言,直言。听来平常,可人活一辈子,能知道属于自己的那个“实际生活”,缺了“认真”二字,还真能沾不到边。
读者2014-11-20发表
澳华网上的人物们,吴先生的这篇文章要是不看,真的可惜了。读后看这验证码也顺眼喜洋洋的:8181。我就是这样想的。了解到一个时代里的,一个想认真生活,认真学习,认真努力,还是认着真作学问的中国知识分子的肺腑之言,直言。听来平常,可人活一辈子,能知道属于自己的那个“实际生活”,缺了“认真”二字,还真能沾不到边。
读者20462014-11-20发表
吴老师,乃性情中人也!——当初批判我走白专道路时,我很不服气。我觉得我一个暑假没有休息,那个时候复旦宿舍没有空调,连纱窗都没有,蚊子多得不得了,点着蚊香,还要穿上长裤子长袖衣服,才能坐下来写文章,但又热得得受,过一阵子再把衣服脱掉,用凉水洗一下,然后再穿上衣服继续写。这样,搞了一个暑假,发了两篇长的文章,还受批判。很多人在家里摇摇扇子,不做事情,却成为批判我的积极分子。我很不服气,心想,你们不做事情倒是好的,我努力读书写作,倒反而挨批。当初想不通,后来我就想通了。为什么,那个时候大家钱那么少的时候,你拿那么多稿费,不批你批谁呀。我一个暑假写了两篇大文章,每篇一百多块钱,抵得上三四个月的工资,人家当然要批我了。你去吃糖醋黄鱼,人家在家里面吃什么呢,所以我后来也想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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