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入学
热锅蚂蚁推敲入学章
局长转身递来星光
汽笛吹进孤独的码头
回到城里，我们身无分文，祖母首先要做的是把从乡下带回的烟叶卖掉，以解燃眉之急。不料刚在家门口摆摊不久，一个镇政府路过的干部，便警告祖母不能私自摆摊卖烟，因为这是“资本主义尾巴”，这样我们希望的一条生路就被活生生掐断了。祖母只好重操绣花的旧业，由于停业时间太久，很少有顾客上门，我们落到了一种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的绝境。祖母愁绪万千，但摆在祖母面前最急迫的问题是我的读书问题。这问题就像一团乱麻，千头万绪。首先得琢磨城里的学校到底给不给我入学，接着是我该进入哪个年级就读，还有我自己对全新环境的适应难题。毕竟，乡下的教学内容和城里的天差地别，有些学科我连听都没听说过，就像听天书一样。
一天，祖母紧紧拉着我的手，一步一步走进附近镇四小的校长办公室。嘿，您猜怎么着，办公室里坐着的校长，正是以前那位我们曾有求于他的镇教育局局长。祖母心里那叫一个忐忑，仿佛六神无主。可没承想，校长像换了个人，主动站起身来迎接我们，脸上堆满了笑容，招呼我们赶紧坐下，关切地问祖母有啥困难。祖母见状，心里的大石头总算落了地，长舒一口气，然后一五一十地把我的情况倒了出来。
校长听完，皱着眉头若有所思，随后叫来几个人一起商量。巧了，其中一位就是我的堂姑，她以前还做过我的幼儿园老师。祖母为了证明我是个健全小孩，当场就夸起我来：“他在乡下游泳钓鱼那可是一把好手，厉害着呢！”我心里明白，祖母大概是想用这些事儿来证明我的能力。
谁能想到，堂姑冷不丁地冒出一句：“这么厉害就不用读书了，继续回乡下钓鱼去吧！”这话一出口，就像一盆冷水，把我和祖母浇了个透心凉。我心里“咯噔”一下，祖母的脸色也瞬间变得有些难看。好在校长啥也没说，只是带着我们来到楼下。正巧学生们正在操场上做广播体操，一个个就像整齐的小士兵，动作有板有眼。校长伸出手指，指着最后一排，说道：“先让小孩插入最后一排吧。”祖母听了，心里犯起了嘀咕，满脸疑惑地看着校长。校长似乎看出了她的心思，赶忙安慰道：“您就放心吧，我心里有数，肯定会安排妥当的。”祖母这才放下心来，感激地看着校长。
我心里直纳闷，校长这次的态度咋就来了个一百八十度大转弯？祖母跟我透露：“他说你爸是他的中学同学。”我寻思着，经过这几年在生活里起起落落，校长想必是多了几分人情味，懂得体谅别人的难处了。
经过几次辗转，我总算是插进了适龄年级的最后一个班，坐上了最后一张单人桌椅。这新环境、新面孔，可把我弄得晕头转向，一下子难以适应。那时候的我，就像一只刚从乡下飞到城里的小鸟，对周围的一切都感到陌生又新奇。
好在那个年代，大家对学习并不十分看重，也不搞什么考试分数排名，这对我来说可真是不幸中的万幸。高小的这三年，我纯粹就是在混日子，像个悠闲的小老头。作为一个从乡下回城的孩子，我规规矩矩、老老实实，沉默寡言，既没招致同学过多的注意，也没给老师惹是生非，更没给祖母添乱子，就这么安安静静地过着自己的小日子。
当时，一个班里分好几个小帮派，每个小帮派都有自己的“小王”。班长是最大的“大王”，能当“王”的，一般家境都比较好，而且能说会道。像我这样的，就属于“逍遥派”，独来独往，自由自在。我们班的班长和几个同学，都是我在老街的邻居，大家相处得还算融洽。
我的小堂姑也是我的同学，不过知道这层关系的同学没几个。老街是当时整个山城最繁华的地段，住在这条街上的人，别人都得高看一眼。我虽说家境贫寒，但在同学们眼里，也算是有几分底气。更重要的是，同学们都误以为我的祖父祖母是我的父母，我也没吭声去澄清。在那个年代，孤儿可能会受到其他同学的嘲笑和孤立，我可不想因此被大家排挤。
我的班主任是个三十岁上下的男老师，教语文。他对我们这些从乡下回来的孩子格外理解，尤其是对我，态度更是好得没话说。他时常单独把我叫到一旁，鼓励我：“你虽然从乡下回来，可只要肯下功夫，就铁定能赶上来。”后来我才知道，他也是从乡下走出来的，难怪对乡下经历感同身受。
没料到，城里学校的政治气氛比乡下紧张太多了。我们常常得开批评和自我批评的班会，还有那让人头疼的检举揭发会。检举的重点大多是自家的亲人，这可把我难住了。有一回，在班会上，老师要求大家检举家人的“家庭背景”。我心里“咯噔”一下，犹豫了老半天，终于鼓起勇气，生平第一次斗胆上台发言。我站在台上，浑身止不住地颤抖：“我揭发……我的祖父新中国成立前贩卖过枪支和大烟，对党和国家犯了罪。”话音刚落，班上哄堂大笑。我尴尬得满脸通红，恨不能当场找个地缝钻进去。
班主任见状，赶忙出来打圆场：“陈家麟同学这次能大胆上台发言，勇气可嘉！”我灰溜溜地回到座位上，心里五味杂陈，后悔得肠子都青了。我揭发的那些事儿，其实都是祖母告诉我的，她千叮咛万嘱咐别往外说。我一心想在学校表现好，没想到闹了这么个笑话。
学校里有个礼堂，听说，原来是教堂，里面破破烂烂的，看着阴森森的。可有些活动还非得在那儿举行。有一回，学校在里面宣读了贺龙元帅的平反文件，我们这些小毛孩听得似懂非懂。还有两次艰苦朴素报告会，其中一个报告人是西藏农奴巴桑，他讲得声泪俱下，把我们都感动得稀里哗啦。祖母也参加了学校在礼堂的一次家长会，班主任跟她说了一些我在学校的表现。回到家，祖母不仅没责怪我，反而安慰我：“老师和同学都说你表现不错，规规矩矩的，叫我别担心。”
那段日子过得不容易，但祖母的爱和老师的鼓励，就像黑夜里的明灯，照亮了我前行的路。回城之后，祖父在民营的镇砂石公司寻到了一份差事，干的全是开路铺路的苦力活，报酬低得可怜。不管是烈日炎炎还是大雨倾盆，祖父每天早上六七点就得出门，晚上八九点才回家，有时候忙得连家都回不了。他跟我们待在一起的时间少之又少。即便如此，祖父只要一有空，就会带我们去大码头看轮船。他站在码头边，身子挺得直直的，指着江面上来来往往的轮船，讲那些他年轻时的经历。那时候的他，眼神里透着一丝怀念，仿佛又回到了那段热血沸腾的青春岁月。
回城后，祖母常常因为祖父的工作发脾气，说他为人顶罪害了全家。祖母一个人撑着这个家，里里外外一把手，心里的委屈可想而知。后来，祖父和大伯一家搭伙吃饭，我和祖母自己开火做饭。只有过年过节的时候，大伯才会叫我们过去吃一顿团圆饭。每个月，祖父都会不声不响地递给我十块钱左右，当作我们俩的基本生活费。在那个时候，十块钱已经算是一笔不小的数目了。记忆中，我初中之前从未用过牙膏、肥皂之类的，更不用说香皂了。我们洗衣服用的都是苦楝树的果。
有一次，祖父带我们去大码头看轮船，天色渐晚，码头上的灯光一盏盏亮了起来。祖父指着远处的轮船，声音轻轻的，却像一颗种子种在了我心里：“阿麟，等你长大了，说不定也能坐上这样的轮船，去远方看看。”我仰起头，看着祖父，心里既期待又有些迷茫。从那以后，我对未来充满了憧憬，像一只渴望飞翔的小鸟。
第二节：风月浪漫
加力波撕裂山风时
尺子量不出拖鞋的弧度
汽笛吹响孤独的码头
大伯是我童年绕不开的一道风景，说不上爱，也说不上恨。他平时对我好像挺麻木的，但从不打骂我，还常常带我外出。那时候，大伯可是整个山城赫赫有名的一号帅哥，长相俊俏，风度翩翩，走在街上回头率超高。他平时爱骑那辆进口的英国“加力波”自行车兜风，那自行车在当时可是稀罕物，骑起来“嗖嗖”生风，特别拉风。大伯每次出现在百货公司的布匹柜台时，总能吸引不少女士的目光。最难买的电影票，也有人主动送上门。这自然会惹得大伯母醋意大发，每次大伯外出回来稍晚，肯定免不了一只硬底拖鞋的“伺候”，那场面让我估量起“浪漫”的代价。
大伯从合作经营起就在百货公司工作，那时候百货公司可是山城最体面的地方之一。大伯母和大伯结婚后，就顶替了祖母在百货公司的职位。祖母心里虽说有点不是滋味，但也没多吭声。
有一次，革命样板戏电影《杜鹃山》上映，我们这些小孩常在他面前模仿叛徒温其久出场亮相那一瞬间。嘿，您还别说，大伯那光滑的大奔头和言谈举止，跟温其久还真有几分相似。祖母看到我们这样，总是板着脸责备：“不成体统！”
在老家一直和我们住在一起的，是叔公的一大家子。自合作经营起，叔公和叔公奶都在百货公司工作，叔公还兼任秘书，好歹算是一官半职，日子过得还算安稳。太奶跟他们一起吃饭，所以很多方面都偏向他们，很少顾及我们。因为历史原因，两边之间难免有些怨恨，但表面上还算和睦。有时候叔奶有好吃的，也会给我们祖孙俩分享。我和同班的小堂姑关系特好，她虽只比我大一个月，但对我特别照顾。小堂叔更是我的好棋友，我们常一起玩飞行棋、军棋或象棋。不过每次玩的结果大多是“我哭他笑”，因为他爱作弊、耍赖，我拿他一点办法都没有。
当时，还有两个堂叔作为下乡青年到更偏远的农村插队。每次他们回来，都会给我讲好多新奇的经历，让我耳目一新。他们还带回不少朋友，来自五湖四海。大堂叔偶尔还会冒险带回一个年轻的贵州妹子，躲在最高最幽静的三层阁楼里，一待就是两三天。这在当时可是“大逆不道”的行为，事后难免受到叔公的严惩。
有一次，大堂叔又带着那个贵州妹子回家，被叔公发现了。叔公气得脸都发青，大声训斥他。大堂叔低着头，一声不吭。祖母看到这情景，叹了口气说：“你大堂叔也是没办法，年轻人嘛，总是有冲动的时候。”
1973年，随着下乡落户的家庭陆续返城，城里的节假日气氛越来越浓。我们的老家作为城里最热闹的大街，开始成了热点，尤其是对那些还在插队的下乡青年来说，这里就像一个充满活力的青年俱乐部。
从农村回到城里，我常常坐在家门口，看着熙熙攘攘的人流，心里琢磨着这些从农村回来的人会有什么感慨。他们中的一些人吃了不少苦头，如今回到城里，看着熟悉的街道，说不定会有恍如隔世的感觉。
平时来串门的几个堂叔的朋友，有的也跟我成了好朋友。那时候，人们的穿着越来越多样化，牛仔裤在年轻人中悄悄流行起来，男生爱打发蜡，女生爱烫卷发。有一天，堂叔的几个朋友在大厅里坐了大半天，一边聊天一边往门口张望。最后，其中一个朋友笑着嚷嚷起来：“你们看那几个女仔，来回经过我们门口十多次了！”大家哄堂大笑。我看着他们，心里也觉得好笑。那时候年轻人的心思就是这么单纯，喜欢一个人就会不自觉地多看几眼。
祖母看到他们在厅里闹腾，只是微微一笑。她心里明白，这些年轻人的心思就像春天的花朵，虽然娇嫩，却充满了生机。有一次，小堂叔不知从哪儿弄来了一台手摇留声机，刚偷偷放了几天，就被公安上门没收了，人也被请到了派出所，罪名是“聚众偷听靡靡之音”。还有一次，八月十五过去好几天了，城里开了一个大型批判大会。原来，那天晚上上“石仔坡”通宵赏月、弹吉他、唱歌跳舞的年轻人，都被革命委员会一一“关照”了。我们这边下乡青年最爱弹唱的歌是《我爱我的台湾岛》，歌词里唱着“台湾是我的故乡……”，那旋律充满了对远方的向往。
第三节：雨中彩虹
烟花在瞳孔炸开时
小人书夹着蝉蜕的脆响
祖母的绣花针挑破黎明
春节，那是我们小孩一年里最眼巴巴盼着的节日。那时候，压岁钱虽说不多，可对我们这些兜里常年瘪瘪的小孩来说，那妥妥就是一笔“巨款”。我们攥着钱，兴高采烈地跑去买烟花鞭炮，然后一头扎进大街，专挑人多的地儿，猫在人群背后，“坏心眼”地把鞭炮点燃。看着人们被吓得一激灵的模样，我们心里那股得意劲儿，简直要冲破天灵盖。
我们男孩最喜欢玩火药左轮玩具手枪。春节那阵儿，我可没少缠着祖母。祖母每次都劝我别买，可我哪肯罢休。她终究拗不过我，还是给我买了一支，并认真叮嘱：“这枪只能当玩具耍，千万不能对着人。”有了这支枪，晚上听大人讲鬼故事的时候，我心里就踏实多了。半夜起来上厕所，那黑咕隆咚的厕所像个张着大口的怪兽，但只要我手里握着枪，就觉得底气十足。
平时我最爱去老街拐角处的小人书出租摊。花上两三分钱，就能拿一本，坐在长条板凳上美滋滋地看起来。不过看小人书有时间限制，一般不能超过一小时。我最爱看彩色的《三打白骨精》，常常看得入了迷，时间都忘了。有一次我看得太入神，超时被多收了两分钱。我耷拉着脑袋回到家，祖母听了，非但没责怪我，还说：“没事儿，难得你喜欢看。”
没多会儿，班上转来了一个返城的同学，比我大两岁。他家住的那条街离我们家不远，长辈们互相都认识。在他来之前，我的学习成绩稳坐倒数第一，他一来，就把我从这“宝座”上拉了下来。他年龄大些，带着股乡村孩子特有的豪爽劲儿，自然成了我们这群以差生为主的“逍遥派”的老大。我俩经历相似，很快就成了铁打的好伙伴。有一次寒冬时节，我们一伙人脑袋一热，打算去河对面的电机厂垃圾场捡废铜烂铁。我架不住老大的鼓动，跟着跳进了冰冷的河水。游到河中间时，我一只脚突然抽筋，人开始往下沉。我拼命挣扎，也不知哪来的力气，居然游到了河对面。从那以后，我再也不敢跟着老大瞎跑乱闯了。
祖母打心眼里惦记着培养我的自信心和上进心。毕业前，我有幸被选到学校歌咏队，参加镇小学革命歌曲比赛。可比赛要求自备一套长袖白衬衣、蓝裤、运动鞋和白袜。这在当时可真不是一笔小数目。祖母向来节俭，可这回一咬牙，铁了心要让我参加。她拉着我就进了百货商店，站在柜台前毫不掩饰地夸起我来：“我这孙子聪明着呢！您知道他用‘XX路线’咋造句不？——XX路线花红果甜。他们语文老师在班上狠狠表扬了他一番呢！”其实那说法是我从老家大厅墙上的对联里“偷”来的。售货员听了祖母的话，脸上露出赞许的笑容。祖母精挑细选，买齐了衣服和鞋袜，眼皮都没眨一下就付了钱。
每一次红白喜事，家族都要大摆筵席。可记忆里，喜事很少叫我和祖母，白事却一次也落不下。我们祖孙俩坐到最靠门口的那一桌，心照不宣——我们是来送人的，不是来凑热闹的。宴席上摆的多是粤菜，白切鸡、芋头扣肉、清蒸鱼，一道道端上来，带着一种遥远的讲究。可我打小生性怯懦，筷子只敢夹面前那碟。有一回，面前正好是一碟扣肉，那皮炸得金黄起皱，油亮亮的。我闷不做声，一筷接一筷，扒光了碗里的饭。不巧被小堂叔看在了眼里，从此他便赏了我一个绰号——“扣肉”。如今想来倒也不冤，人在饭桌上的样子，大概就是他生活里最真实的模样。
我们家隔壁就是山城唯一的一家国营冰室。里面不光卖冰水冰棒，还有豆浆油条、油炸三角粽、绿豆粥、芝麻糊。偶尔到了盛夏，还能碰上冰镇西瓜。冰室总是顾客盈门，能常来这儿慢慢享用的，多是家境殷实的人。对我和祖母来说，这冰室是每天都要路过的一道诱惑。我们久久才敢进去一回，总是挑人最少的时候，低着头，匆匆买一两样最便宜的东西拿回家吃。每一次推门进去，都像做贼一样：怕碰见熟人，怕被人瞧见手里的零钱只够买一根冰棒，更怕服务员那不耐烦的眼神。我常常坐在家门口的石阶上，眼巴巴地看着那些进进出出的人，心里觉得那扇门里头一定藏着世界上最凉快、最甜的秘密。
第四节：甜酒
菠萝香漫过作业本时
乡情散发淡淡的无奈
菜篮上的掌纹篆刻着亲情
祖母泡的菠萝甜酒，在我们家算得上是响当当的“招牌”。每到周末，小伙伴们一闻到甜酒的香味就撒腿往我们家跑，来听祖母讲故事，顺便跟我一起做作业。祖母心里打着小算盘——“醉翁之意不在酒”。她知道我这人得有人带着才能找到方向，总说：“多跟小伙伴们一块儿学习，他们能帮衬着你呢。”小伙伴们一边喝甜酒一边讨论作业，我要是再偷懒可就不好意思了。祖母讲的故事活灵活现，牛郎织女、梁山伯与祝英台，我们听得入了迷。
有一次我被一道数学题难住了，祖母慢悠悠走过来，摸摸我的头说别急，然后坐在我旁边耐心讲解。小伙伴们也都围过来出谋划策。在大家的帮助下，我终于弄明白了那道题。祖母泡的菠萝甜酒，不仅把小伙伴们都吸引来了，还让我在学习上有了不小的进步。
一次课间，班主任叫我到办公室谈话，严肃地说：“你可得努力争取进步，在小学毕业前加入红小兵组织。”我心里清楚这可不是件容易的事。高小最后一年的上学期期考，我的算术只考了8分，更丢人的是还偷看了同桌的答卷。祖母知道后，那眼神里满是失望。不过我也不是一无是处，我严格遵守纪律，还总想为班上做好事。有一次我感冒发高烧，硬撑着上了两天学，病居然自己好了。班主任把我当成遵守革命纪律的好榜样大肆宣扬。为学雷锋做好事，我一咬牙把祖母给的一毛早餐钱交给了班主任。功夫不负有心人，小学毕业之际，我终于光荣地加入了红小兵组织。祖母高兴得立马给生父报喜，还特地带我去露天电影院连场看了《宁死不屈》和《永生的战士》。
当时整个山城只有两家电影院，一家是礼堂式的，另一家是露天的，恰好在老街街头。那个年代看电影是镇上最大的群体性娱乐。一有新片上映，售票处前就排起长队——人挤人、加塞的、争吵的，甚至挥拳头的都算不上新鲜事。露天影院是个妙处，坐定之后一抬头，既能看银幕上炮火纷飞，也能看天上的星星月亮。可要是天公不作美飘起雨来，后排的就扯着嗓子骂前排的挡视线。最占便宜的是电影院两旁的人家，他们不用买票，只需爬上楼顶或推开窗户，银幕上的悲欢离合便尽收眼底。
回城后，祖母最担心的不是我的学习成绩，而是我能不能走正道。她总说：“学习不好没啥大不了的，可一定要走正道，千万不能学坏。”
回城初期，乡下的不少乡亲和小伙伴都来找我们。他们不仅经常和我们一起吃饭，有的女性还在我和祖母的房间里过夜。祖母热情得就像一把火，总是忙前忙后张罗着招待。我虽说也欢迎他们，可心里总觉着有点生疏——见面不知该聊啥，原来学会的壮话也差不多荒废了。日子里热热闹闹的，可在这热闹背后，我隐隐感受到一种淡淡的无奈。乡亲们看到我们家的窘境，眼里满是同情。慢慢地，他们也不再频繁打扰我们了。
祖母早就看上村里一个比我大两岁的女孩，跟人念叨说以后要让我娶她。那女孩在我印象里长得可俊了，绯红的鹅蛋脸，扑闪扑闪的大眼睛，身后总背着一个小弟弟。有一次她来城里找祖母，一看到我脸就红了，低着头小声叫我“阿麟”。我愣了一下才回应：“哦，是你啊。”她那眼神里带着一丝期待，又有些羞涩。
回城一年后，祖母决定让我们热热闹闹过个中秋节。全家聚在老家骑楼的阳台上，摆满了月饼、芋头、花生，还有涂眼用的“七月七水”和她酿的玫瑰花酒。我爬上阳台屋顶最高的地方，眼巴巴地遥望着远处，盼着能找到我们曾经待了三年多的村子。那村子里有我们的哭、我们的笑，有祖母的辛勤劳作，还有小堂妹可爱的笑脸。一想起她，我心里就酸溜溜的。天空突然飘起细雨，我站在屋顶上任由雨水打湿头发和衣服，心里说不出的滋味。那天晚上大家围坐在花丛中，虽说没了小堂妹的笑声，但祖母的爱和家的温暖一点都没少。
我慢慢长大了，祖母却逐渐衰老了。曾经挺直腰杆风风火火的祖母，开始有点佝偻，背影越来越小。可在我心里，她永远是那个最坚强的人。小时候我不懂事，总抱怨祖母煮的饭菜不好吃。那时候我太小，根本不知道她每天提着破旧菜篮在菜市上讨价还价，为了省几毛钱嘴皮子都快磨破了；也不知道她在风雨中走在泥泞路上是怎样蹒跚独行。那些日子，祖母的背影总是湿漉漉的，可她从来没抱怨过一句。芒果时节，每次祖母从菜市回来，我总能在菜篮底摸到一两个醇香的芒果。她看到我开心的样子，脸上就会露出满足的笑容。她总说：“阿麟，吃吧，多吃点，吃饱了才有力气长大。”那菜篮子虽然空闲的时候多，可它装着的，全是我高小那些最难忘的点点滴滴。如果说母爱如河、父爱如山，那对我来说，祖母的爱如海，深不见底。
（原载番茄小说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