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临江仙·夜城异录”
夜深忽生影面千，速行自带风红，袖贴壁成兵。灯光低似咒，街口起阴风。高楼灯火分外明，却无夜宿客。 铁门半掩听令。一句皆为法，再念即为刑。铁轨卧人惊天地，雪白辨生灵。壮语直冲九霄。城中换主夜，星月避而行。
二十六章
我们这条老街坊的小弄堂，只属于那个年代的白墙黑瓦。它没有经历过真正的战争。
若要找一段最接近“战争”的记忆，也许只能从想象里发挥。拖出那只藏在阁楼床底下的旧皮箱。皮箱里有一只生锈的铁盒，装着旧照片。拉上那幅已经短了一截的花布窗帘，光线被切成一道道灰尘飞舞的斜束——在这样的光影里，最接近电影《萨拉热窝》或《战上海》的画面，反倒不是炮火，而是那段已经消失的旧时光：
一九六七年一月。
自古写史诗英雄，也不过几章几回。可那一年，对我们而言，却像整座城被拖进了一段漫长的铺垫。
马路上忽然乱了。小道消息一阵一阵地飞进弄堂。军用大卡车在街上呼啸而过，像战争片里的镜头，只是车厢上站着的，并不是士兵，而是手握铁棒、头戴藤条帽的产业工人。
口号贴在墙上——
“工人阶级要领导一切。”
可那时的上海工人，并没有立即动起来。于是京城便来了大批红卫兵，包围了康平路的市政府大院。扩音喇叭从早叫到晚，要市府“交出权力”。
不久，上海国棉十七厂王洪领导的工人造反队决定上京“告御状”，指控上海市委抵制运动。
在我们这条弄堂里，负责传递这些消息的人，就是国棉十七厂的造反派——英娣姆妈。
她说的话，大伙并非全信。尽管阳光一束一束的落在她那张上扬的脸上。
一九六七年一月，上海的寒风里，爆发了后来被称作“安亭事件”的风暴。
在头领的率领下，他们就抢占铁路进京。火车头粗壮的汽笛一声接一声地吼叫，待发的机车停在线路上，白色蒸汽在冬日低垂的云层里翻滚。
列车最终被拦停在安亭铁路旁的田野上。
天色渐暗，铅灰色的天空低低压着，像是要下雨雪。早年的上海，一月里总会有一场鹅毛大雪。
田野阴沉。高压线沿着铁路延伸，反射着禁止通行的信号灯，忽明忽暗，无序闪烁。
裹着棉大衣的造反派高声唱着：
“雪皑皑，野茫茫，革命理想高于天……”
整片整片的人卧倒在铁轨上。铁路系统瘫痪。
上海告急。
然后中央小组组长张春桥就从外地赶回上海，宣读带来的指示：“上海应该服从工人阶级的领导。”
上海一度仿照巴黎公社，更名为“人民公社”，不久又被改为“上海革命委员会”，原市委被全面否定。
“张春桥、江青、姚文远也来到了上海，带领了手下的人马，迅速掌控了这座城市。
以上海柴油机厂为代表的工厂系统，与复旦等高校组织，形成了联合司令部；“属于保皇派。
东方红”等派系相继出现，口号在城市上空对峙——他们是造反派。
两派辩论升温。
人民广场、马路口、弄堂深处，一堆一堆的人群聚拢起来开始站队。大鸣、大放、大辩论在上海城里迅速铺展。
三层搁楼上的小学郑老师，被关了一段时间。
他上交了一只晶体半导体，学校里的造反派轮流摆弄，旋转半天，也没转出敌台来，人便放了回来。
回来后，他在灶披间里，同小狗爷叔和另外几个人议论外地武斗的激烈。
冬日的康平路那一夜。
梧桐叶已落尽，秃枝在欮风里摇晃。电力不足，马路两旁的路灯泛着琥珀色的光，柔和，却显得萧瑟。
往日夜深时，这条街上常有小提琴、钢琴声，从哪一扇窗里慢慢流出来，旋律悠长。那天夜里却异常寂静。只在远处，有一架钢琴，一遍又一遍地弹着合唱曲里的两三节复调，音符反复，显得黯淡。
行人缩着脖子，加快脚步。月黑风高的这条马路尽头，便是上海市政府的办公大院。
子夜时分，万籁俱寂，我却被弄堂里的嘈杂声惊醒。
那天中午，我娘在灶披间烧饭，同明明他妈一起聊起时局。我爹在外地，说这几天会回来，可从日出到日落，始终不见人影，也不知外地的文革闹得有多厉害。
我一天里不知趴了多少回窗台，站了多少次弄口张望，始终没有我爹的身影。
清早，我娘自言自语说，若是今天你爹仍无消息，就得拟个稿子，去邮局拍封电报问问。
午前，弄堂里忽然有人高声嚷道：
“快去复兴路三〇一礼堂！那里在批斗滑稽戏演员姚慕双和周柏春，真太好笑了”
楼上晒台搭间里，平日少言寡语的山东人毛头阿爸路过，说了一句：
“往外地去的铁轨上都趴着人，好多火车线路都不通了。长途汽车站也是，人山人海，站里却空荡荡的，汽车都被造反派和红卫兵包走了。”
三五天后，路灯亮起时，我爹回来了。
他灰头土脸，一边在面盆里洗脸，一边对我们说：
“沿途好几段公路已经搭不上汽车。铁路上火车来来去去，挂着的指示牌和时刻表都不作数了，没人晓得它会不会来，站台成了摆设。郑州上的车，到了皖南，却又往北开，最后停在荒凉的小各庄，让人下车，几经辗转，才回得来。”
我娘说：
“哦哟，这样兵荒马乱，你就别再往外走了。”
我爹点头：
“是要停了。收购来的禽类蛋品，全断了运输。站里的货，农民造反派来抢，我们采购员挡不住，也不挡，让他们抢。我背包里那一篓咸鸭蛋，也被抢了。”
我娘叹了一句：
“噢，上海的食品供应要是断了，天都会塌。”
当晚睡下后，半夜里，弄堂忽然响起蟋蟋嗦嗦、叽叽呱呱的声音。过了一会儿，又有杂沓的脚步声，压低喉咙的说话声，一阵接一阵地传进屋里。
我娘拉亮了电灯线，我们几个都被吵醒，一个个探出脑袋。
“妈，是红卫兵又来抄家了吧？”
“声音不像。”
我娘已披衣下床。小妹半个身子晾在被外，也想撑起来，被我娘一把摁回去，掖紧被子。
“谁都不要起床，我去看看就回来。”
被好奇心煽起的我，已抢在她前头，套上棉袄棉裤，踩上棉鞋，顾不得牙齿打颤，顶着刺骨寒气跟了出去。
几步冲到弄口。
天上稀稀落落几颗星。弄口，人影晃动。走近一看，竟聚着一大拨人：小狗爷叔、郑老师、豆腐店三毛、十五号三爷叔，还有我同学菊华、她姐姐菊瑛……
门锁还在碰撞。
人还在不断往这边赶来。
“都准备好了吗？”
有人低声问。
“就等你另一辆黄鱼车来，差不多了。”
有人回了一句。
我们满脸疑惑。
小狗爷叔见状，立刻转过身，语速极快地讲起来。中间不断有人插话打断，他一边应付，一边补充，我零零碎碎地听着，大致拼出了事情的来龙去脉。
我同学菊华的二姐，在衡山宾馆当服务员。前几天，菊华就说过，她二姐上班的宾馆，已经住满了从全国各地赶来上海的红卫兵头头，成了造反派的前线指挥所。
“现在住宾馆都不要钱。”
菊华说过，“只要穿军装、扎皮带、戴像章的，统统管吃管住。我二姐天天上班，忙得脚不沾地，家里都见不到人影。”
菊华的父亲早年去世，去年她母亲也走了。大姐去了新疆，大哥海光在柴油机厂上班。二姐菊瑛中学没毕业，经居委会介绍，进了衡山宾馆当服务员。她和大哥一起，接过了家里的担子。
这几天，宾馆的气氛明显不一样。进进出出的人多了，红旗牌轿车也停过几回。菊瑛和她的师傅荣发，被派去给设在宾馆里的指挥部送饭、倒水、递烟、上茶。
今天晚饭过后，落日的余晖已经退尽。宾馆里外的霓虹灯全部亮起，五光十色的灯影打在三层走廊那面绿色的墙上，忽闪忽闪。远处的徐家汇街口，轮廓空旷。
指挥部设在走廊尽头。一间淡米黄色的大房间，沉重的棕色皮制橡木拉门，一扇关着，一扇扣死。
临街的窗户垂着厚厚的丝绒窗帘。吊灯、壁灯全开，室内一片通明。烟雾弥漫。
菊瑛和她师傅忙得脚不点地。
她泡茶，倒烟灰缸里厚厚的烟灰，把厨房新出炉的点心一盘盘送进去。
在烟雾和喧闹里忙碌的菊瑛，并不知道这些人究竟在干什么。
可她师傅荣发，却隐隐觉得不对劲。
这天晚上很异常。屋里的人情绪亢奋，说话声高低起伏，桌上的十几部电话，铃声此起彼伏，几乎没有停过。
要出大事了。
上海，肯定要出事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