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要说明，“新移民文学”这个概念还有待进一步探讨，我姑且把它看作是一种作家身份的识别，而不是一种文学类别。即我所说的新移民文学，是指新移民作家的创作，是世界华文文学中一个作家群体的能量。

 说起新移民文学，有个基本共识，就是新移民文学是当代世界华语文学的一支生力军。自进入新世纪以来，华语文学在世界各地不断飙蕊开花结果，而新移民文学异军突起，已成为世界华语文学发展令人瞩目的一个热点。

以当代中国大陆人为主体的新移民文学，肇始于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的中国留学生出国浪潮，成军于九十年代遍布世界各地的中国新移民大潮，兴盛于新世纪蓬勃发展的世界华语文学态势。从作家队伍、作品数量来看，都是当下世界华文文学的重要支柱。

随着两岸三地及海外出版平台的加持，新移民文学的势头有增无减，其影响力、其规模化、其丰富性已超越了上世纪中叶旅居欧美的台湾留学生文学，现如今与台湾、香港、东南亚华裔的本土文学以及中国大陆文学一道，构成了当下世界华语文学版图中既互相勾連又各具特质的多个文学版块，并在文化身份由祖地向新地的转换过程中逐渐融汇到世界各区域的华文文学洪流中。

新移民文学如何发展，无论创作者或研究者，都已不再纠结于地理时空的定义。许多新移民作家作品，其书写范式，都已打破了所在国与母国、当下性与记忆性的界限，磨合了自己的人生经历，融和了多元文化的理念，进入了多重的个人的想象空间。

可见，新移民文学的发展路径，不在于故乡还是异国的描写，不在于当下性或记忆性的表述，更在于作家的眼光。这是一种原乡与新乡、东方与西方，双重经验和双重文化交叠而催生的一种眼光。这种眼光，既有别于中国大陆本土作家、也有别于台港本土作家和世代侨居的华裔作家，显示了一种观察世界、感悟生活、解读人生的独特视角。

中国作家有深厚的历史文化感，因应时势环境，更偏向宏大主题，国家意识，张扬正能量。台港及东南亚本土作家，更关注本土人性人情的社会面，更在意当下性和个体性。而新移民作家，人生大起大落，经历大开大合，环境大出大进，背负了历史的沉重感，品尝到时空转换的难言滋味，一般而言，其书写比起台港东南亚本地作家，更有历史感；比起中国大陆作家，更具国际视野。

世界是流动的，文学也是流动的。文学发展不需要标签，文学走向要因应时势，但也要遵循作家的审美能力和表达方向。我们也许还一时难以准确揣摩新移民文学发展的走向，但作为新移民文学的创作者和观察者，我个人有一点是非常明确的，新移民文学与中国本土文学的不同，就在于在新的眼光下，更具有心灵自主的书写优势。

新移民文学不是移了一个地方写作，而是移了一个地方生活，移了一个地方观察，移了一个地方思维，这不仅是一种肉身的移动，更是一种精神层面的移动。这种移动，滑脱了原有的某些精神羁绊，获取了更大的心灵解放，拓展了更宽更广的心灵视野，更能敞开自己，真实的表达自己，随心而走去自由书写。

自由，并非散漫随意，而是心灵指引下的精神自由，审美自觉。诚然，新移民作家是个创作群体，也散居在不同的地域，并非每个人都有自由书写的自觉，在不同的人情世态环境中，每个人都有自己个人的行为选择，因而书写的自由度也有所不同。在新的国度，只有你不把自己看作过客，不想当旁观者，而以公民意识自觉植入当地土壤，主动吸纳本土气息，把故土的经验和新乡的体验打磨融合，形塑新的观念，培养新的情感，才能进入精神自由的状态，才能进行心灵自主的书写。

海外写作，既不是专业作家，也不是什么职业写手，更多的是一个兴趣爱好的书写者。写作，只是职业之外的副业；写作，也是一种难舍难弃的生命体验，甚至是某种精神寄托或自我救赎。所以，海外写作没有多少功利性，也无利可图，只能是一种精神享受的过程，一个内心理念的表白、内心情绪的流露、内心审美呈现的机缘。所以新移民的写作往往更能心灵自主，笔随心走。

最近读了大洋洲三位新移民作家新近出版的三部小说《乌有七日谈》、《潘多拉手环》、《敲头人》，感受到他们在新移民文学创作上的努力，也显示了他们在心灵自主的书写中形成了各自的语境。

        所谓心灵自主，就是一种开放性思维，作家熟悉什么，了解什么，积淀什么，冲动什么，就尽情去书写什么，而不受舆情环境的左右，无障碍地观察社会，多维度去审视人性，墨从心中泼，笔从手中游，无拘无束无所顾忌地用自己的价值观念与审美眼光去拿捏自己的作品。艺术就是一种感性的流露，一种本色的呈现，不需要一成不变的规则，不囿于意识形态的规范。正如有位导演说过，你是向日葵，就不要开成蒲公英，你是玫瑰花，就不要开成映山红。显而易见，我们每个创作者都是一朵花，都有自己独特的品质、审美的价值。你要听从内心的书写，才能具有自己的存在价值。人人遵循内心，独特性、多样性、丰富性便在其中。

新西兰作家沿滨、海风的长篇小说《乌有七日谈》（新西兰新希望出版社2023年出版，获澳大利亚南溟出版基金资助），是一部针砭海外华人社会乱象的寓言式作品。居住国的环境与母国的生活勾連，难免会有一种比照；华人与洋人同在一片蓝天下，也会有所映衬。这种叙事角度，某些情形下在华文世界会比较敏感，但对于心灵自由的作家来说，叙事角度没有禁区，描画人事不需回避敏感点，不去迎合什么、屈从什么而限缩自己的笔墨，全凭作家的感悟习性，审美本能，内心意愿，真实去表达。

从作品架构上看，《乌有七日谈》是模仿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薄伽丘《十日谈》的风格，以瘟疫为背景，躲在别墅开讲一连串的故事。但《乌有七日谈》把聊侃设计为七天，就是对应新冠疫情的标准隔离期七天，恰好也与圣经情景对接，神创世纪是七日，造出了日、天、海、地、畜、人，然后安息。七日谈，有一种天地阴阳连环的遐想。作者沿滨是博士，海风是英文翻译，都曾在大学任教，具有较深的文化底蕴和生活观察力，他们结合自己的生活阅历人生经验，联手旧瓶装新酒，虚拟了一个乌有国，却装进了南半球岛国真实的华人社会。

作品让三对中青年华人在新冠疫情期间于一处偏僻庄园隔离七日，每人每天讲述一个故事以消磨，六人围绕七个主题（信仰、梦想、奋斗、爱情、教育、 死亡、希望），故事套故事，有如人生多重奏。庄园虽然环境优美，设施现代化，但偏偏因断电而没有电视，没有网络，没有手机，只有风声海浪声，如同一道隔离墙，与世隔绝。这样的情景设置，你可以悟出一种象征意味。正是这种远离尘嚣，所以能放下烦恼，放松心情，真话实说，以故事的形式无所顾忌地大侃特侃自己的亲身所见亲耳所闻。这些故事几乎涵盖当地华人的各个阶层，从议员、侨领、画家、诗人、作家、音乐家、大学教授、企业老板、到油漆工、快递员、留学生、陪读妈妈、单亲母亲…… 每个故事以及之间的转承，都在有意无意剖露人性的深层。

 华人社会五光十色，甚至许多光怪陆离。既有信仰的虔诚与虚无，梦想的可期与变调，奋斗的艰辛与暖意，也有爱情婚姻、家庭教育的困境与应变。作者采用反讽、戏虐的语言，正话反说，反话正说，假亦真来真亦假，让你慢慢去咀嚼。凡有海外生活经历的人，都能透过故事的表面感受到现实的真酷性。

疫情的效力是恐怖的，疫情的蔓延是荒谬的。七日谈，七种不可忽略的人生情状，有荒谬，也有必然。作者以虚拟的国度，实景的生活，幽默的笔触，多声部地构筑了一幅令人寻味的海外华人移民浮世绘。人生无常，人性无形，忽悠有术，阴阳有序，可谓华族根性，尽在其中。可以说，《乌有七日谈》散射出华人身上多种的真实光谱，令人掩卷三思。

如果说，《乌有七日谈》的叙述视角是从社会俯视个人，将现实生活寓言化，那么，澳洲昆士兰女作家经年鲤的长篇小说《潘多拉手环》（澳大利亚惟丰图书出版公司2022年出版，获第二届世界华人文学奖），则是从个人看社会，贴身化的观照社会，有种强烈的介入感。

      《潘多拉手环》是一部都市情感类的长篇小说，也是一部表现澳洲题材较为深入的作品。作者沉浸式的在地观察，尤其关注移民群体在文化、宗教、社会意识处于传统与变革、冲突与融合中的生存现状，思考由此产生的诸多社会现象与人性挣扎。在她看来，华人移民乃至更多族群，在自身努力奋斗、积极参与并对主流社会做出贡献的同时，也难免会忽视自身所处大环境中的某些现实问题，如子女因成长经历的不同，而导致移民两代人之间的鸿沟与碰撞。这种社会现象，被作者称为“裂罅中的美好年代”。而《潘多拉手环》正是这种“裂罅中的美好年代”的完美演绎。它以当代澳洲一个医学背景的华人移民普通家庭的恩恩怨怨，两代人在爱情、亲情、友情和事业等经历中的挫折、考验，挣扎和变革，折射出华人移民在海外生活中面对社会及自身而作出的行为选择。

作者经年鲤是医学硕士，有多年医界工作的经历，她笔下人物的遭遇，或多或少都有她生活经验的影子。作者毫不回避社会的裂罅，也敢于正视人性的褶痕。全书以四季为隐喻，分成“夏、冬、秋、春”四部，暗指生活中的“繁荣、挫折、衰亡与希望”。作品采用贴身现场直播式的镜头，中西意象交错的叙述，透过女主人公安娜及其女儿艾米命运多舛的一生，折射出“少女妈妈”这个社会现象对家庭对社会的影响，重现了澳洲社会对其态度的演变与不断改善的社会关怀。

对于人物的磨难，社会的困惑，作者是以一种公民意识去书写，发现问题，探究问题，解决问题，不因失望而逃离，而因期待而投入。《潘多拉手环》颇有海外华文小说的特质，即中西方环境转换的视角，东西方文化交织的场域，海外生活现场的零距离观察，无不显示作者的独特感受和深层思考，且表现细腻。移民之路，恰似潘多拉的魔盒，打开的瞬间，便是希望与磨难并存，惟以爱与勇敢去面对。

       无论《乌有七日谈》还是《潘多拉手环》，都不是单纯的移民生活记录，更是透过移民自身透视社会生态，表达新主人对本土的一种情绪，一种思索，也是对新生活的一种认知。中国人不管海内海外都在追梦，移民作家笔下的追梦，不在乎梦想成真还是美梦破灭，更在意的是追梦过程中的行为选择和道德评判。就这点来说，澳洲墨尔本作家武陵驿的小说集《敲头人》（台北秀威科技2023年出版，部份篇章获第二届世界华人文学奖、北美洲文苑文学奖），同样直截了当将人物置于道德评判中。

与《潘多拉手环》对生活的贴身呈现不同，《敲头人》则是制造距离感，将生活陌生化，从神性看人性。武陵驿是一位澳洲神学院科班出身而担任教会专职牧师的中国新移民。其小说集用十五个故事去注释三卷圣书。不过，全书没有福音传道的痕迹，通篇看到的都是俗人俗事俗土的红尘世俗生活。那里既有异域故事，新冠疫情前后墨尔本华人画坛的爱恨情仇；也有中国叙事，中国城乡社会转型期的一种情感寻觅、心理畸变和人性演化；既有历史回眸，澳洲淘金时代华人神探的放荡不羁与英雄传奇；也有当下观照，大时代漩涡中沉寂与喧嚣，苟且与虚荣的芸芸众生相。深谙多国语言的作者，用现代主义手法把这些熟悉的生活作陌生化的处理，制造疏离感，让你在习以为常中去发现其中的荒诞，在熟知的生活熟知的经验中，去发掘新鲜的认知。作者打破固有的思维惯性，以陌生化的手法，增加叙事语言的可塑性，试图站在上帝的视角俯视人间世俗，从道德的高度审视人性弱点，从而自觉去修复人性的某种缺失。

 书中的《鳄鱼之城》一边是仿画纠纷，一边是情感纠葛，两条叙述主线在疫情、封锁、解封、仿冒、争宠，官司、窃案、人命、性、骗、幻灭等日常情状中相缠相织。作者把人物放在形形色色的日常道德行为中拷问，撕裂人的伪善，对各种混乱的价值观刻意冒犯，试水道德的底线。《普鲁斯特疗法》中的儿子，发现当教师的父亲竟背着母亲暗恋一位小老师，但父子却共同守护了这个秘密，这也是人性下的一种道德审视。《被子都方正，窗户都明亮》的师生则打破了日常生活秩序，严厉的老师要求学生行为规矩、举止清爽，但私下却偷偷约会乡村少女；恶作剧的学生跟踪老师让其陷入尬尴，在道德的维度上，人性的皱纹被裸现。还有，《钟蜂》中的打工青年，本想为沦落风尘的女工赎身，但偷肾时发现卖肾者貌似那位女工，最终没有出手相救而转身逃离。女工是死是活的念头一直折磨着人物，蜂群合鸣伴随着人物心中的不安，让我们剥开变质的爱情表象，看到了公义悲悯的倾斜，闻到了道德异化的霉味。作者笔下的各种人物，在旋转的世界中，正气与浊霾常常缭绕在身边，测试着其行为取向和道德素质，用冷峻峭刻的笔墨去猛敲人物的内心，撞击社会道德的痛感。

武陵驿的书写策略，在海外华文文学中算是一个另类。他的话语，既不是落入套路的中国叙事，也不是大同小异的域外景观。他似乎是在现实与超现实之间，俗界与灵界之间，真实与虚拟之间，开辟一条人神对话的路径。其文本中的那些人物，在混沌的环境中追波逐浪、跌宕沉浮，最后似明白又不全然明了，似清醒又不全然幡悟，这种心理模糊的状态，也许就是缺少精神信仰使然。没有坚定信仰支撑的众生，在浑浊的生活中，是否需要寻觅心灵洗礼的信仰，是否应该追逐一种能烛照生命的灵光，才能走出精神上的荒原，通往心灵净化的圣殿？读完一个个红尘俗世的故事，慢慢回味，忽然领悟了作者在每卷之首精心设计的一段圣经语境的用意。他不作福音文本的布道，而是借助作品阅读而产生的情感牵引，让你品味生与死、爱与恨、善与恶、罪与罚这个文学的永恒主题，去生发一种破解世道人心的能量。

海外华文文学叙事，过去很长时间都是在离散与乡愁，身份焦虑与认同危机，文化冲突与精神归属的畛域中徘徊，近年则进而在故土与本土，移民与公民，中华性与多元性等话题上拓展。这三部小说，重点不是探究中外生活情状的异同，不是着墨于东西方文化冲突的窘迫，而是聚焦于世俗人情中的道德冲突。这种冲突，与时间无关，与空间无关，时间空间只是故事生发的背景、人物行为的依托，不管发生于何时何地何人，道德力量都在制约着人类的思想行为。那种永恒存在于世间的道德感、价值观，正是作家所关心，所倾力去触探的场域。

新移民文学不可能隔断中国文学的血脉，但在异域的水土中必定会渐次进化出某种基因变异，在原乡他乡的混血中，逐步摆脱传统文化的“惯性思维”，进而表现出开放的“求异思维”。文学不仅是反映生活，更是对生活表象的颠覆，从而深入生活的内核，探视生活的本质。这种颠覆性，更多体现在作家的求异思维上。所谓求异思维，就是避免趋同心理、从众意识，特行独立，逆向而行，这往往更能发挥作家的创意和想象力。上述提及的三部作品，文体风格各异，题材手法叙事角度有别，但都有个共同点，就是在心灵自主下，摆脱了意识形态下形成的“惯性思维”，展现出一种“求异思维”。作家不总盯着笔下那种表层的、概念化的正能量还是负能量，也不总被应该洒阳光还是拨阴霾的框框去束缚，更不会习惯性的虚饰什么而迟滞笔墨，哪里有生活的火花，哪里有艺术的灵感，就往那里泼墨，还原生活的底色。

      《乌有七日谈》中的《虔诚的信徒玛丽亚》，尽管每次跪在地上祈祷，但她上教会只为寻伴侣、找工作、搞传销，揩教会油水，沉迷于世俗尘心，暴露其对信仰的虚无。《辞职的牧师》，把求神拜佛看作是与神佛的交易，一边传道，一边享受物质和欲望，非常功利性。《华社楷模范议员》，一个曾经风生水起的华人议员因谋私利而锒铛入狱。作家不是故意去抹黑这些表面光鲜的人物，也不是有意挑出社会的霉点，而是从人性的软弱中颠覆了人物的光环，颠覆了“美梦”的追逐，有心去探究追梦奋斗与道德行为之间的放纵与自控，从中找出的平衡点。《乌有七日谈》写出了华人的小聪明、左右逢源，甚至投机取巧，写出了追求梦想的表层与深层，追梦中个人与社会的道德行为。作者并没有趋同于廉价的堆砌的表面的所谓正能量，而是逆向思维，着力发现问题，打量龌龊，反省自身，不动声色地从反面的映像去投射深层的正能量。

 《潘多拉手环》本身就是一出悲剧，许立医生兢兢业业开了自己的诊所，但面对生活压力产生焦虑，惹出夫妻矛盾，引发车祸丧生，更令15岁的女儿早恋未婚生子，精神抑郁难以自拔，最后以自杀的方式告别世界。悲剧令人感触令人警醒，但没让人崩溃。因车祸落下残疾的女主人公安娜，丧夫丧女后坚强地活着，帮助众多“少女妈妈”们回归学校。确切的说，作者写的是生活而不是活着。活着是躺平是苟且，是消磨生命，生活是进取是选择，是呈现生命。生活，就是每一个人基于自身现实的人生选择。安娜选择了坚强，而不是自暴自弃、营营役役。作家以敏锐细腻的笔触从家庭悲剧中探讨婚姻的意义，生命的价值，进而思考社会的健康，关注社会的和谐。读者可以感受到，这个家庭悲剧引出的灰调子，与其说是社会灰暗，毋宁说是人性欲望的灰暗、生命无常的灰暗。世界不是非黑即白的，书中既有阳光也有阴霾，浑浊的负能量中也能爆出正能量的火花，而这，才是真实的世界，真实的社会形态，真实的人生状态。

  《敲头人》书中也充满了暴乱、性爱、战争、死亡、贪婪、伪善、恐惧等斑驳的画面。如《鳄鱼之城》里，华人艺术圈光怪陆离，大家都在演戏，都在费尽心机，把痛苦演成快活，把平庸演成光彩，把虚假演成逼真。都以闪亮的假象展示与人。《美丽新世界》中，相框里美人照的主人公自杀了，是美丽世界下并不美丽的人生。《如果黑洞不存在》的美女秘书，在商业狂潮中花样百出，放荡不羁而不知所终，不作不死故意折腾的她，把自己看作是来自天体的“黑洞”，渴望在黑洞中借力重新获得生命。还有，《班迪戈丛林魔鬼案或金合欢之歌》中的华人探员，混成了一个既泡妞沾毒，又精明仗义的公仆，在反华暴动中英勇殉职。其生命的道德价值却隐藏于苦闷、寂寞、空虚、困顿和堕落的挣扎中，颇有反叛性、颠覆性。这些人物，这些故事，都是一种扭曲的生存异象，犹如一场游戏一场梦，隐喻着一种逐梦与碎梦、救赎与被救赎的关系。人生、人性、人情的界限，如阴阳之间的模糊，让你反复咀嚼，慢慢消化。作家笔下的画面虽然斑驳，但作者在道德的撕裂、异化的霉味中，也直抵人物的另一面——公义与正气，只不过，公义有时会倾斜，正气也会有蒙尘。这正是对社会规范和人的道德底线的考验。

从以上三部作品中可以看出，作家的立意既不是廉价歌颂，也不去刻意抨击，而是认真审视，审视这个世界，审视客观存在，用素洁的烛光照亮人性的阴暗面。作家对社会困惑、对人生怀疑，但从困惑怀疑中却能感知人类的正能量。可见作家的“求异思维”就是不趋同不屈从，而遵从内心，直面现实，不囿于正面或负面，不纠结于美化或审丑，更关注社会的客观存在，人物的精神状态，事物的逻辑真相。他们不是看阳光，也不是看苦难，而是看阳光下的尘土，不管是闪亮的还是灰暗的，它都有特定的形态；看苦难中的挣扎，不管是奋起还是毁灭，都是一种人生必须的选择。如是，不管是历史是当下，不管是原乡是新乡，这中间，人性的真善美与假丑恶在较量在博弈，这个过程，正是作家要去捕捉的节点，去书写的空间。你可以去张扬，也可去鞭笞，但都不是表面去呈现正能量或阴暗面，而是从人类文明的维度上去咀嚼普世的价值观念，在自审内省中去提升良知，灌注正气，感知自爱与大爱。

并非身在海外，就能有开阔的视野，要视乎你的认知能力，包括审美的可塑性，心灵的开放性，以及形塑理念的能力。如同一个牧师心中的上帝，和信徒眼中的上帝，以及无神论者看待的上帝，都是不相同的。惟有打开了心灵，才能在开阔的视野上吸纳信息，思路奔放，找到观察生活表现生活的新角度。新移民作家，不管是书写历史，还是书写当下，不管是回眸原乡，还是凝视新乡，都是在观照自己的内心，书写自己的内心、自己的信仰、自己所理解的普世价值。作家因自由而自主，因自主而自如，因自如而落笔走心，表达自己对生活最真实、最真切、最真挚的感受。自由书写，就是检视作家个人的自信。

诚然，新移民作家要用平等的视角看待原乡新乡，塑造华人本土人。不过，新移民文学主体描摹的还多是华人，因为是我们自己身边的人物，源于生活；也因为熟悉，熟能看通透。常常有人觉得，这些海外游子，是对于故土回不去、对于新乡也融不入的“局外人”，因而处于故乡新乡两难选择的尴尬。我倒觉得，海外华人是全球化格局下的“局中人”而不是“局外人”，他们的边缘窘迫不在于环境，而在于价值观的取向，何去何从取决于你能否脱胎换骨，在大时代中顺应潮流。要指出的是，作家笔下的华人，不仅仅是华人身份的人，同时也是世界公民的人，与其他种族、其他民族共生共处的人，与各色人等打交道的人。华人身份只是个载体，承载着人类的本质，人性的根性。如刚才谈及的作品，那些人物的作为，人物的德行，其揭示的社会规范，已不单单是华裔族群的行为准则，往往也超越民族、超越地域、超越国籍、超越文化，是一种泛社会的公序良俗。人物形象的内涵由此得以外延。

归纳起来，新移民文学不能简单定义为海外华人的“中国故事”或“西方故事”，而是世界主义的“人的故事”，是体现泛社会的行为规范中个体生命存在的故事。新移民作家不管入籍与否，归化与否，自身的民族身份不会改变，但思维、眼光、观念却会随时空的改变而变化。心灵自由的作家，因为不受非艺术因素的无端干扰，更容易“脱敏”，更能聚焦于各色人等，借助笔下的人物，把海内外中国人的状态与现代世界的人的状况连接起来，同时也透过人的作用力把中华文明与世界文明连接起来。人是作家的视点，也是作品的结构。每个作家的生存环境不一样，对生活的感受也不一样，笔下的人物行为更不一样，这才有视角的丰富性，叙事的多元性。况且每个作家都有自己的长处和短板，不同的长短，也会形成作品的差异化。中国文学以中华文化为底蕴，新移民文学以多元理念为支撑。多元，不仅是文化、风格、地域风情的多元，还包括美学观、价值观、历史观的多元。只有这种不拘一格多向度的多元，才能增加华语文学的世界性，跨越民族、地域、国度、语言、宗教、观念，在人类文明的维度上融入世界文学大家族。

  文学的世界性不在于讲什么样的故事，而在于故事中的人性，在于人性的深邃度和丰厚度。心灵自主的书写，更能冲击人性的爆点，直抵人性的痛点，更能生发人性的共情。新移民文学心灵自主的书写，打下作家开放性的鲜明印记，为自己提供了向文学世界性逼进的可能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