某日我在中文學校給孩子們教課，課文采自中國大陸課本，題目叫《溫暖》，說的是周恩來總理工作了一整夜從人民大會堂出來，看到清晨打掃廣場的一位清潔工，便主動上去握手慰問，清潔工人非常感動。我說：“總理和清潔工，職位雖然不同，但他們是平等的，沒有高低貴賤之分。”一個學生就問：“他們賺的錢一樣多嗎？”我說：“當然總理賺的錢多些。”“那為什麼？”“因為總理管的事情更多更複雜，責任更重大。”“我媽媽說，我將來不要象她那樣做清潔工，應該學醫，醫生賺的錢多。”就我耳聞目睹，象這樣用金錢為孩子樹立人生理想的在澳華人家長是非常多的。
在我成長的年代，實現共產主義是全民族美好的理想，所有的個人理想都必須服從於、指歸於這個集體理想，因此就有了一種崇高感。我的第一個理想是當海軍，那是在讀小學三年級時，正迷戀於游泳。到後來，收音機裏播放的兒童歌曲唱的是：“我有一個理想，一個美好的理想，等我長大了，要把農民當。”青年歌曲唱的是：“到農村去，到邊疆去，到祖國最需要的地方去。”我不得不修正自己的理想，我開始懂得，我這樣“出身不好”的人是不能報參軍的奢望的。文革中期我讀初一的時候，有一天學校來了一對三十歲左右的俊男靚女，老師介紹說是聽課的。奇怪的是他們聽課不坐在教室後排，卻在前面面對學生而坐，目光在學生們臉上掃來掃去，竊竊低語。後來我們才知道是湖北省話劇團來物色演員苗子的，在我們班初選了五六人，我是其中之一。但那時在我們的意識裏，當工農兵才是符合革命理想的，演員則幾乎是小資產階級的同義語，所以我們都躲著不肯參加面試，後來就一個也沒進劇團。再後來，我就下鄉當知青去實現“革命理想”了。在鄉下累得半死的時候，便後悔沒有抓住當演員的機會。收工後或農閒時讀閒書，讀得心裏癢癢地就想當作家，這算是我認認真真樹立的理想，值得欣慰的是，在共產主義的集體理想離我遠去之後，我的個人理想卻始終沒有改變，而且可以說初步實現了。它雖不再寄託於共產主義理想，卻仍舊是美好的，因為它有益於人類。
我們這一代人已人到中年，理想實現了也好，沒實現也好，基本是定型了，問題倒是我們的下一代要不要樹立及樹立怎樣的理想。人是大自然的產物，象世上的所有其他生命體一樣，生命本無所謂意義不意義，只是大自然的一個過程，人與人的關係使生存顯出了不同於動物的意義，同樣是人，傑出與平庸，充實與空虛，可以大相逕庭，“有的人活著卻已經死了，有的人死了，卻仍舊活著。”有理想的人比無理想的人生活得更有滋味，更充實，也往往能對人類作出更大的貢獻。如果你想生活得更美好，就應該有理想。
每個人固然可以樹立當醫生、當科學家、當作家等等個人理想，但如果其目的只是為了自己多賺錢，那就和動物想多找到點食物吃飽肚子沒有甚麼本質上的區別，只是低層次即物質層次的願望。我總覺得理想是需要點崇高感的，而崇高感總是和人類關懷相關聯的。古今中外，你能找到任何一個人們公認崇高的人或事，是僅僅與個人牟利相關的嗎？在澳洲，並沒有政府倡導的全民理想，學校也不進行理想教育，如果誰說“為完善資本主義（當然不是“實現”，因為資本主義已經存在）而努力奮鬥”，聽上去未免很滑稽。這裏不是我們的祖國，民族情感似乎也不太適用，由華人呼喊“振興澳洲”總不如呼喊“振興中華”來得自然暢快。於是，我們好像突然失去了精神上的支住。
原發表於1998年？月？日澳洲《東華時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