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編餘閒話
墨爾本有家周刊，曾刊出梁羽生先生的訪問稿，並以“駕鶴西歸”來表示梁老的辭世。有文化界前輩在雪梨報章上撰文指出，梁老為基督徒，刊物是教會所辦，以異教語言形容梁老的離世並不適切。亦有傳播界前輩在教會雜誌上附和。
而周刊則回應稱，該刊物只是基督教機構所辦的社區刊物，並非以傳福音為目的，而作者也非基督徒。並提出一個很有意思的觀點：“駕鶴西歸”“仙遊”等詞，已深為中國人所用，宗教色彩淡化，把儒、禪、道三教用詞完全從中文裡剔除不用，既不可能，也無必要。
這其實是一個宗教與文化關係的有趣話題。
事實上，世界文化的發展，無不包容著各種宗教內涵。沒有聖經故事，就沒有西方文學；沒有古蘭經，也沒有伊斯蘭文化；而中華文化，則是儒、禪、道三教的衍生。今天我們去閱讀“古希臘悲劇”、“一千零一夜”、“西遊”“紅樓”“聊齋”等文學名著，都能體味某種宗教意味，但它們並非宗教宣傳品。而宗教裡的許多語言，已超越宗教自身，演變成一種文學語言，一種公眾語言，已成為一種文化符號，一種社會精神。
我和許多人都不是宗教信徒，但都喜歡講“博愛”，喜歡看到“慈悲為懐”，喜歡張揚“救人一命，勝造七級浮屠”。口頭禪“My god”、“三生有幸”，也不再是基督徒佛教徒的專利了，你我他，都會隨口而出。
在宗教場所，進行宗教活動，當然使用本教語言為宜。而日常生活中，則沒必要拘泥於本教語言，也無須把宗教用語限於本教範圍。
世界文化，世界語言，具有兼容並蓄的氣度，融滙各種宗教精髓，是人類的共同財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