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久前，有一位前国会议员(华裔)带领一帮原台湾国民党背景的人士参加了一些民运人士召开的庆祝会，在这个会议上各人各说各话，你说争民主，他说反共匪，说不到一块儿，结果不欢而散。
他们是分属于两类人，一类叫做反共人士，另一类叫做民运人士，他们虽然在政治理论上都反对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但在很多方面是不尽相同的，有时甚至可以说他们是“两股道上跑的车，走的不是一条路”。
反共人士始终不肯正视“中华民国”早已灭亡和被中华人民共和国所取代的历史事实，对失去的“天堂”耿耿于怀，存有复辟愿望；而民运人士则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是一个划时代的历史性进步，“中华民国”已经一去不复返，他们背上没有失败的历史包袱。
反共人士没有祖国观念，民族意识较为淡薄，拒绝“一国两制、和平统一”方针，坚守不同花样的台独主张，而民运人士心中有祖国，具有一定的民族意识，在原则上是不赞同台湾独立的。
反共人士从小接受反共教育，具有强烈的反共心理暗示。那位前华裔国会议员虽然长在澳洲，但是他那来自台湾的家庭从小给他灌输的是反共思想，使他在心理上早已有了对共产党妖魔化的暗示。比如他说：“我的办公室里挂着一幅<六四>图片，一个年轻人挡坦克的图片，这个年轻人是英雄，另一个英雄是开坦克的(解放军)，他敢违抗(共产党上级)命令，不从年轻人身上压下去。”这幅图片明明是解放军坦克部队纪律严明、礼让和躲开老百姓的真实记录，却被他说成是共产党的残暴事例。人们会奇怪地问道：“您怎么知道共产党上级命令那坦克从年轻人身上压下去？”他肯定哑口无言而回答不上来，因为他没有证据，那他为什么要这样说呢？原来他的心理早已有了“共产党杀人放火”的暗示，这种暗示是不需要任何事实和法律依据的。
而民运人士毕竟从小接受共产主义的教育，亲见亲闻解放军和人民群众的鱼水深情，使他们在观察和分析中国问题时少了一些反共的心理暗示，往往比反共人士多了点实事求是，只要不是昧良心，他们当中的任何一个人都说不出那位前国会议员那样的话。
传统上的反共理念是主张颠覆共产党的；而新的反共理念是主张“民主”地取代共产党的，就是说他们不再视共产党为颠覆的对象，而是视之为民主政体的一个组成部份。我们不妨将二者称为反共的两个阶段，前者为“反共的暴力与低智商阶段”，后者为“反共的和平与高智商阶段”。相比较而言，后者比前者进步。一般来说，民运人士属于后者，为了将他们和传统上的反共分子区别开来，故名“民运人士”。
2008年有个人起草了一个什么<宪章>，鼓吹暴力革命和颠覆现有政权，这不仅是违反中国宪法和法律的犯罪行为，也是向反共暴力与低智商阶段的一种倒退，更是对民运理念的一种亵渎行为。他若获奖应是“暴力奖”，然而他获得的竟是2010年和平奖，这是多么讽刺和滑稽的一件事啊！全世界多数华人反应冷淡，曾经的民运人士并不为之热乎，这就完全不足为奇了。
2010年11月30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