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我想谈一谈澳大利亚华文文学过去三十年的发展和现状。这个题目看起来不大，但其实很复杂，因为它不仅是文学问题，也是文化、历史乃至身份的问题。

如果让我用一句话来概括，我会说：澳华文学是一种长期处于边缘状态，却不断试图自我重构自我更新的文学形态。

在正式进入九十年代之前，我想稍微往前追溯一下。因为很多人谈澳华文学，都是从九十年代开始，但实际上，在网络出现之前，这里已经存在着一个很重要的文化基础，澳洲是一个以大城市主的国家，绝大多数人口集中在大城巿中，因此文化的中心和主要传播途径也在大城市中。

那个时期，华文写作与传播主要依赖几种渠道：华文报纸的副刊、一些留学生办的杂志，还有各种文化团体和写作协会。这些平台今天看起来也许规模不大，甚至有点搞笑，但在当时，它们几乎就是当地华人全部的文学空间。很多作者是在报纸副刊上发表第一篇作品，通过文学社团结识同道，在生存空间非常有限的条件下自发地、艰难地维持写作，以渲泄内心的压抑。

换句话说，在互联网之前，澳华文学是靠一种相对“手工式”的、搓出来的文化网络维系着。这一点其实很重要，因为它决定了后来澳华文学的一些基本气质部落群式的特征，比如它更依赖人际联系，更强调群体感和舒适度，也更容易形成一种相对封闭的自然生态，有如澳洲大陆自由进化的动物，与他地的动物有着明显的差异。

真正的转折发生在九十年代。随着新移民的到来，无论是为了排解情绪或是感受到了自由的气息，写作者数量明显增加且基本都能畅所欲言，甚至有语言攻击等不良行为出现，虽然这不是一种好现象，但也从侧面反映了创作的自由度。澳华文学的雏形开始逐渐成形。虽然它的起点并不那么完美，但在蹒跚的步履中逐渐走向了成熟，攀升了另一个高度。

这一阶段的写作，有一个非常鲜明的特点，就是“经验性”。作家们写的，往往是自身的移民经历：离开原来的社会，进入一个陌生环境，语言不通，文化冲突，身份的不确定。这些内容在当时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也构成了澳华文学最初的主题基础。通过再现自身的苦难经历，来追求文学的自由。同时由于澳洲的自由创作环境，也形成了具有攻击性、调侃性、娱乐性的文化氛围。

但从文学角度看，这一时期的作品也有明显局限。它们往往重经验、轻形式，重叙述、轻结构，注重情感宣泄，缺乏理论表达。也就是说，故事是真实的，情感也是充沛的，但在艺术处理上，还不够成熟，能够上升哲学高度的，形成思想体系的寥寥无几。直到现在这一现象仍无本质上的改变。

十年一过，进入二十一世纪之后，情况有所变化。写作的人越来越多，题材也开始扩展，不再局限于初期的移民经验。随着网络文化的发展壮大，文学活动变得频繁，作家之间的联系也更加紧密。随着与外界交流的不断增加和深入，又有不少后移民时代的作家的到来，使这里的文学创作更加丰富多彩。

从表面上看，这是一个繁荣期。但也正是在这个阶段，一些问题开始显现出来。著名评论家张奥列曾经用了一个比喻，说澳华文学“像一场群舞”。这个说法其实很形象，参与l的人很多，动作也很热闹，但缺乏真正突出的“领舞者”。换句话说，作品不少，但真正具有突破性的作品并不多；写作者很多，但具有决定性影响的作家却比较少。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我觉得原因是多方面的。一个重要因素，是写作仍然过度依赖个人经验。经验本身当然重要，但如果缺乏进一步的提炼和转化，就很难上升为具有普遍意义的文学表达。

另外一个原因，是语言和环境的限制。华文写作在澳大利亚，本身就处于一个相对边缘的位置。它既不属于主流英语文学，也与中国本土文学保持着距离。这种状态，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作品的传播和影响力，从而又反向抑制了其发展和异军突起。

本世纪第一个十年以后，情况又发生了一些变化。

这个阶段，一个比较明显的趋势是：作家开始更清楚地意识到自身的“边缘处境”。这种边缘，不仅是地理上的，也是语言上的、文化上的。简单说，就是澳洲华文文学不完全属于任何一个中心，但又没有能力建立一个自己的中心，只能在不同的中心之间徘徊、反复切换。

但有意思的是，这种边缘感并没有让文学消失，反而促使写作发生转向。越来越多的作品，不再单纯讲述移民经历，而是转向更内在的东西，比如孤独失意、焦虑感、时间感等等。写作开始从“讲故事”转向“呈现状态”，从外部经验转向内部心理。

在形式上，也出现了一些变化。比如微型小说变得流行，诗歌一直保持着活跃，但自由诗与古体（新体）诗彻底分道扬镳，各自形成自己的群落。同时长篇小说成为了一种新的流行状态，我们澳华作家中，写过几部长篇小说的作家比比皆是，就拿们澳大利亚新州华文作协来讲，我们注册会员已发表并正式出版的长篇小说，就已超过一百多部，还有更多在写作过程中，或写完了并没发表的。这与上世纪九十年代初中期，以小品、杂文、短篇小说为主的创作形式相比，有了很大的发展和变化。这些变化，一方面与作者的文学创作价值观演化有关，另一方面也反映出写作者在寻找更适合表达自身经验和表达的方式。而中短篇小说、杂文却成为一个弱项。

当然，这一阶段也有新的问题。比如作品变得更加碎片化、市场化、娱乐化，随意性上升的同时，深度有时反而有所下降。写作的个体化得到了增强，但随着整体体量的增加，作品的影响力却未有所提升。

进入最近十年，互联网和新媒体对澳华文学的影响非常明显。传统的报纸副刊逐渐衰落，在可预见似将来中，走向没落，取而代之的是文学网站和微信公众号等平台。像澳华文学网这样的网络平台，在一定程度上延续了早期报刊的功能，但传播方式已经完全不同。

网络带来的最大变化，是门槛降低了，传播更快了，但同时也更分散了，既分散了作者，也分散了读者。作品的发表变得容易，但被持续阅读和讨论，成焦点议题却更加困难。

与此同时，新一代写作者也开始出现。他们的特点是更加自由，对身份问题不那么执着，语言使用也更加灵活，甚至出现双语的写作方式。他们关注的，不再只是“我从哪里来”，而更多是“我是谁”。

如果把这三十年简单总结一下，我觉得可以用三个关键词。首先是“边缘化”。这一点几乎没有改变。虽然在这里也召开过国际华文文学会议，但澳华文学始终处在一个非中心的位置，也正因为如此，它能够保持某种独特的观察角度，也保持了相对的纯洁度。

其次是“双重性”或者讲“多重性”。它始终在多种文化之间摆动，既有别于北美、欧洲的的华文文学，又与大陆文学、港澳台文学保持着一定的距离，同时又与澳洲本地的主流英语文学之间，有着相当大的差异。这种张力有时是负担，但同时也是资源，是一股不属于任何源头的清流，从地下涌出。

第三个是“未完成性”。也就是说，这个文学形态还没有真正定型，没有形成自己的流派和哲学观念，甚至还没有一条清晰可见的思路，它一直在变化之中。

张奥列先生曾经指出，澳华文学的发展，是一个不断“崛起、调整、再出发”的过程。我觉得这个判断是比较准确的。

最后我想说一点个人的看法：过去三十年，澳华文学已经完成了一件重要的事情，就是建立了一个写作群体，并积累了一定数量的作品，这一点不应该被低估。

但接下来的问题，是能不能从“群体写作”走向“个体突破”。也就是说，能不能出现真正具有创造力，能够完成横向和纵向突破的作家，在文学语言上、作品结构上或者思想观念上做出新的探索，更上一个台阶。同时能涌现出一些具有思想锐利、观点新颖，且敢说真话的文学批评人，也是至关重要的。澳华文学评论界除了个别有影响力的人物之外，乏善可陈。

如果这一点能够实现，那么澳华文学就有可能从一种边缘性的文化现象，逐渐进入更广阔更中心的文学视野。如果不能，它可能仍然会维持现在这种相对稳定但影响有限的酝酿状态。

这也许正是澳华文学此刻所处的一个关键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