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瑞清先生走了，北京时间今日凌晨4:20分因肝癌晚期病逝于陕西省人民医院。
杜瑞清先生去世的消息是华东师大外国语学院赵刚教授今天一大早通过微信告诉我的，我当时难以接受这一事实，便向好友西安外国语大学校办主任苏坤求证，得到的答复是“属实”。
我与杜先生初识于1986年9月，那时我刚刚从陕西省外语师专毕业，考取专升本到西安外语学院英语系读大四，他给我们教授英国小说。杜先生的讲课很有特色，在冬天里他总是围一条围巾，一只手插在夹克的口袋里，在讲台上踱步，用纯正的英国口语教授《简爱》、《苔丝》等小说，偶尔他也会停下来在黑板上写下一连串的在同学们看来很生僻的词，譬如 Ecclesiastical，Paediatrician。
教完我们83级的学生之后，杜先生于1987-1990年在美国杨伯翰大学攻读教育管理学博士学位，完成了其博士论文《1976-1986中国的高等教育》。获得博士学位之后，他原本可以留在美国发展的，但他们那一代人都有着炽热的报国情怀，毅然决然地回到了母校西安外国语学院工作。
我第二段和杜先生近距离相处是我1993年9月以西安外院教职工的身份考取本校在职研究生的时候，我所选的专业是英美文学，很荣幸成为杜先生的弟子。
记得第一次踏进先生的家门是在93年的教师节，我和几位师兄、师姐相约《新闻联播》之后带着贺卡去看导师。那天晚上导师讲了些什么，同学们聊了些什么，我记不太清楚了，但有一件尴尬之事我至今记忆犹新。那天晚上，先生问大家喝咖啡不，有巴西的咖啡豆，可以让高师母给煮。轮到我时，师母问是black 还是white的，即要不要加牛奶，加不加糖。我一想，喝咖啡就要喝原汁原味的，等端起咖啡开始喝的时候才发现不加牛奶、不加糖的咖啡有多苦。更要命的是喝了那杯咖啡，我兴奋得竟然通宵睡不着觉。
在国内，硕士研究生一般读三年，第一年修基础课，第二年修专业课和写开题报告，第三年撰写论文、参加答辩。我是一个急性子的人，加上当年留校工作的时候学校有规定：工作五年之后，方可报考研究生，且最好是考取本校的研究生——这就往往会耽误一个青年教师的好多年时光。于是，我就三步并作两步，在两年的时候修完了专业课，并做完了论文答辩。在这一点上，我非常感激杜先生的宽容和鼓励，允许我破例提前毕业。
1995年6月底我硕士研究生提前答辩之后， 9月份就去了旅游系任教。不安分的我随即又萌生了考博的念头，目标学校是南京大学，如今想起来当年确实有点初生牛犊不怕虎。杜先生那时已经是西安外院的副院长了，在我向他征求意见时，他说他十分鼓励我去试一试，但前提是必须报考在职委培的，毕业之后回外院工作，否则学校不给开介绍信去报名。
悲怆的是我一考竟然考上了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刘海平教授的博士研究生，但南大给出的条件是我必须全职脱产就读。多年之后我方才从学界了解到，许多学校希望考生能全职就读，因为好学生可以毕业留校为自己学校所用，否则的话，多为他人做嫁衣裳。
常言道，好事多磨。自收到南京大学研究生院预录取的信函后，我便开始了与旅游系、学院人事处的长达三周的斡旋。学校的态度很明确，若定向委培就签字放人，脱产全日制免谈。南京大学的态度也很鲜明，脱产全日制就发正式录取通知书，定向委培需交3年的费用，此种情况可以考虑录取。刘海平教授招收的96级博士研究生只有两个人，一个是我师兄，河南师范大学的定向委培，还有一个就是我。好在，好在，看在钱的份上——近两万的委培费和要支付我三年的工资、每年的往返交通费，学校领导层觉得太贵，最后还算开恩，给我开了绿灯。在入学南大的这件事上，我十分体谅杜先生的难处。第一，学校有严格的人事管理规定，不能开先例；第二，我是他的学生，瓜田李下，他也不便多说些什么。
1996年3月3日，一大串十分吉祥的数字，所谓3、6、9 往上走，就在这一天我乘火车离开了古城西安，一路东去直奔风雨下钟山的金陵南京。
坐在火车上，想着几周来为入学所受的艰难和委屈，我不禁泪流满面，心中暗想自此一别，从此将与西外是路人。
在南京的三年读书期间，坦诚地讲，我与西外、杜先生接触不多，主要是学习压力太大，整日忙碌上课、读书和写论文。考入南京大学前，我虽然在陕西省外语师专、西安外院旅游系教过8年的书，但在理论素养、学术研究等方面与我的师兄们差别很大，离导师的要求更是相距甚远。唯一联结我和杜先生的便是我将读博阶段所发表的每一篇论文的原刊或者复印件都一一邮寄给他。除此之外，若非要讲，我给西安外院做过什么微不足道贡献的话，铁丝串豆腐勉强可以提得起的也仅有：在湘潭师范学院举办的美国文学年会上帮助西外申请到了下一届年会的申办权，通过译林出版社王理行先生的斡旋促成了杜先生、方华文教授翻译劳伦斯的《儿子与情人》，将惠宇教授主编的《新世纪汉英大词典》的部分样章推荐给南京的几家出版社，但未果。
我与杜先生第三段近距离相处是我作为西安外院的一名教师、一名中层干部而得以实现的，除去我在美国做高访一年，持续时间为3年3个月。我1996年3月考入南京大学，毕业时间为1999年3月。当时毕业后的去向有多种选择，譬如，申请留校南大任教，去北外攻读博士后，到华东的一些大学任教，还有就是去译林出版社工作。
记得98年12月初在译林出版社举办的一次活动的午宴上，译林出版社的负责人给每一桌敬酒，感谢大家的支持，到我们的桌前说：“少元，再过几个月你就是译林出版社的人了，替我招呼好大家!” 我在南大上学期间，就常去译林出版社接点文字方面的私活，算是贴补平时日常生活方面的短缺。我在读博期间享受的助学金为每月248元，同学们笑称连个250都够不上。因此，我对译林出版社的领导、编辑们始终存有感情，有了他们的出手相助，我每周可以放心地吃上1-2回南京口味的红烧肉了，同时也有了些积蓄，可以在假期结束回西安时给未婚妻买件像样的外套了。
我毕业后要去译林工作的消息很快就在圈子里传开了。是年12月11号的一个晚上，我刚从大教室上完晚自习回到宿舍，一边喝水一边翻阅《扬子晚报》，荟萃楼的门房师傅在楼下喊道：“301，崔少元，长途电话。” 我就穿着拖鞋匆匆忙忙跑下楼去，拿起电话一听竟然是恩师杜院长打来的。当时的电话通话是这样的：
杜：少元，听说你博士毕业之后要去译林出版社工作？
崔：初步意向，正在谈，还不知道人家最后要不要我。
杜：我和外院都希望你毕业后能回母校工作。英语是外院的大学科，先前从美国回来的何博士（曾任北外副校长）、苏博士 (台湾问题专家) 都调到北京了，就剩下我一个，还是半个博士（意指高等教育博士学位）。
崔：谢谢老师的电话，给我一段时间考虑一下。
随后就是一段静默，我以为恩师已经挂掉电话，但隐隐约约可以听到电话那头还有声息，杜先生的最后一句话将我从南京召回到西安，“少元，学校急需要人才，你是我学生，你不帮我还有谁能来帮我？”
人，命也，运也，幂幂之中似乎终有某种声音在召唤我前行，此所谓第六感觉吧，就如同在英国小说《简爱》里，简爱在遥远的他乡忽然听到有人在呼唤：“Jane, where are you ?” 多么熟悉的声音! Jane 情不自禁的回答道: “Rochester, I am coming.”
就这样，我于1999年4月初带着10多箱书——我的全部家当回到了学习和工作了13年之久的西安，我可以拒绝北京、南京、上海和广州等大城市的诱惑，但我唯一不能拒绝的就是对师恩的回报。
师者如父母，一日为师终身为父，这一中国文化传统已经融入到我的血液之中。
多年以后，当我在悉尼马丁广场附近的办公室仰身休息时，我不止一次会扪心自问：当年回西安是不是一种冲动？回去后是不是感到很后悔？记得，摇滚歌手田震在其名曲《野花》曾这样唱到：
山里的野花为谁开又为谁败
静静地等待是否能有人采摘
我就像那花一样在等他到来
拍拍我的肩我就会听你的安排
假如当初不回到西安外院，不回到恩师的身边，我一生都会感到对导师的愧疚，同时也不会有一段在外院从事教学科研管理的人生经历。在杜院长和其他校领导、同人们的关怀和支持下，我亲手创建的西安外国语学院外国文学与语言研究所后来成了陕西省外国文学基地之一；为了配合学院更名为大学，强大英语学科建设，在英语系原有的基础上吸收了旅游系、出国人员培训部的优秀师资，成立了英文学院，我荣幸地成为创任院长；英文学院、旅游系和出国人员培训部的师生们携手努力，西安外院的英语专业荣获陕西省人民政府“名牌专业”的荣誉。
杜先生，作为院长，不仅仅大力支持我的工作，还对我的个人发展给予了无尽的关怀，正是在他的鼓励下，我申请到了美国福布莱特高级访问学者赴斯坦福大学的机会，我在35岁的时候在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了我的专著《后现代主义与欧美文学》，36岁特批晋升教授。
多年来，杜先生为我的每一个小小进步都给予莫大的鼓励。至今还记得，有一天院办打电话让我尽快去他的办公室，我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一路小跑，到了之后，一边抹去额头的汗，一边问杜先生有什么急事。杜先生从办公桌上的纸巾盒里抽出几张纸递给我，然后示意我坐下，高兴地说道：“少元，你现在了不起啊，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的外国文学家丛书里有你的《亨利.詹姆斯传》。”
回到西安外院工作不到两年，我就逐渐意识到我丝毫不具备做行政的天赋，当研究所所长、系主任根本不是我的擅长，我原本就是一笨拙的书生，读书、教书和写书才是我的兴趣、爱好所在。再者，我的天性原本就很散漫，穿惯草鞋的光脚非要穿上袜子和皮鞋，脚痒了挠个脚也不方便。走路得端着，说话得掂量着，这让我感到非常不自在、不习惯。
真正促使我下决心要离开西安外院的是我申请国家社科奖未能成功，原本我是志在必得的。事后一位老先生分析我失利的原因有两个：缺少团队，和学校的平台太小。关于平台，西安外国语学院地处西北内陆的陕西省，属于省属院校。这位老先生说的不无道理。纵观西安外院最近30年的的人才流失，老院长孙天义教授不无痛心地说：这么多年留在海外的西安外院派出去攻读学位、毕业后滞留在海外的可以再办一个老外院。如果说流失海外的人才很难统计，不直观，那么我们不妨扳个指头数一数这些年有多少人才从外院流向国内的其他院校？
论及人才流失，一方面我们必须承认东西南北地区性差异是根本因素，如兰州大学就很难留住人才。但另一方面难道人才的流失与西外多年的内斗、内耗没有任何关联吗？2002年国庆节期间，我便发现偌大的西安外院已经容不下我去放一张书桌了，说风凉话、使绊子的人还真不少。既然惹不起他们，我便决定主动退出。为此，我先后联系了北京师范大学、清华大学、北京外交学院和浙江大学，但皆因学校不放我档案，最后只能选择客居南半球了。
若干年后，我听杜先生对身边很亲近的人常常唠叨两件事：其一，如果少元在的话，这件事让他去做一定能做成；其二，当初顾虑太多，应当放他调走，他去北京的发展会更大。
时光荏苒，往事如风早已逝去，不可追。作为学生，我对杜先生的教诲心存感激。作为员工，很荣幸为他打工。作为处级干部，我庆幸能遇到这样一位开明的领导。作为一名“儿子“，我很享受先前的那种如父子般的亲情。
我尊敬和感恩先生，故我从南大博士毕业之后义无反顾地追随先生，甘愿做他的马前卒；我崇尚自由和独立，故我半途而废，远离是非之地。未能陪伴杜先生到他的生命终点，这是我一生的愧疚。诚如美国著名诗人罗伯特在《两条路》中所写到的：在你面前有两条路，你选择了一条，就无法选择另外一条。人生充满了遗憾，非此即彼。不过，正因为有了遗憾，我们的人生才少了平淡，多了些精彩。
杜先生走了，但他的音容笑貌将永留人间。纵观杜先生一生，学高为师，身正为范，高山仰止。恩师，请您一路走好, 天堂无肝癌痛苦!
2019年11月20日晚初稿，21日晚修改完毕
最后，请允许我抄录一首杜家弟子所写的藏头诗，以哀悼杜先生。
杜鹃泣血恨声悲，
瑞露滋新忆旧时。
清誉仍随香雪在，
师才已化绮梅枝。
一生万卷儒家范，
路载三千弟子规。
走笔难描功业炳，
好人得道飨专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