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网上得知，李泽厚在美国科罗拉多家中逝世。本来，一个九十一岁老人告别人世，应该算是喜丧的了，但对于李泽厚的逝世，我总感到非常婉惜，因为还想再读到他的具有创新精神和思想深度的新作。

我与李泽厚算不上朋友，只是偶尔相遇相识而已，平时并无联系。但看到他逝世的消息，那短暂的接触，却不断地浮现在脑际，觉得还是应该记载下来，算是一个小小的纪念。

在我读大学的上世纪五十年代中期，国内有三位青年学者和批评家很受社会关注。那两位的文章大都与政治批判相联系，因而本人也随着政治风浪而浮沉，只有李泽厚是因学术研究而引人注意，他的文章当然很有思想深度，但并不借政治运动而张扬，因而也具有相对的稳定性。李泽厚开初是研究中国近代思想史的，发表文章较早，这些文章在他大学毕业后结集为一本专著：《康有为谭嗣同思想研究》，不过这本书并没有受到读书界的广泛关注。他的引人注目，是在美学大讨论之中。

1956年，毛泽东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文化发展方针。中宣部为了贯彻双百方针，就组织了两次学术大讨论：理科是遗传学问题讨论，文科是美学问题讨论。美学问题讨论得很热烈，持续时间也很久，吸引了许多读者。争论集中在美的本质问题上，大致可以分为四派：一派认为美在主观，另一派认为美在客观，还有一派认为美是主客观的统一，李泽厚则自树一派，强调美的客观性和社会实践性。其他几派的代表人物大都是文坛老将，而李泽厚则是初出茅庐的小将，而且说得很有道理，吸引了许多读者。这个美学讨论，后来姚文元参加进来，批评他们脱离生活实际，但当他自己加以发挥时，却把美学研究搞得庸俗化了。李泽厚写了一篇《美学三题议》，从哲学的角度，将姚文批驳得体无完肤。但后来，由于形势的变化，美学讨论就不了了之。李泽厚的研究方向也转向西方哲学，他写了一本《批判哲学的批判》。

国内学术活动的恢复，是在1977年之后。记得在1978年10月中旬，安徽大学和安徽劳动大学发起组织黄山鲁迅学术讨论会，规模很大，请了许多老先生，也有许多中青年学者。我们复旦大学中文系也收到一张请柬，由现代文学教研室一位老师去参加，我的编制在文艺理论教研室，没有派我去是自然的。但因为我发表过一些鲁研文章，又有一本《论鲁迅的小说创作》即将出版，已有广告出来，算是获得鲁研界的认可。有几位鲁研界的朋友见我没有与会，建议会议秘书组另给我发了一张请柬，我赶紧赶去，会议已经开始几天了。但李泽厚比我来得更迟。他是在芜湖开西方哲学史讨论会，听说山上在开鲁迅研讨会，那边会议还没有结束，就跑了上来，同行的还有一位哲学所的同事张琢。李泽厚写过鲁研文章，他当然有资格参加会议，但会议主持者似乎不大看重他的学术价值，只把他作为一般中青年研究者接待，安置在我们这一较差的住宿区。

那一年，正是停摆了十多年后重新开始评职称活动的时候。但是，各地动作有快慢。安徽最快，会议主持人已经评上了副教授，北京则较慢，李泽厚还是助理研究员，相当于讲师级。那次会议，住宿区的级别分得特别明显，教授副教授们都住在较好的别墅区，而讲师助教则安排在两三个人一间的宿舍区。我与李泽厚都来得较迟，所以安排在同一宿舍区，而且就住在隔壁。这种宿舍区，比现在的宾馆标准房还差些，没有单独的卫生间，只在楼面上设有公用厕所和盥洗室。但李泽厚并不在意，他的目的似乎并不在开会，而在游山。

而正因为有这样的住宿条件，我们在盥洗室里时常碰面，不知不觉间就熟悉起来。

李泽厚知道我来自复旦，就与我谈起毕业分配的往事。他说，他在北大毕业后，原想到复旦来教书，接到分配通知后他很高兴地来报到，并在复旦招待所住了几天，谁知因为肺病并未全愈，被复旦人事处退了回去，只好另行分配到科学院学部哲学所。我说，复旦真是不识货。他们难道不知道肺病是会治好的，而人才却很难得。这也是人事干部决定人才取舍的毛病，如果能征求专家的意见，或许就会好些。李泽厚也表示无可奈何！接着我说，这事对复旦是一个损失，但对你未始不是一件好事。哲学所人材济济，发展空间比较大。李泽厚说，的确曾经有几位老先生要收他做研究生，但他独立性强，喜欢走自己的路，所以谁也不跟，自己搞研究。接着，他问我有没有指导老师？我说，我是主张转益多师的，老师们的长处我都想学，但不想跟定一个老师，以免被束缚在一个门墙之下。他觉得我的主张与他相同，慢慢就接近起来。大概他已在报纸广告上看到我在上海文艺出版社出书的讯息，估计我会认识这个出版社的编辑，就说要拜托我办一件事：他将过去的美学论文收集为一本《美学论集》，交给上海文艺出版社，已经很久了，至今还没有出来，要我回上海后帮他去催一催。我答应下来，并且照办了。但这本书的出版，与我的催促是否有关，那就不知道了，因为出版社自有他的操作规程，未必会因我的催促而加快。在我，只是受人之托，忠人之事而已。又有一次，我问他：你美学研究搞得好好的，后来为什么突然转向去搞康德研究了？他说：我批了姚文元，那时他在台上，能允许我再搞美学研究吗？所以我只好去搞西哲史。对于西方哲学，我们一向比较重视黑格尔，因为列宁说这是马克思主义三大来源之一，但我觉得在西方近代哲学中，康德哲学似乎更重要一些，所以就研究康德。我说：那个时候，你能坚持研究，也很不容易。他说：在干校里，我是把《毛选》放在上面，康德放在下面，有人来了，我就看《毛选》，没有人时，我就看康德，阳奉阴违，终于写出了这本书。我听了，哈哈大笑！

会议结束后，是游山，大家自由组合，互相照顾。我们四个人结合成一组：李泽厚、张琢、我、还有安徽大学的方铭。因为时间已是深秋，而且刚下过一阵雨，树上都结着细冰，晶莹透剔，倒是别有一番景致。但路上也是冰，就很难走了，路边又没有栏杆，一滑下去，就粉身碎骨。我们只好一路注意脚下，不敢太放松。断断续续地谈了些什么，现在也记不清了。好容易爬到山顶，却是床舖严重不足，讲师助教群体中，一张单人床要睡两个人。我爬了一天的山，感到很累，而且方铭与我原是复旦老同学，关系较好，就决定两人将就挤一晚。李泽厚与张琢却决定一起下山，而且说走就走，可见他当时身体很好，至少比我要强壮得多。

几年之后，我们又有一次相见。那是他到上海出差，住在复旦招待所里。蒋孔阳先生请他吃中饭，叫我作陪。饭席上只是闲谈，并没有讨论什么学术问题。只记得蒋先生说李泽厚的著作很受青年人的欢迎，希望他能多写。下午是请李泽厚为复旦学生演讲，地点在老教堂楼三楼靠东面的一间大教室里，挤满了人。那时，蒋先生的身体已经不大好，支持不了全场，事先与李泽厚说好，他只能主持上半场，下半场由我主持。演讲结束之后，本应由我招待他吃饭或送他回招待所的，但是哲学系一批研究生一拥而上，将他裹挟而去，我连与他道别的机会都没有，也就只好让他去了。

此后，李泽厚愈来愈有名，而我有点怕见名人，所以就没有再与他见面。但仍关心他的动向，继续拜读他的新作。我喜欢读他的书，觉得有启发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