吃过早餐，我端着一杯咖啡，如往常一样来到写字台前。隔窗向外望去，马路对面的街坊Peter已经在自家门前忙碌着。他是个希腊裔，圆脸、体型滚圆，是非常健壮结实的那种。望着他那躬身干活的身影，不知为什么，常让我联想起耶稣的门徒Peter，他虽然不像那个Peter以打鱼为生，但也像个木匠，总之属于那一类的人。他从未正式向我介绍过他叫什么，挺长的名字里好像带有一段类似于“Peter”的发音，我于是便叫他Peter，他不曾否认，但也不曾给予过肯定。他也从来没有问过我怎么称呼，平时打招呼也是有事说事，没有叫过我的名字。总之，这是一个淳朴的直来直去的人。他应该是做装修的，自从搬来我家对面，大部分时间都是在自己家的房前屋后忙碌着。几年来，已经使那个老旧的红砖房子焕然一新，变成了一栋白墙黑瓦的二层小洋楼。他家那个斜坡型的小院，从前被一棵巨大的松树遮蔽，阴暗而杂乱，现在也经他雇来大吊车，砍去大部分树杈，使小院置于阳光之下了。在面朝马路靠墙的高处，搭起一个露台，露台下面，还建了一个游泳池。 

眼看着对面由一个比我家还显老旧的庭院，几年间变成了一座带有露台和泳池的现代别墅。相形之下，我这个一介书生半点无用的人就像身后的老屋杂院一样，没处躲没处藏的。 

十几年前我们刚搬过来时，对面街坊是一位洋人单亲妈妈，她带着三个孩子，孩子们的年龄都还很小，老大是个男孩，六七岁的样子，常在马路上骑个小自行车玩耍。那年轻母亲看上去普普通通，长方脸，黄褐色的头发有些蓬松，声音略显沙哑。她人很开朗，初次见面就大声地和我们打招呼，大方地自我介绍说她叫Kylie，我也赶忙报出了自己的名字。以后的日子里，每次遇见，她都是热情地呼唤着我的名字，说一些今天忙什么，过得怎么样一类的问候的话。她开着一辆旧车，整天忙碌的似乎就是为了三个孩子，对孩子讲话的声音也很大，但在我的记忆中不曾见她发过脾气，总是一副顺天由命的乐天模样，给人印象是很朴实的一位妇女。她家房子的年代和我家的差不多，是那种红砖的老房子，有两层，底层是双车位的车库，楼上是居住区。院子里的大树因为枝叶过于浓密，使得大半个院子常年没有阳光。那时我们的孩子也小，正上小学。我呆在家里的时候，就是看着自己的两个女儿和她家的三个孩子在眼前晃，逐渐地长高、懂事的。一晃七八年过去了，我的大女儿高中毕业上了大学，而邻居家的老大则从TAFE毕业成了一名管道工。她家的经济状况也明显好了起来。可就在那时，有一天，她面带忧伤地告诉我，他们要搬走了，房子是租的，主人通知她要卖房了。

搬家在澳洲是常事，我们移民出来以后，自己也搬过很多次家。然而这一次对面街坊的搬走，还是让我的心里难过了一回。一个朴朴素素、认认真真过日子的温馨之家，就这样被迫搬走了，要去经历又一轮的奔波、磨合，希望他们以后的日子照样过得好好的。 

那之后的一两年里，我又在附近商店见过Kylie几次，她告诉我他们在附近租到了另一处房子。再后来我们就再没碰到过，想必他们又搬了家，去到更远的地方了。抑或因为孩子们都逐渐长大参加了工作，他们自己买了房子也未可知。 

Kylie一家搬走以后，对面的房子空了一段时间，不久门前就竖起了大广告牌上市了。不时地，就有地产代理带人来看房。那时，悉尼的房市正值新一轮上升期，非常火爆，房子出售比较容易，听那代理讲，有几个潜在买家竞争得很激烈，最终剩下特别想要买这栋房子的两家，像拍卖一样在竞价，胶着了一段时间以后，一方终于放弃，最终胜出的一方，就是现在的街坊Peter家，以当时的最高价将房子买到手。 

Peter一家也是一个四口之家，两个女儿很小，就像我们刚搬来时我的两个女儿的年龄。后来从Peter那了解到，他本人是希腊裔，太太是埃及裔。我对于地中海沿岸那一带国家的民族状况不是很清楚，猜想虽然他们来自不同的国家，但没准儿属于同一个民族，或者至少是相似吧。 

看上去Peter没有固定的上班时间，他像只蜜蜂一样不停地飞来飞去。刚一搬来就给他们的房子和院落动了大手术。他人也很热情开朗，我这种内向型的华人矜持的性格显然使他不大习惯，但还是常和我打招呼。我们那时经常地请一些华人朋友来家里做客，在小院里烧烤或聚餐，特别是逢年过节，有时候来的人很多，聚会结束前总要在院门外照一张大合影，每当此时，只要Peter在家，他都会跑过来主动帮我们照相。 

平日里我们两家交流的并不是很多，但他们似乎认定我家孩子在学业上很优秀，好几次Peter都追着我或我的太太，要请我们的两个女儿辅导他的女儿们的功课，还说愿意付钱。大概在他们这些异族人眼里，华人子女天生就是学习的材料。遗憾的是因为我的两个女儿平时都很忙，才没能如愿。

新冠疫情发生以后，我便在家中上班，隔窗经常看到Peter在自家周围忙碌，眼见着他把一个老旧的红砖瓦房，变成了现在的乳白色二层小洋楼。常常被电脑上的工作搞得心力交瘁的我，看着Peter那一副自得其乐不知疲倦的模样，听着他手中的各种工具发出的鸣响，好生羡慕。 

在这期间，他们的两个孩子也在长大。他们刚搬来时，两个女儿还很小，大的也只有四五岁的样子，小的还在学步阶段。因为常看到他们夫妇每天把两个孩子接来送往地忙碌，注意力也不曾落到那两个孩子身上，只记得其中的一个不知是谁很爱哭，而且声音很大，持续时间也长，是特别倔强的那种，这恐怕也是由于他们的民族基因使然。 

最终让我家孩子辅导他家孩子的心愿没有成为现实，而一晃好几年过去了，就在这光阴流转之间，他的两个女儿也很快地成长起来，她们都先后上了小学开始读书。这期间我们自己的两个女儿也都先后进了大学，又从大学毕业，走上了工作岗位。再提给他家女儿做辅导的事，也就显得没有必要。因而我对于Peter，总是怀着些许歉疚的，这歉疚不光是因为辅导功课这一件事。Peter属于地地道道的劳动人民，性格外向，说话直来直去，搬来后不久，就和四周街坊邻居都熟络起来，对我自然也不例外，曾多次邀请我去他那翻修一新的院子里和他请来的亲戚朋友们一起喝啤酒吃烧烤，而我竟然一次也没答应，从未踏进过他家的院门。我自知像我这样内向而又时常瞻前顾后的书生性格，不容易让人接近，对这个异族的Peter来说肯定更是如此。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之间非但没有亲近起来，反而变得有些疏远，平日里碰上时也仅限于客气地打个招呼而已了。我知道，造成现在这样的局面责任全都在我。

今天，Peter家院门外不知何时又堆了一堆木头，他正在用电锯锯木头，那声响就像他家那条小狗的叫声，高亢而充满活力。有的人身体文弱，头脑却从来止不住思考，而有的人头脑简单，身体却从未停歇，Peter就是这么个手中永远有活计的人。 

“良田万顷，日食三升；大厦千间，夜眠八尺。” 对于Peter而言，他显然没有万顷良田，广厦千间，也没有什么宏伟的事业，对面那个二层楼的小家，就几乎是他的全部世界。自从搬到这里，看他忙忙碌碌的十几年了，从未停歇，那就是他的生活的全部，生命的全部。他的小院房舍成了他越来越漂亮的家，他的脸上也散发着越来越自信的光，洋溢着越来越幸福的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