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年前即2015年的秋天，我在卸下刊物主编职务后，搞了个“《文学自由谈》创刊三十年重要作者奖”，从近两百期约两千篇文章中，一共评选出10位“重要作者”获奖。
这些年，他们中，走了两位：一个是小说家转行文学批评的陈冲，记得他是那次获奖之后不久，就突然走了：另一个也是小说家改行批评家的李国文，国文先生是在92岁高龄时走的，也很突然。 国文和陈冲，既是当时10人获奖名单中领衔的两位。
这里要说的——他们仨，正好是那份名单中殿后的三人。我就按他们仨的年龄顺序，一一道来吧。
鼻孔朝天的人
京城东边，有一所学校，学员进去，若干时日出炉，虽不曾获得人事档案认可的文凭，却从此脱胎换骨，拥有了经久言说的由头、背景，乃至资本。这处超级福地，就是中国作家协会旗下的鲁迅文学院。
鲁院由前身、转身、变身，直至今日模样，其间经历过数十年演变，出了很多的人才，出了很多的庸才，出了不多的奇才。这就很了不起了。遍看国中，其他各行各业的培训、办学之类，如此多快好省，如此事半功倍，似无先例。
五年前某天，翻看一篇来稿，题为《鲁院听课记》。作者陌生，姓冉名隆中，系鲁院弟子。这种文章，十之八九，颂辞满篇，应该不抱太高期望。但念及人家学子知恩，撰文抒情，对“母校”投桃报李，亦在情理之中。
然此文别异，几段下来，你必得改变你的漫不经心，将一万六七千字一气读完。这位学生，来自云南，进修两月，听课30余堂。从他的逐堂记叙看出，尊敬也还有，钦佩也还有，但习见的仰望没有，点头称是没有，诚惶诚恐没有。这是一个不太拘泥于礼数的人。其字里行间的锐利与唐突，清醒与破绽，较真与狐疑，让人心喜难捺。几十载的鲁院注册学员，想已成百成千，能写出这般“听课记”，追仿鲁迅遗风，与鲁院名号相符者，怕是罕见之至，唯该生崭露头角。
声韵异样的文字，常有跑调之嫌，向来见仁见智、好恶悬殊。斯文刊发之后，果不其然，毁誉四起。此刻的冉隆中，对于“誉”言，倒是感觉良好，怡然消受；而对于“毁”语，则似乎准备不足，心生困扰。但他终归智商充盈，大约明白了坏心情不可泛滥，遂很快安静下来。
这一安静，许久杳无音讯。时有闲暇，也曾有过揣想，冉某一副挥洒自如好笔墨，定然不肯轻易停歇，又将有些怎样的涂抹？
终于一天，收到他的新作。发排之际，我颇有感慨，便假“责编”之名，写了出来——
沉寂相当时日之后，冉隆中寄来这篇《底层作家，你们还好吗》，再次给了我们击节叹赏的意外。区别那些在东南西北的都市上空，飞来飞去的评论掮客，冉隆中远离闹市，游走于县城乡村之间，耳闻文人潦倒，目睹文事萧条，于是心情快乐不起来，做派潇洒不起来，言辞高蹈不起来，当然只能生发出关切的、悲悯的、沉郁的、令人揪心动容的文字。也许，正是由于有大群庸常之徒的急功近利作参照，冉作者这篇言谈小地域、小人物、小道理的与“宏伟叙事”迥异的文稿，却恰恰显现出眼下文坛难遇难求而又货真价实的大气象。
为他这篇稿子，我刊专辟“调查”栏目。从此每期一文，延续至今。冉隆中纠缠般探寻的，均为同一内容，即底层文学之真相。这在眼下文坛，堪称时尚话题。对草根写作放言高论、隔靴搔痒的男男女女，几乎逢会可遇。但事实上，冉隆中鹤立鸡群，对底层文学的切肤之感，眼下尚无人能及。
他以救死扶伤的冲动，细腻犀利的刀法，解剖一只只滇产“麻雀”，呈现出的，当是整体文坛的病灶。他访谈的数十位底层作者，散居于各地荒镇陋寨，无一不是亲脚走到，亲眼见到，亲耳听到。有时山高路远，还会有数日火塘取暖、粗食果腹的勾留。总而言之，他要避免的是走马观花、浅尝辄止；他要远离的是道听途说、穿凿附会；他要杜绝的是居高临下，妄加评判。
纯粹文学意义的写作，理应绝缘于锦衣玉食与呼朋引类，理应伴随清苦与寂寞，但冉隆中刻意寻觅的访谈对象，大都过于清苦、过于寂寞了，直至处于赤贫如洗、无人理睬的境地。所以他要鸣不平，他要鼓与呼。他最终拿出的每份调查，无论素材，还是见识，皆区别于众多名流伪善的“平民意识”，全是文学情怀，全是民族歌吟，全是底层故事，全是民间声音。惆怅、压抑与感伤，虽是弥漫冉文的基调，但结识知音的快活，山川原野的诗意，文学不灭的古训，浸润着他，在其步步艰辛的调查中，自有一腔飞扬的向往。
我同冉隆中，稿件交往，前后五年。时而有事，电话联络，始终未曾谋面。《文学自由谈》封面上，登过他一颗头像。一张寻常的脸，四分之一侧仰着，鼻孔朝天。鼻孔朝天的人，通常都是很骄傲的人。而骄傲的人，又多数都是有名堂的人。我服务的刊物，所倚重的就是那些骄傲的作者。写手骄傲，才往往不同凡响，才可能人前说鬼话，鬼前说人话，叫人与鬼都惊诧莫名地吓一跳，因为他们听到了各自不喜欢的声音。
让人无计可施的人
标题里，两个“人”中的后一位，指广东深圳的唐小林。
两个多月前，唐小林来天津，领取《文学自由谈》三十年“重要作者奖”。因难得北上一回，他放弃乘坐飞机，往返都选择了耗时漫长的火车，以便沿途观赏。这与分秒必争的多数与会者，形成明显对照。数日朝夕相处，平和的脸，平和的话，更加出人意料。大家读过他锋利的文字，深谙里边的内容，通常都会调动写作者全身关节，尤其需要绷紧面部肌肉。但看眼前此君从里到外的松弛，于是大家明白，老话“文如其人”，也有不灵的时候。一身傲骨写文章，满面平和过日子，这般状态的文学批评者，如今打着灯笼都难找了。
抛开那些躲在屋子里，只愿做、或者只会做“课题”的评论者不说，场面上兜得转、吃得开的批评家，愈是大牌角色，愈是表现欠佳。无论其话题多么撩人兴致，无论其表达多么遮人耳目，无论其结论多么耸人听闻，都很难掩饰他们贱卖常识，混淆价值，轻慢良知的本性。文学评论花枝招展的热闹，已很难脱离这些人的摇唇鼓舌，尽管他们对批评大厦的建构，实质上起不到丝毫添砖加瓦的作用。但凭借金玉其外的参照，我们才有幸见识到另一类批评家。比如，有了张颐武的概念轰炸，我们能扩充视野；有了李国文的借古喻今，我们能广博学问；有了陈冲的迂回穿插，我们能见识逻辑；有了韩石山的机锋抖擞，我们能领略智慧；有了李美皆的笔墨摇曳，我们能飞扬想象；有了李建军的义正辞严，我们能明辩黑白；有了李更的孤傲清醒，我们能遏制欲望；有了冉隆中的悲天悯人，我们能追逐良善。
唐小林显然特别，他完全入不了第一拨的队列，也大体不同于第二类的路数。文学批评，无疑应归属摆事实、讲道理的操作。而唐小林剑走偏锋，只专注于摆事实，不热衷于讲道理。因为事实一经跃然纸面，便基本上无须罗嗦道理了。他的手法是，借用批评对象自身的字、词、句，罗列其前矛后盾、浅入深出、盗袭他人、重复自己、粗枝大叶、指鹿为马之类软肋与硬伤，从而不温不火地，水落石出地，板上钉钉地，验证出饱学之士满腹的经纶，不过一肚草料；完备的体系，不过一锅杂碎；离奇的叙事，不过一堆呓语。这一招颇有巧劲儿，致命到当事人往往被一箭封喉，难堪到帮闲者虽疾首痛心却无从援手。于是在某些人眼中，唐小林讨嫌到家，却又让人无计可施。他的方式其实笨且累，为精明人所不屑。要眼里看得出对方的错，须胸中先得有自己的对，不博览群书，不独具慧眼，不做足功课，不无私无畏，根本无能为力。每每到手唐小林的文章，一读便知，他手起刀落，已将批评对象的货色大卸八块，掰开揉碎，横着竖着地，里子面子地解剖一够。故而，他的文章是精雕细磨出来的，绝非那种一泄万言、倚马可待的浮语虚辞。
从唐小林舞文弄墨的姿态，可以辨识出，他肯定不是目前文坛最优秀的批评家，但肯定是文坛目前最果敢的批评家。他的果敢，体现在击打目标的专一。专一的对象，乃文坛名家群体。唐小林经年累月的激情，似乎专同名流作对，专与名著为难。自然免不了招惹是非，引来“借名人出名”之类闲话。唐小林固守的理念在于，名人有错，名著有错，如得不到指谬，比非名人、非名著出错，更会有传染的恶果。至于个人受到种种贬损，完全可以一笑了之。总被恭请文坛上座的大鳄高僧，素来醉心于仰慕的目光，任何质疑，均为冒犯。总以为自己笔下鬼斧神工，并从来不会失误。他们哪里明白，真老虎尚有打盹的时候，何况自身仅为纸老虎者流。这也便是唐小林这种较真的人，写批评，写了许多年，还要继续写下去的原因；这同样也便是《文学自由谈》这种较真的刊物，登批评，登了三十年，还要继续登下去的原因。
唐小林的批评，已成为不可预测的未知。谁也不晓得，他的下一枝利箭，将要洞穿哪位大师、巨匠的桂冠。如此悬念，利莫大焉。对一些作家来说，会成为创作时的警醒；对一些看客来说，会产生阅读后的教益。《文学自由谈》大量读者来信，表明文坛民意往往具体到，期望唐小林这样的清道夫多上几个，随心所欲的垃圾制造者可能就会少上一堆。
此番天津获奖，唐小林得到的不是评委的全票，只是多数票，这自然可视为他仍需进步的依据之一。我已读过他若干文章，体会其文以载道的基调已经解决。然上乘文章的品质，终究不可或缺文以载趣，不可或缺举重若轻。如果再怀揣一份商榷的诚意，那就定然锦上添花了。文章之道，有的经纬分明，有的则似是而非，留下讨论的余地，会助于引申众人的推敲。
行文至此，仿拟一段唐小林的简历，但愿不会触碰他的隐私。唐小林，四川宜宾人，高中学历，三十七岁到深圳打工，曾做过企业管理、日语翻译。由于后来多年专事文学批评，所有颂扬型文坛聚会均与他无缘，意味着从无“红包”进账。深圳谋生一十九载，因为拮据，每年购买老家宜宾的社会保险。谈起这种对人生后路的安排，唐小林没有无奈，没有沮丧，反倒比倾听者平静、坦然。不同于许多异地漂泊的人，他心中的精神归宿，就在能为自己托底的故乡。他以自身经历，证明辗转多年的深圳，不是传言的文化沙漠，而是真切的人文沃土。一帮从道义上、经济上给予扶助的同乡和朋友，是唐小林应对贫寒、坚守信念的知音。所以，尽管几乎每发表一篇批评，便实际上为自己增添一个“敌人”，他并无胆怯，亦问心无愧。这个远离低级趣味的写作者，为清洁文坛而昂头前行的情怀，非同凡响，闪烁出高贵的光泽，让人生出莫名的欣慰和感动。
有一天
有一天，闲来无事，一朋友问我：“说到一座城市，你能仿照电视抢答，立马带出某个人吗？”颇觉新鲜，答应试试看。
“开始啊——太原”，他双眉一扬。我脱口而出：“韩石山。”太原熟人中，韩石山结识算晚，舞文弄墨，动如脱兔，叫人仰慕，便在心中占了头把交椅。此外，韩公混迹文坛，毁誉参半。对誉，他勇于认领，之所以学问大，自家修行得来；对毁，则巧于推诿，之所以骂人狠，旁人教唆所致。如若文坛开设法庭，传他上堂，我可能是被最先招供的同伙。并非危言耸听，已有数篇文过饰非的文章，将其“毁”人不倦的业绩，归到我的账上。
好像同情我对老韩恨爱交加，朋友做出躲开的架势：“换个地儿——北京。”京城浩瀚无比，不经条块的细化，猛不丁，只有张口结舌，很难一下说出“某个”人来。朋友不纠缠：“奔你老家——成都。”蓉城老过客，乡亲一大堆，这会儿人多嘴挤，令人一时语塞。见我两度卡壳，朋友得意，思路乱窜：“珠海。”我不假思索：“李更。”
这个名字仿佛早就等在那里。
知道李更之前，先认识其父李建纲。1983年初夏，一伙人观山看水，我忝列其中，重庆登游轮，奉节换汽车，巫溪乘两头尖尖柳叶舟，漂罢大宁河小三峡，巫山再上船。此行蜀地境内，写出《许茂和他的女儿们》的成都周作家，谦和低调，但沿途诸县，凡座谈、用餐，皆被主家拥上首座。位居次席的，竟是我故乡达州一杨姓作家。礼遇面前，小杨诚惶诚恐，但身不由已，因他一部小说，正在堂堂省委机关报连载。而写出《美食家》的苏州陆作家，写出《陈奂生上城》的南京高作家，写出《丹心谱》的北京苏作家等人，则一路郁郁寡欢，似有冷遇之怨。待船抵武汉，湖北省作协的接风宴上，一扫川东雾气，个个还阳成容光焕发座上宾。端杯敬客的主人，正是英俊、干练的李建纲。多年过去，远方飘来《斯德哥尔摩之旅》、《瑞典美人》两部书。方知建纲退休后旅居瑞典，运笔行文，撇尽走马观花的浮泛，以窥其堂奥的新角度，描摹出北欧世事民情老根底。
我与李更，神交已久，五年前珠海初次谋面。不如他爸高、不如他爸帅的李更，服务一家报社，已然老资格。不巧的是，有与他平辈的，早混出众星捧月；有比他年少的，亦成为顶头上司。一般人摊上如此境地，难免羞愤攻心，再升华为怀才不遇、遇人不淑，那就日月无光、度日如年了。然李更的心平气和，来自骨子里。他的知足是，报社给了我副刊的版面，一给几大块，一给好多年，在这流行取缔副刊的时代，已属奇迹。何谓信任与器重？何谓机遇与平台？活生生，这就是。李更不习惯单纯视职业为饭碗，安常处顺，静寂从容，将手中几块副刊园子，侍弄得夏有清凉，冬有温润，春花艳艳，秋实累累。
报纸副刊命蹇时乖，常叫人心下戚戚。如今副刊文章的写家、编辑、看客，表面自得其乐，实际是与时宜较劲儿。打开一份报纸，时政要闻、经典言论自是庄重无比，而能藉别一种轻松，传递一点点社会良知的，玩味一点点大众情趣的，往往是副刊。善待副刊的报章，苦心经营的编者，理应受到致敬。
珠海勾留期间，李更陪我去城北唐家湾，该镇有民国首任国务总理唐绍仪的故居。老房子中东看西瞧，忘了什么由头扯到“文物问题”。李更告我，除去专业人士，眼下触碰文物者，不外三套路数。一是家有闲钱，喜爱收藏；二是不忍独享，开馆纳客；三是染手古货，呼号抢救。三类人中，最末一流，殊为讨嫌，暗藏心机，满口伪辞。但世人亦不傻，看穿讨嫌的人中，十个有十个为文物贩子。但凡其中举家上阵、设庙造神之徒，张罗的就是大买卖了。
又一日，进得李更家，几屋墙上的画作，全出自主人之手。一一端详过去，一小幅一小幅的水墨，都是他一小朵一小朵的思绪。尺幅间构图与意境绝无雷同，超越不少名流重复涂抹的俗物。我暗叫兄弟，万不可随意送人哟，不定某年某月，便有慧眼识珠的知音，提着钞票缠上门来。我于文物外行，折服李更的观察与判断，只点头而不称是。此刻，于绘画同样外行的我，惊异李更的线条与色彩，仍只点头而不多嘴。
我对李更给过建议的，唯有他的写作。有回提醒说，勿将少年记忆全盘搬出，因彼时年纪尚轻，识人辨物，常常有失分寸。我更多时候，打心眼儿里欢喜李更差遣文字的放达无羁。头年刊发他一篇稿子，实在按捺不住，遂假“责编”之名，在文前写下一段话：“李更于作家协会院里长大，记性好，知晓不少文坛的花花草草。十几岁即有稿费进账，算得年轻的老江湖。小伙子论人说事，白刀子进，红刀子出，不喜欢一边打一边揉。人家痛处既被揭破，对曲意搔痒不会领情。好比驾车肇事，将人撞成摇钱树，与直接送进告别室，在人心叵测的情形下，哪种更省事？不消说，明白人都得不出糊涂的结论。”
这一天，说到珠海，眼前顿时澄澈清明。第一时间，我不想到李更，又能想起谁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