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起来，其实我没有上过饶老师一天的课，我称他为老师是因为他是我的博士论文的校外考试委员。我的博士论文是关于世说新语的。根据悉尼大学的规定，必须由一位校内的和两位校外的考试委员审阅通过。两位校外的考试委员中，一位是翻译世说新语为英文的马汉茂 Richard M. Mather 教授。另一位就是饶宗颐教授。有幸两位考官都通过了我的论文，所予评语，令我感动。古代考试的习惯，考取进士的要拜主考官为师，我也就援例认了饶宗颐教授为老师了。

饶老师的女儿移民到澳洲，有一次他去探亲的时候，通过刘渭平教授，我有幸与饶老师见面，以后他每次来澳洲我都得以亲炙教诲，得益良多。我们和饶老师的家人也熟悉起来，两家人常常相聚在一起。三代围坐在一张大圆桌用餐，其乐融融。席间老师会告诉我他近来游了什么地方，作了什么诗，在关注什么研究，或在国内看到什么新发掘出来的文物， 使我得到很多宝贵的知识，更让我见识到老师治学的方法，感受到他的治学精神。我也不时将自己研究时遇到的问题请教老师，因此，通过我，老师对澳洲汉学的教学和研究有难能可贵的贡献。

我们在悉尼，自然该尽地主之谊，有时外子驾车和老师出游，领略悉尼附近的山水。在蓝山，老师很欣赏那里磅礴的山景，层岩叠嶂，一时兴起，提笔写生。当时大家都没有准备纸笔，临时只好用圆珠笔在一张餐巾纸上打稿。后来我看见老师的画册中有一幅蓝山的大画，可能就是按那幅底稿画成的吧？我们在中海岸的海边有一间度假屋，老师也去住过。朝夕潮涨潮落，都可聆听拍岸的涛声，因此老师赐名“听涛居”。那里有一张很长的桌子。当年老师的画都是大幅巨幛，每张都有十几英尺长，所以那张桌子正足以让老师施展他雄奇的画风。

在饶老师访澳的时候我曾请他为悉尼大学中文系的老师做了一次演讲。从我和饶老师的谈话中，我深知他经常被邀请到国内去参观最新的考古发现，所以我就请他为我们讲讲当时最新的考古现状。

悉尼大学的中文系在澳洲是最历史悠久的，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在大卫斯教授领导下建立了东方学系：包括中文日文两种语言文化。在我之前已经造就了几位中文博士，分别在澳洲、纽西兰、香港各大学的中文系任教或成为创系主任。这个系在中国尚未强大的年代，算是一个冷门，人数虽不多，但都是真正爱好中国文化的学生，不像如今，个个都是为了学中文能有好的出路，才蜂拥而至。当时我觉得饶老师要谈的内容，学生们还没法吸收，所以只邀请了系里的老师听讲。事实证明在这样一个亲切的气氛里，交流很融洽。饶老师提到一些当时鲜为人知的考古发现，有些甚至尚未公布，让我们感到庆幸能听到如此新鲜的资讯。同事们虽然都不是考古学专业的，他们的问题倒很有水准，使我在老师面前觉得不失面子。这是饶老师与悉尼大学中文系的一次有意义的交流。

我也曾在悉尼为饶老师的研究尽了一点绵力。记得当时老师可能在关注汉字的起源与其他古文化的文字的起源的比较，需要一些西亚和欧洲古代文字以及符号的参考书。我想这一类的书籍，当时的香港恐怕不多。我请教了一位考古系的朋友，从悉尼大学图书馆借了一些这方面的书，对我说太过专业，我在这方面的英语词汇又缺乏，所以读之如同天书，老师却津津有味地仔细研读。后来老师出版的《汉字树》一书，就曾引用过这些书里的资料。老师惠赐我一本，并由我转赠一本给那位考古系的朋友。这是悉尼对老师的研究作的一点小小的贡献。 《汉字树》一书，从比较的角度试图找到中国最早的符号与文字与其他古文化的关系。他认为我们最早的文字和符号与西亚、希腊和埃及的有些字母和符号有异曲同工的地方，但究竟是我们的西传还是他们的东传，暂时还不能确定，因为这方面的资料太缺乏，两种可能都不能否定。这就是说：饶老师不是一个狭隘的民族主义者，在没有证据以前，绝不维护一切起源于中国的偏激看法，他这种客观的态度，有些国人也许不一定赞同，但我个人认为这才是饶老师作为中外学者同样景仰的大学者应该有的胸襟。

饶老师是潮州人，当然也是全球潮州人的骄傲。一年，全球潮州同乡会在悉尼召开，邀请老师演讲。老师未能亲身前来，要我代表他说一说他与澳洲的缘分，我接到这个任务，诚恐诚惶，总算没有辜负所托，在大会上作了言简意赅的演讲，并加插老师的书画，试图做到图文并茂的效果。潮州人公认在商业方面有过人的才能，老师对文化的贡献当时还未普遍为人所知。我有机会着重把潮州人这方面的功绩显现出来也是我的荣幸。

总而言之，饶宗颐老师和悉尼还是很有缘份的，他不但在学术上影响了澳洲的汉学界，也在研究的过程中借助过澳洲的图书。悉尼附近的山水和清静的环境也曾经一度为他提供艺术生涯中有利的时间和空间。