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華留學生小説的一個回顧（三）
在當時已經獲準或等待獲準居留澳洲的這五萬中國大陸留學生及其家人、朋友中間，各種各樣的家庭、婚姻及其性、愛、情、慾的故事層出不窮，自然也是澳華作家所描寫的重要內容。作爲一種研究對象，我們可以從中看到這些中國大陸留學生的掙扎與進取，並看到澳華作家在這個內容上如何表達他們的認同關切。
跨文化艷遇與嫖妓經驗
在澳華文壇，寫性愛情慾的作家很多，如田地、蘇珊娜、袁瑋、千波、施國英……等等。田地(田志輝，來自沈陽，哈爾濱工業大学計算機系畢業，遼寧作協會員，在悉尼開出租汽車，現在新南威爾斯州議會擔任議員傳媒顧問)是個快槍手，創作量大，內容廣泛，不少富有文化反思的深度，但最令讀者印象深刻的是他把男女間的性感覺揣摩得細膩纖微，儼如成了性心理專家。他引起注意的是一組被稱爲“的士系列”的小說。通過一個華人出租車司機的日常工作生活，小說呈現他和各個階層、各個種族人士的連串艷遇，使這個系列成了某種跨文化性愛歷險記。按照田地的自白，寫作就是作家生活的一種平衡，一種陰陽互補。他自己的私生活平平淡淡，並不特別精彩，故此他筆下多是談性沾艷，色彩斑駁。
有若干作品描寫嫖妓的經驗。吳棣(畫家，原爲北京中央美術學院研究生，中國人民美術出版社編輯)一個短篇小說標題就叫做〈嫖妓〉，從頭到尾就是寫一個窮留學生在妻子從國內來澳團聚前夕唯一一次找洋妓女的經過。他想了卻一個多年的心願，不幸得到的是一個令他完全垂頭喪氣慘淡收場的經歷。
黃惟群(原爲上海鐵鍋廠工人，現爲自由撰稿人、澳洲文化經濟促進會會長)的中篇〈尋〉(《東華時報》1999年6月3日、10日連載)剛好相反。作品中的主人公人過中年，在悠長的寂寞難耐的日子裡從來沒有真愛。他只有在嫖妓的時候，才體驗到性愛的快樂。他覺得：“只有這地方，女人永遠年輕永遠漂亮。任何人都會衰老，可是這地方不會。這地方的女人永遠年輕永遠漂亮。這地方生命之樹常青。”(《東華時報》1999年6月10日)人落到這種地步，人性中壓抑了幾十年的東西只有在嫖妓那一刻才得到徹底的渲泄，這是真正的悲哀！〈尋〉對生命，對婚姻愛情，對性，以及整個人生進行了思考。如劉放所指出，這場思考是真實的、真誠的，也是灰色的(劉放，〈對人生和生命的灰色思考〉，《東華時報》2000年5月4日)。
沈志敏(來自上海，原爲工人)的短篇小說〈紅坊夜雨〉(《東華時報》2000年7月20日)不是上述兩種直接的性體驗。故事中的“我”在妓院挑中的妓女是同住一座樓的鄰居，在談天中發現大家還是四川同鄉。故事結束於“我”在雨巷(這是戴望舒的雨巷嗎？)中的等待，帶著無限的惆悵：“紅坊區仿彿迷失在夜雨之中……”
千波的〈結婚記〉以及她和田地、吳棣三個人的游戲
北京大學中文系才女千波(辛千波，生於天津，曾任職天津電視臺編輯兼記者，現爲中文教師、翻譯、自由撰稿人)和田地、吳棣三駕馬車合作寫了好些短篇小說，大多是關於男女問題的。千波自己的一部中篇小說〈結婚記〉(《東華時報》2000年6-8月連載)可能是她到目前爲止最重要的一部作品了。這是四個當年一起租房子的中國大陸留學生王老五，在一九八九到一九九九的十年跨度間，如何在澳洲扎根，成家立室的故事。小說寫出居澳華人從留學生到新移民的历史性轉變，以及他们生活、爱情、婚姻的種種遭遇和變迁，塑造了一系列生动有趣的人物形象，貫穿着一段令人蕩氣回腸的罗曼史。
如張安東所說，千波的語言很暢快，像一把形狀秀美的果刀，自如地挖出不少人心深處糾纏著的枝葉根莖。千波追求雅，是一種少數的聰明人，如她的〈悉尼沒有愛情〉中梅所想的那樣，是從大學裡走出來，腦門兒上寫著“驕傲”的聰明女孩兒的感受。傲氣而頹廢心理描寫，加上那種“玩世不恭”的語言，形成千波鮮明的風格。(安東，〈沒有完成的信——評田地、吳棣、千波三人小說〉，《東華時報》1999年11月11日)
千波很有些警句，譬如她說：“上床不一定產生愛情，但不上床則一定沒有愛情。”寫小說於她是一種游戲。她說：“寫小說是一件很有意思的事，如果你不把責任、使命、留名青史這類沉重而嚇人的東西掄到自己肩上的話。就像做愛，它是另外一件很有意思的事，可是如果你老想著一定要堅持三個小時以上，一定要完成七十二種花式，還老擔心自己夠不夠尺寸，那麼終有一天，你得陽萎。所以我不太能理解‘創作痛苦說’。”(千波、田地、吳棣，〈三個人的游戲——我們爲什麽一起寫小說〉，《東華時報》1998年12月17日)
婚姻情爱悲剧：一種現世報應？
移民家庭中的情感衝突、甚至婚姻破裂是當年澳華小說常要處理的主題。其中一篇是西貝(畢業於南開大學數學系，現在悉尼從事電腦軟件設計工作)的短篇〈憤怒的蜥蜴〉(《她們沒有愛情》，頁94-98)。這篇於一九九五年十月獲得台灣《中央日報》世界華人小說佳作獎、有點卡夫卡式的故事描寫妻子已經適應了澳洲的生活方式，但比妻子晚了幾年來澳定居的丈夫卻無法改變自己，只好退縮到自己的幻想世界，有如神智失常。小說一開頭就讓人感到什麼不祥之兆：
從夢中醒來，發現自己還是人類，盧平(丈夫)不由長舒了一口氣，但是想起夢裡的蜥蜴，又不免感到似乎若有所失。
這是故事的結尾——一個悲劇的暗示：
林英(妻子)回來得越來越晚，每天刻意地換著時裝，用起濃烈的香水。盧平早晚還是一個人蹲在後院，用那把生鏽的斧子，一下接一下地砍著地上的樹樁。麗麗(家裡的小貓)睜著一隻碧綠的獨眼遠遠地盯著他。
莫夢(莫海燕，廣東韶關人，畢業於中山大學經濟系，現任職於悉尼AAPT公司)的〈風高月黑的夜晚〉是一個奇異的故事，按蕭虹的說法，是“留學生婚戀主題的狂想變奏曲”(蕭虹，〈序〉，《她們沒有愛情》，頁156-165)。故事中的丈夫比妻子早幾年赴澳，妻子到來的時候，發現丈夫變了，而且有了外遇。在一個丈夫外出的晚上，妻子被一個入屋行刼者強奸，在羞愧和痛苦中竟然漸漸地體會到“一種從未有過的充實感與溫暖”，情不自禁地做出熱烈的回應。她覺得自己“好象從挃梏中解脫出來，長期浮游著的身體突然觸到了真實的土地”(《她們沒有愛情》，頁163)。蕭虹評論說，以這一個近乎“小電影”的故事，莫夢對男女在婚姻關係的盈虧表上，作了一筆龐大的調整。作者是否想製造一個現世報應？抑或是呼籲中國女人從自己加於自己的那種“從一而終”的性觀念中解放出來，不再做單方面的貞婦烈女(蕭虹，頁5)？
原上海《解放日報》記者小雨(張沅，現爲自由撰稿人)看來是個好心的作家。她在〈離婚的女人們〉(《她們沒有愛情》，頁26-47)中講了那麼多辛酸無奈的故事，但最後還是安排了一個爲了平等爲了諾言也爲了考驗而這考驗肯定能帶來幸福的離婚。在〈心墮〉(《她們沒有愛情》，頁48-52)這個短篇裡，她更安排了一個“happyending”。但在〈吃夢〉(《她們沒有愛情》，頁53-60)裡，一個嚴峻的現實呈現出來了。兩個過去的上下級兼情人在悉尼巧遇，此時女的在悉尼辛苦經營一間小奶吧，而男的在國內已高升爲市長。八年來女主人公無數夢裡重複的除了自己過去曾經輝煌的記者生涯外就是她所崇拜的這位情人。但是今天，渡過了八小時的邂逅激情和溫馨陶醉之後，她清醒了：國內那裡已經沒有自己的位置；那時的那個情人也不是眼前的這位官人——他那個下意識的左擁右抱的姿態、做愛的技巧、純熟的舞步、名牌香水味，還有說到賺大錢時眼裡的光都是不熟悉的。
王世彥：一隻站在熱鐵皮屋頂上的貓
王世彥(生於福州，畢業於福建師範大學中文系，現爲自由撰稿人、澳大利亞新州華文作協理事)是一個很具風格魅力的女作家。她像一隻“站在熱鐵皮屋頂上的貓”，堅定地思考著藝術與人生(見她的〈站在熱鐵皮屋頂上的貓——關於藝術與人生的思考〉，《東華時報》2000年8月17日)。頹廢美、幻滅感是她的特色；她以一種“獨特的絕望的優雅”而引人注目。短篇小說〈哭泣的歌〉(《她們沒有愛情》，頁70-84)就透出一種“末路狂奔”的幻滅感，一種在絕望中玉石俱焚的“復仇意識”。在〈爲什麽是玫瑰〉(《東華時報》2001年4月5日)這個短篇中，王世彥以“我”收到五次玫瑰總結了一個女人沒有愛情的一生：第一次我又將玫瑰放回我的花藍裡，繼續變回商品。第二次我根本就忘了拿，它遺留在那部漂亮的汽車裡，送花人的身邊。第三次我帶回了旅館，當我離開時，拿在手上注視了好一回兒之後，扔進了垃圾桶裡。第四次是畫家的玫瑰，我將它畫了下來，帶回了我居住的城市。第五次是詩人從遠處帶了一枝玫瑰來看我。他的手，大約已經送出了幾百枝玫瑰。
她的〈優美的，活著，死去〉(悉尼《自立快報》，1995年5月；《她們沒有愛情》，頁61-69；《澳洲華文文學叢書.小說卷》，頁203-211)獲得一九九五年澳洲中文創作短篇小說佳作獎。在這個短篇中，兩個女人互相扶持，相濡以沫。這裡有一種相當精緻的女同性戀心理描寫。這部作品還暗示男女兩性互相之間一種莫名其妙的關係。在一個漂泊的世界上，活得艱難的女人互相依賴以抵禦男人作爲一種異己力量的進侵。但這抵禦又是無力的，正如這個感嘆之不可能：“如果這個世界上沒有男人，只有女人，該多好啊！”(同上，頁69)
王世彥透露，她要寫一部長篇小說，這將是一部半自傳體的作品。我猜想裡面一定有女人在男人世界裡打了無數滾，滾得遍體鱗傷，碰撞得頭破血流的內容。這是她愛好的題材，也有她深刻的體驗感受。她曾在一個簡單的自我介紹這樣自嘲：“半生已過，一事無成。碰撞得頭破血流後，仍不肯放棄最後的一絲幻想，無他，靠這個活下去。”(同上，頁61)
以性愛拯救自身：蘇玲與她的發現者施國英
作爲大陸留學生的第二代，蘇玲（生於上海，移民澳洲後曾任悉尼《好雜誌》編輯，現居上海）和自我感覺“遍體鱗傷”的王世彥以及其它同齡女作家不同。這位悉尼“70後”的“美女作家”，原名叫李卓文，“蘇玲”據她本人說是取自“蘇青”、“張愛玲”各一個字，這可見這兩位四十年代的女作家對她影響之大，也可見她對自己期待之高。蘇玲是自我感覺良好的作家，年輕沒有負擔，也不打算接受任何“清規戒律”的束縛。她以小小的年紀，以清新流暢的語言，也寫了一系列新移民男女情愛的作品，顯示出乎意外的老練。其中的短篇小說〈沉香記〉(《東華時報》1999年8月12日)引人注目，也引起爭議。這是一個三角戀愛的故事，內中愛得不顧死活，也不顧別人死活。
蘇玲的最早發現者是施國英(生於上海，自由撰稿人，前澳大利亞新州華文作協會長，畢業於上海師範大學中文系，原上海《文匯報》“筆會”編輯)。在澳華文壇，施國英是一位富有創造力、非常成熟的重要作家。在性、愛、情、慾、家庭、婚姻這些問題上，最具獨立見解，並旗幟鮮明，甚至身體力行、自我實現的，在澳華作家中，施國英也是首屈一指。她的〈錯愛〉(《自立快報》，1995年5至6月連載)是一部帶有明顯自傳色彩的中篇小說。女主人公李琳——一個來自中國大陸的留學生——是性愛之樂的追求者，她和一個又一個的男人(主要是西人)的聚散離合構成了故事主體的“鏈式線索”。關於這部作品的主題預設，施國英是這樣說的：“〈錯愛〉著力描寫的是兩性糾葛中女性的定位問題。人類社會長期以男性爲主宰，在男女關係上也大多如此。我對這種被顛倒的世界一直不願苟同。至少在〈錯愛〉這部小說裡，女主人公在她的個人的情感生活中，把顛倒的世界又顛倒過來。或者這是另一種矯枉過正，然而生活中許多事情都是沒有邏輯的。”的確，〈錯愛〉的不同凡響之處，正在於作者以性愛至上的觀念，瓦解和顛覆了傳統男權文化所製造出來的情感至上的烏托邦幻覺，並以遊戲人生的態度改寫了以往文學作品中女性溫良、馴服、優柔的淑女形象，拓展出女性以性愛拯救自身的無限可能性(見陳賢茂主編，《海外華文文學史》，廈門市鷺江出版社，1999年8月，第3卷，頁512-513)。
一九九四年，施國英發表“二八論”，引起勃然大波。所謂“二八論”是：“做愛精彩的西方男人到處都是，十個中起碼有八個精彩，二個馬馬虎虎。中國男人是十個中二個馬馬虎虎，八個很糟糕。”(施國英，〈和澳洲西人結婚幸福嗎？〉，《大世界》，1994年第1期)。二零零一年，施國英發表另一篇文章《與中國男人談心——“二八論”修正案》，提出“二六六論”或“六六二論”。不管“二八論”、“二六六論”或“六六二論”，這些都不過是調侃。主要的是，在很大程度上，施國英不是爲了婦女解放問題需要借用“文化”策略，而是爲了“文化”問題需要借用婦解旗幟(錢超英，頁136)。在澳華文壇的眾多作家中，施國英是一個明確的世界主義者。
施國英對西方人深層意識的內涵是比她一些同行理解得深些。她有些小說是側重描寫西方人的。例如，〈馬克的故事〉(《她們沒有愛情》，頁143-150)對西方人作了非常深入而富有同情的描寫。〈彼爾的故事〉(《她們沒有愛情》，頁151-155)以不溫不火的筆法，勾勒出一個澳洲老人坦誠無私、寬容大度的人生。這些作品被認爲毫無“西方主義”的弊端。(蕭虹，頁5)
必須指出的是，“西方主義”像“東方主義”一樣，是對世界、對人性的錯誤觀察與曲解，當然也是新移民在認同問題上的嚴重嶂礙。
二零零一年八月七日初稿於悉尼，為拙文〈精神難民的掙扎與進取——試談澳華小說的認同關切〉的一個章節。原文曾收進筆者文藝評論、隨筆選集《精神難民的掙扎與進取》一書中，並有一前言：“一般認爲，澳華文壇真正成型到現在不過十年時間。在這期間，澳華文學以一九八九年‘六四’前後赴澳的中國大陸留學生(包括出國訪問學者和以出國留學之名在外打工者)所創作的所謂‘留學生文學’(或稱‘大陸新移民文學’或‘新華人文學’)爲主體。本文試圖討論這期間澳華留學生文學中的小說創作以及有關評論。由於只是以有限的問題探討展開，不能一一兼顧，肯定會掛一漏萬，立論也會偏差，萬望讀者方家指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