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弄堂沧桑--《安义坊》漫评
作者:吴中杰  发布日期:2019-08-18 23:49:23  浏览次数:1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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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inbook.jpg    今年南溟基金新书发布会推出四本新作,其中之一是描写上海弄堂生活的长篇小说《安义坊》。评委会主席萧虹博士要我对此书发表评论,说我是老上海,对书中所写内容比较熟悉。这话说得有理。回想我十七岁到复旦大学读书,毕业后留校任教,到今年八十有三,做上海居民已经有六十六年了,资格不可谓不老,虽然生性疏懒,这差使也不好意思拒绝。

但其实,我这老上海的资格,是“爷爷糊”的。我不知道这个上海常用语,翻译成普通话应该怎么说,大概是勉强凑数,并不货真价实的意思。

上海这个城市很复杂,有各种层次的生活,差异很大。就地段而言,有上只角,如卢湾区、徐汇区,有下只角,如杨浦区、普陀区,还有既不算上只角,也不能算下只角的黄浦区、南市区,我也不知道该叫什么角?即使在同一地段,又分很多层次,如上只角里,既有花园洋房,又有弄堂石库门房子,同是弄堂,又有上中下三等。作者所写的安义坊,是卢湾区里的三等弄堂,也就是上只角里的下只角。而我所住的复旦宿舍区,则是“知识分子成堆”的地方,另成一个世界,别有一种风尚,与上只角、下只角的习俗都不一样。可见人与人之间,距离有多大,要了解一个地方的人情风俗,实在并不容易。

当然,毕竟生活在同一地区,时间长了,各方面的人物多少有所接触。所以阅读《安义坊》,我还是感到很亲切,特别是从这里看到许多民俗画面,闻到了时代气息。

上海开埠以后,由于经济繁荣,印刷业、报刊业发达,文人汇集,同时也成为全国文化中心,描写本地生活的作品也就多了起来,但以鸳鸯蝴蝶,才子佳人为多。文学革命开始后,新文学家对鸳蝴派大加批判,这派文学虽然没有灭绝,但已经不那么兴旺了。后来又出现了以张爱玲、苏青为代表的新市民文学,那是在上海沦陷之后的特定环境中生长起来的。不过她们并不专写鸳鸯蝴蝶,而是着重描写小市民的务实、算计的心理。虽然现在有些人将张爱玲吹捧成现代文学的祖师奶奶,有些言过其实,但她对小市民心态的描写,还是很到位的。四九年以后,全国贯彻执行工农兵文艺方针,市民文学当然没有生存的余地了。第一次文代会之后,《文汇报》曾经组织讨论能否写小资产阶级的问题,被何其芳批判了一通,从此成为禁区。周而复的《上海的早晨》是写对资本家的改造的,文化革命中也受到了大批判。在文革之前,还批判过描写家务事、儿女情的作品,要作家们都去写工农兵英雄形象,周扬还说不能写英雄人物的缺点,这才有文革中总结“样板戏”经验的“三突出”理论的出现,简直把文学艺术推上了绝路。

重新把题材放宽,允许写工农兵之外的市民生活,是在改革开放之后的八十年代。最初出现的是写上海的世家大族、闻人大亨和金枝玉叶的作品,既对过去的“横扫”起一定的反拨作用,也表现出某种向慕的心理,很适应市场的需要,所以相当畅销。但这类作品开掘不深,立意不高,描写类同,看多了也有厌倦之感。于是又有描写小市民生活的作品登场,但有些作者其实并不熟悉上海的弄堂生活,或者只是生活在高档的弄堂里,所以描写起来下层社会来,总是隔了一层,有些作品还将小市民写得很下作,脱离了生活真实。

文学可以用各种形式、各种手法来表现,没有一定之规,但真实性是基本原则。这条原则,是五四文学革命运动中确立起来的,革命文学兴起时就大加冲击,四九年以后更多次批判,改革开放的潮流终于为它恢复了名誉。但要坚持文学的真实性,却也并不容易。

《安义坊》之所以值得肯定,就因为它真实地反映了上海三等弄堂的生活风貌,准确地描写出小市民的精神世界。

过去从革命观点出发,对小市民常持批判的态度,说他们庸俗,缺乏革命理想。这种批判,不能说毫无道理,但是却并不全面,因为他们还有另一面:善良,务实。作者金幗敏女士,本人就是在三等弄堂里长大的,她似乎并不曾受到很多革命理论的影响,也不想去迎合书籍市场的需要,她所根据的是亲身经历过的生活实际,她所写的是曾经朝日相处的熟悉的人,她写出了上海小市民性格的复杂性。这些人爱虚荣、好攀比,追求小日子的安逸和舒适,没有高远的政治理想;但是心地善良,富有同情心,当革命风暴来临时,他们有看热闹的爱好,却无害人之心,当弄堂里有人被抄家、被批斗、被剃阴阳头、被罚扫街时,他们却充满了同情心,在可能的范围内,还伸出援助之手。这大概也是他们缺乏革命性,持有小市民习气的好处。因为他们另有一种文化习俗,另有一种道德标准。

他们的文化习俗和道德标准是从哪里来的?是从通俗文艺中来的。小说的叙述主体“我”,自称她母亲是个戏迷,人称“戏迷新嫂嫂”,这位母亲的所有文化知识都是从戏文中来的。其实,这并不是个别现象,只是迷的程度不同而已。这就是京戏、越剧、评弹、沪剧、还有各种地方戏在上海能够生存发展的原因。这些戏曲,对小市民有不好的影响,如愚忠思想、如对庙堂和富贵的崇拜;但也有好的影响,如除暴安良、同情弱者、联手互助等等。正是这种好的道德影响,使得文革风暴在上海弄堂里得到某种程度的缓冲。也正因为戏曲文化有那么大的思想力量,所以江青执意要搞京剧改革,要用“革命样板戏”来取代传统戏剧,想使人们个个学得像李玉和、郭建光、方海珍、柯湘。这不是艺术问题,而是政治思想问题。但是,靠政治力量而风行的东西,必然也要随着政治势力的衰落而衰落。

《安义坊》几乎涉及文化革命的全过程,还带到以前的多次政治运动,但它并并没有正面去描写运动本身,而是着重描写这些运动在小市民中的影响和小市民的心理反应。俗语说,患难见真知。正是通过灾难性的政治运动,小市民的性格才表现得更充分、更完整。

小说用了很多上海方言,连叙述语气也是上海式的,这对描写上海弄堂生活比较贴切,而使上海人读了感到很亲切。但是,外地人读起来,也许会成为一种障碍。比如,第四九页上,就用了好些上海方言,我这里举三个例子:一、“洪先生,侬山墙上藤条挂的斜气好看!”二、“我们上海的地下土是最推板的”;三、“小姑娘这样武头辟拍,像啥样子啊,不作拍,嘸没腔调。”第一、二句,我能读懂。“斜气好看”是“非常好看”的意思,“最推板”是“最差”的意思。但第三句中“武头辟拍”、“不作拍”,我就不知道是什么意思了。我这个老上海都不懂,外地人怕更读不懂了。

方言文学,一直是个有争议的问题。早在西汉时期,扬雄就写过一本《方言》,专门研究方言学,时代太远,这且不去管它。就小说而言,晚清的小说就有用方言写的,那时海上文人,有许多是从苏州常州一带过来的,所以用的是苏州方言,有些是全用苏白,有些是叙述用普通话,对话用苏州话,但没有发展下去,因为外地人读不懂。后来,周立波的《山乡巨变》用了一些湖南方言,湖南人很高兴,但别地方人也有意见,觉得读起来别扭。曾经讨论过该不该用方言来写小说,并无结论,也不可能有什么结论。但这毕竟是值得思考的问题,所以在这里附带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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