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总以为，戴厚英之所以受歧视，被打击，完全出于政治原因。但我觉得，在政治话语的背后，还夹杂着许多人事因素。中国原是人事关系极其复杂的社会，政治往往与人事纠结在一起，人事矛盾有时要借政治的势头来解决，两者有时是很难分得清爽的。
戴厚英在文艺界崭露头角，是在1960年上海作家协会四十九天会议上。这个会是上海市委宣传部策划的，以“批判资产阶级文艺思想”为题，来整肃文艺界知识分子。戴厚英是这盘棋局中的一枚小卒，被推出来批判她的老
戴厚英受人指责的另一件事，是做过上海作协的造反派头头，主持会议批判过一些作家。这种事虽然是在当时历史环境中发生，但当事者自然也要负一定的责任，被批判者对戴厚英有意见是正常的。不过当时的这个领导班子，是作协各派大联合的产物，戴厚英只是作为一派的代表而加入，而且并不是这个领导班子的主要负责人，第一把手是一位工人作家，他是主要决策者。但不知何故，那位第一把手倒逍遥事外，不知是否因为他是工人作家的缘故？中国的知识分子对于工人阶级总要礼让三分的；另一派代表，还是“打巴（金）组”组长，但文革之后，不但没有什么麻烦，而且还升任了上海作协一家刊物的负责人。
最后，使戴厚英在文革结束后受到审查的，是因为她在文革后期，又被调回到上海写作班系统中去。先是参加《文学概论》编写组，继而参加《摘译》编辑部工作，后又调到新成立的电影小组，与某作家一起修改《苍山志》电影剧本，这个电影取材于“温州经济模式”，把温州的民间经济作为资本主义势力来批判。有着这些经历，在“四人帮”被打倒之后受到审查也是必然的。但一起搞电影的其他人呢？
我不是说这些当事人都应该受到歧视，只是对这种不公平的差别感到奇异。
而且，审查结束之后，应该可以正常工作了吧，不料恰恰是在这之后，她遭受到的打击更多。
戴厚英是在政治审查结束之后，等待工作分配时开始文学创作的。在接受审查期间，她拒绝强加在她身上的不实的罪名，但倒是认真地反省了过去所走过来的道路。她深深地感悟到，长期以来，根本的问题在于：脑袋没有长在自己的脖子上。过去写了那么多文章，其实都是奉命之作，自己看似很受重视，其实只不过是捏在人家手中的写作工具而已。她决定重新起步，此后要写出自己的见解，写出自己所看到的人生。第一部小说《诗人之死》，就是写她与诗人闻捷恋爱悲剧中所看到的人生。这部处女作，很快被上海文艺出版社所接受，但排好书样之后，却不能出版，因为作协的人有意见，到处煽风，一定要把它撬掉。倒是第二部小说《人啊，人！》先在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上海也有人去撬，只是广东方面不买这个账。但小说出版不久，就受到声势浩大的批判。因为这本书是宣扬人道主义思想的，而人道主义在当时仍是个犯忌的话题。戴厚英原以批判钱谷融 先生的人道主义思想而出名，在经历了文革的种种事件之后，她大彻大悟，转而在自己的小说中提倡人道主义思想了。从思想解放的观点看，这种转变是值得欢迎的。但批判她的，恰恰是以思想解放者自居的人。这就有点象《阿Q正传》中的假洋鬼子，只可自己挂“柿油党”的牌子，而不准阿Q革命。批判者虽以思想解放派自居，但脑子里装的还是过去整人时代的想法，以为公开的批判可以把人搞臭。但出乎批判者意料的是，戴厚英在群众中不但没有被批臭，她的名气倒是愈批愈大了。这种文革之后出现的社会逆反心理，使批判的发动者感到失策，说是当初应该关门批判才是。
在工作分配的事情上，戴厚英也遇到了麻烦。这麻烦不是来自官方，也是出于人际关系。戴厚英在作协文研所时，是分工搞戏剧评论的，时间一久，自己也产生了兴趣。所以审查结束，重新分配工作时，她就提出要到上海戏剧学院教书，而且着手研究莎士比亚和关汉卿，并作了很多笔记。上海戏剧学院也表示欢迎，事情几乎已成定局。但在报到之前，却被人撬掉了。去撬的人，又是作协的同事。好在复旦大学中文系还有点肚量，主动把她接纳进来。这样，她就到复旦来教书。后来各个大学都办分校，复旦也办了一个分校，她因当时的住处离复旦分校略近一些，就转入了复旦分校，再后来上海各个分校合并成一个上海大学，复旦分校成为上海大学文学院，她就成为上海大学文学院的教师。
戴厚英的作品影响愈来愈大，不但拥有全国读者，而且被翻译成多国文字，产生了世界影响。照理说，这样有影响的作家，而且又是在上海作协文研所工作过的人，参加上海作协应该是不成问题的。但不料这不成问题的问题，恰恰成了问题。上海作协就是不要她。后来经陈丹晨兄动议，中国作协先吸收她为会员，然后按章程规定，再自然成为中国作协上海分会会员。与一般作家先加入地方作协分会再加入中国作协者，刚刚相反。当时丹晨兄担任《文艺报》副主编，并在中国作协兼了什么职务，还可以帮得上忙，否则，戴厚英这一位知名作家，大概永远或长期被排斥在作家协会之外。
为什么戴厚英不能见容于上海作协的人呢？实际原因很复杂，不是“好人”、“坏人”这样简单的二分法所能说得清楚的。
从戴厚英这方面说，自从她父亲在1957年被打成右派分子，而她自己又因在反右运动初期同情被批判的系主任许杰 教授，而受到批评帮助之后，就一直怕犯“右”的错误，尽量要紧跟革命，走在前面。再加上她言辞锋利，容易伤人，所以有人恨她是必然的。比如，在文化革命中，她竟当众揭发别人的生活隐私，数落人家，使人十分难堪，所以这位作家一直都不肯原谅她，这是情有可原的。
但是，另一些人的仇戴，其微妙的心理就需要仔细分析了。
比如，有一位老作家，在文革初期就被报纸上公开点名批判，这显然不是本单位“造反派”所能决定的，而且在那时，“造反派”也还没有形成，戴厚英不但尚未做作协上海分会的“勤务组”成员，而且还跟在大家后面保卫上海市委，照当时的分类法，应该是属于“保皇派”。但是，文革结束之后，这位作家却并不指责将他抛了出来的决策者，而把所有的仇恨都集中到他被抛出来之后才执行批判任务的戴厚英身上。而当那位决策者复出掌权之后，却仍受到这位作家的尊敬，有时还要贴上去，以认识这位领导为荣。这实在是中国知识分子的悲哀。
另有一位作家，在戴厚英受到上面重视时，曾将自己喜欢写作的女儿托付给她，要她帮带，而且还写了一封信，要戴厚英转给当时主管文教的市委副书记徐景贤，其实，戴厚英那时也不大能见到徐景贤，但受人之托，忠人之事，她还是通过当时上海主管文艺方面工作的陈冀德把信转上去了。只是这封信还没有来得及批示下来，“四人帮”就被抓起来了，上海市委和写作班也跟着倒台。从此这位作家就成了戴厚英的死对头，到处表现出对戴厚英的愤恨。托女、递信之事，当然就被掩盖了起来。作为文革的被迫害者，她很快就登上了上海作协负责人的宝座。这也许是一种政治技巧吧。
再有一位记者兼作家，原是闻捷、戴厚英恋爱悲剧的制造者，后来却成为反戴英雄，这就更为奇妙了。中国记者的职责，不但要为读者撰写公开的通讯报导，而且还要搜集各种动态，写成“内参”、“简报”之类，为执政党和政府领导人提供情报。这位记者在文革中也不忘随时搜集文化界的动态，向上汇报。他常到巴金家去探访，随后就向上汇报，使领导上能够随时掌握巴金的动态，将批判不断升级。闻捷也是一位知名作家，他的情况当然需要随时掌握。有一次这位记者去探访闻捷，闻捷不在家，刚好戴厚英在，既然他是闻捷的客人，戴厚英就热情地招待，不料此人刚受过招待，回去之后就向上面写了汇报材料，说戴厚英在闻捷家简直象主妇一样招待客人，关系很不正常。张春桥正是看到这份简报之后，写了指责闻捷腐蚀造反派的批示。于是才有对闻捷的不断批斗，才有闻捷的自杀事件。但中国的告密者是很难有羞愧之心的。在文革结束之后，对巴金，他用的是撰写专书加以颂扬的办法；对戴厚英，他用的是打击的方法。这两种方法虽则相反，实则相成，——都是为了掩盖自己的丑行。
还有一位老编辑，是出版界人士，并不在上海作协工作，原与戴厚英风马牛不相及，但他也对戴厚英表现出义愤填赝的样子。贾植芳 先生曾对我说起，上世纪八十年代有一次在上海郊县开当代文学国际研讨会，会方派车来接贾 先生、戴厚英和这位老编辑同去。贾、戴先在复旦上的车，这位老编辑是随后在虹口上的车。老编辑上车后看到有戴厚英在，就一直板着面孔不理睬，以示与她划清界线。这大概是为了迎合主流意识的表现，贾 先生说，这副一本正经的样子，实在令人好笑。后来我看到巴金、黄源通信集，其中有一封信写到此公，他原是巴金的老朋友，在文革中看到巴金被打倒了，就无中生有地捏造许多严重的罪名来揭发巴金，文革结束之后看到巴金重新出来了，于是又提出要去拜访巴金，却为巴金所拒绝，——这样，我对于他无缘无故仇戴的心理，也就明白了。
中国人往往不敢指责事件真正的责任人，特别是对于有权有势者，却习惯于找一个弱势者来发泄仇恨，不但把什么脏东西都往他身上泼，而且还要踢上几脚，以表示自己的勇敢和义愤。而这些被用来发泄愤怒的人，虽然有他自己的错误，但却并非主要责任人。
而且，一旦某种意见形成主流意识，就必然会有许多追随者。中国本来就少有独异之士，多的是从众者，即鲁迅所说的“合群的爱国的自大”者。
一些外籍人士呢，本可以客观一些了，但也并不尽然。他们对于中国国内错综复杂的情况其实并不了解，他们所能接触到的人往往又是经过主管部门筛选过的，同时，为了进入中国，又不能不与官方机构打交道，因此他们的思想也难免要受到国内主流意识的影响。德国汉学家马汉茂，之所以跟在中国作家的后面，对于戴厚英进行指责，就是一个例子。难怪戴厚英要奋起撰文，对他进行驳斥了。
戴厚英的遭遇不是孤立的现象，如果肯细心地加以研究，我们从中也许能够透视出一些隐藏在中国社会现象背后的一些深层问题。
为什么在每一个社会事件之后，各个单位都会找出一个垃圾筒，将一切脏物往里面丢？以前我总以为由于权势的关系，人们不敢去追究真正的责任人，或主要的责任人，后来这才逐渐省悟到，设立一个垃圾筒，还可以把这些人自己身上的脏物也接纳过去，使本人显得很干净些。在这种时候，义愤的态度，鼓噪的声音当然是必不可少的，他可以用貌似正义的姿态把别人蒙住。
我们应该在义愤的面具下，找出一些真实的东西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